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余秋雨教授推荐并作序！

《相约星期二（发行十周年纪念精装版）》的作者米奇·阿尔博姆是美国一位颇有成就的专栏作家、电台主持，步入中年以后虽然事业有成，却常常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昔日自己最尊敬的老教授身患不治之症，便前往探视，并与老教授相约每周二探讨人生。本书的主要篇幅就是记述这些谈话的内容。最终，老教授撒手人寰，但作者却从他独特的人生观中得到了启迪，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本书语言流畅，寓意深远，在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且有可观的市场潜力。

一个偶然的机会，作者米奇·阿尔博姆得知自己最尊敬的老教授身患不治之症，就前往探视，并约他相约每周二探讨人生。《相约星期二（发行十周年纪念精装版）》主要篇幅就是记述这些谈话的内容。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一九九四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一年以后与世长辞。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在老教授缠绵病榻的十四周里，每周二都上门与他相伴，聆听他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老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

对于作者米奇·阿尔博姆而言，与恩师“相约星期二”的经历不啻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读人生必修课的机会。这门人生课震撼着作者，也藉由作者的妙笔，感动了整个世界。

十周年序

最后的课程——《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序

必修课程

课程大钢

学生

视听教学

入校

教室

点名

第一个星期二——谈论世界

第二个星期二——谈论自怜

第三个星期二——谈论遗憾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教授

第四个星期二——谈论死亡

第五个星期二——谈论家庭

第六个星期二——谈论感情

教授，第二部分

第七个星期二——谈论对衰老的恐惧

第八个星期二——谈论金钱

第九个星期二——谈论爱的永恒

第十个星期二——谈论婚姻

第十一个星期二——谈论我们的文化

视听教学，第三部分

第十二个星期二——谈论原谅

第十三个星期二——谈论完美的一天

第十四个星期二——道别

毕业

结尾

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T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流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检查，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张特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医生看着他的试验结果说。

“为什么？”莫里问。“是什么病？”

“我们还无法肯定。你的节奏很慢。”

节奏慢？那是什么意思？  最后，在1994年8月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经科医生的诊所，医生让他们坐下，然后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即卢·格里克氏症，这是一种凶险、无情的神经系统疾病。

没有治疗的方法。

“我是怎么得病的？”莫里问。

没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么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医生说。非常遗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将近两小时，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离去时，他给了他们一些有关ALS的资料：几本小册子，似乎他们是在开银行账户。外面阳光朗照，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一位妇女急匆匆地往停车收费机里投钱，另一个拎着食品杂货走过。夏洛特的脑海里翻腾着无数个念头：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我们该如何应付？我们该怎么支付这笔医药费？

我的老教授则为他用围的正常生活节奏而感到震惊。难道世界仍是那么的无动于衷？难道没人知道我的厄运？

然而地球并没有停转，它丝毫也没在意。当莫里无力地拉开车门时，他觉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个深穴。

“现在该怎么办？”他寻思着。

就在他寻找答案时，疾病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侵蚀着他。一天早晨，他把车子从车库里倒出来，因踩不住刹车而只好熄掉了引擎。从此他便告别了驾驶。

他经常绊倒，于是他买了根拐杖。从此他便告别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会游泳，但发现自己换衣服有了困难，于是他雇了个家庭护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学系学生——他帮莫里进出水池，帮他更换衣服。更衣室里，人们装着不去注视他。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从此他便告别了自己的隐私。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兰代斯校园上他最后的一堂课。当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学校方面能够理解。何必要在众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里。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没有想到要放弃。

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教室，走进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于拿着拐杖，他手脚不利索地来到座位旁。他终于坐了下去，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望着一张张在一片死寂中注视着他的年轻的脸。

“我的朋友们，我想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上社会心理课的。这门课我已经教了二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修这门课有点冒风险，因为我得了绝症。我也许活不到这个学期的结束。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麻烦而想放弃这门课，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笑了。

从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它不断熔化你的神经，使你的躯体变成一堆蜡。通常它从腿部开始，然后慢慢向上发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时，你就无法再站立起来。等你控制不了躯干的肌肉时，你便无法坐直。最后，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你只能通过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则被禁锢在一个软壳内。或许你还能眨眨眼睛，动动舌头，就像科幻电影里那个被冰冻在自己肉体内的怪物一样。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五年。

医生估计莫里还有两年的时间。

莫里知道还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他头顶悬着利剑、走出诊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还是不虚度剩下的时光？他问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将勇敢地去面对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为他最后的一门课程，作为他生活的主要课题。既然每个人都有一死，他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让别人去研究。他可以成为一本人的教科书。研究我缓慢而耐心的死亡过程。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

莫里将走过最后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旅程。

秋季学期过得很快。药的剂量又增加了。理疗已经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护士去他家中帮助他活动日见萎缩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们像从井中抽水那样上下屈展着他的腿。按摩师每星期来一次，舒缓他不时感到的肌肉僵硬。他还请了默念师，在其指导下闭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渐渐化成一口气，吸进吐出，吸进吐出。

一天，他拄着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后摔倒在马路上。拐杖换成了学步车。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来去卫生间也使他不堪重负了。于是，莫里开始用一只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时还得扶住自己，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们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难堪，尤其是到了莫里这样的年龄。但莫里却和我们不同。当熟悉的同事们来看望他时，他会对他们说，“听着，我要尿尿了。你能替我拿着瓶子吗？你行吗？”

通常他们都能这么做，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事实上，他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他和一些讨论小组的成员一起讨论死亡，讨论死亡的真正含义，讨论各个社会阶层是怎样由于对它的无知而惧怕它。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来看望他，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他们遇到的难题——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莫里是个出色的听众。

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变化，但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有力，那么吸引人，他的脑子仍在活跃地思维。他要证明一件事：来日无多和毫无价值不是同义词。

新年乍来即去。虽然莫里对谁都没说，可他知道1995年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现在已经用上了轮椅，他在争取时间对所有他爱的人说他想说的话。当布兰代斯大学的一位同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时，莫里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回来后他显得很沮丧。

“太可惜了，”他说。“他们在葬礼上说得那么好，可艾文再也听不到了。”

莫里有了个念头。他打了几个电话，选好了日子。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几个好友在家里为他举行了“活人葬礼”。每个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词。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诗：

“我亲爱的表哥……

你那颗永不显老的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将变成一棵

稚嫩的红杉……”

莫里随着他们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话语都在那天说了。他这场“活人葬礼”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只是莫里并没有死。

事实上，他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页即将掀开。

P7-15

亲爱的读者：

《相约星期二》出版十年了。值此十周年之际，他们要我添几笔感想。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而且我相信它也改变了世界上其他读者的生活。我该从哪里下笔呢？

也许可以从一桩我没有写进原稿的小事开始。我本来是想把它写进书里的，出于某种原因我把它遗漏了。那么，过了这么多年，我再把它写出来：当我第一次给身患ALS重症的大学教授莫里·施瓦茨打电话时，我觉得有必要再做一番自我介绍。毕竟我们分手已经有十六年了。他还会记得我的名字吗？在学校时，我称呼莫里为“教练”。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缘于哪次体育活动。嗨，教练。你好吗，教练？

那天当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时，我咽了咽口水说，“莫里，我叫米奇·阿尔博姆，是七十年代那会儿你的学生。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怎么不叫我教练？”

就是这句话开始了我的旅程：从那个电话到第一次带着愧疚的心情去西纽顿；从接下来的十四个星期二到莫里慢慢地、令人揪心地衰竭，直到安静、不失尊严地死去。然后是他的葬礼，我独自的哀悼，在地下窒里写这些文字的日日夜夜，书的小印量首印以及预料不到的接下来的两百次重印。这段旅程不仅走遍了这个国家，还走到了其他的国度。我目睹了这本书在许多学校里讲授，在婚礼和葬礼上诵读。伴随这段旅程的还有不计其数的书信、电子邮件、评论以及来自陌生人的含泪的拥抱。所有要表达的都可以归结为：

你的故事感动了我们。

但这不是我的故事。

这是莫里的故事，莫里的馈赠，莫里的最后课堂。我是受赠的一方。你怎么不叫我教练？

我忘了。他记着。

汶就是我们之间的不同。

莫里就这样改变了我。现在我记起了所有的事，如何还能不记得？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在被问及我的老教授。我经常开玩笑说，这本书是他对我那么多年遗忘他的惩罚。我现在成了他终生的学生，每个秋季、春季和夏季都要回来上同一门课程，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我乐意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莫里总会教给你些什么。三十年前，当他胡子拉碴穿着一件黄色的翻领毛衣在教室前手舞足蹈时，我就有这种感觉；后来当病魔使他脆弱僵硬的身躯瘫倒在沙发里、说话气若游丝、甚至需要我去转动他的脖子才能看我时，我仍然这么觉得。

这时的他还和以前一样睿智可爱。而且他证明了他是一个终生的教师：这是他曾经的愿望。

作为依据，当我开始构思这篇序言时，我重新翻阅了我们俩的谈话记录，梳理了所有的录音带并按不同的主题整档归类。我听着莫里的话音，流连忘返，并希望能发现某个新的音律，它能让我回味，能为过去的故事带来新意。

接着我便发现了这个主题：“来世”。

莫里自己承认，他成为不可知论者已经有许多年了。但当ALS的诊断报告出来后，他开始重新思考，开始新的探索，钻研起宗教学说来。

根据我的笔记，我们在1995年8月的一个星期二谈到了。这个话题。莫里告诉我他原来相信死亡是冰冷的，是人生的绝笔。“你入了土，就完事了。”

但他现在不这么认为。

你现在是什么观点？我问。

“我还没有成熟的想法……”他说，还是一贯的坦诚。“然而，这个世界太和谐，太美丽，充满了诱惑，很难相信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前因后果的意外。”

曾经的不可知论者居然会这么说？这个世界太和谐，太美丽，充满诱惑，很难相信人生是一场没有前因后果的意外？而且，你要知道，这时候的莫里已经病人膏肓，需要别人替他梳洗，替他擤鼻涕，替他洗屁股。

和谐，美丽，如果拖着如此衰竭和艰难的病躯的莫里也能发现世界的魅力，那么对我们而言还有什么难的？

人们经常问我怀念莫里什么。我怀念他对人性的执着，怀念他那双乐观面世的眼睛，怀念他的笑声。我真的怀念这一切。那天莫里讲到来世，还谈及了他对转世化身的愿望：如果他再次投胎，他希望做一只羚羊。在重读这一片段时，我注意到我还说了一句调侃莫里的话：“好的是你能轮回转世了，”我说，“坏的是你得待在沙漠的哪个角落里。”

他说“没错。”他咧嘴笑了。

那样的逗乐有很多次。也许这很难让人相信，因为死亡就在你的身边徘徊。但我们确实这么做了。没有人能像莫里那样笑口常开；没有人能把一个老套的笑话铺陈得更长。听我说，有那么几天我跟他讲“敲敲打打玩笑”，他紧张得要命。

这就是我所怀念的：他的耐心，他引经据典的谈吐，他对食物的偏好，以及他眯缝起眼睛听音乐时的神态。

然而最让我怀念的，（它听起来很普通或许还有点自私，）还是当我踏进屋子时莫里眼睛里闪烁的喜悦。可是当某人喜欢——是真心的喜欢——见到你时，你的心确实会被融化。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回想起那些个星期二，当我走进那问窗前满是木槿植物的书房时，个人的情感所累也好，工作的重负也罢，都会在莫里迎候我的目光中烟消云散，因为他是真的想和我在一起。他眼睛发光，耳朵竖立，嘴巴笑成一种怪怪的牙齿横露的模样，以示对我的欢迎。其他人告诉我他们对他也有相同的感受。也许是洪水猛兽般的疾病剥夺了他的一切生活乐趣，就连生活琐事里的那点自我专注也无法拥有，只能“毫无保留”地交与他人；也许是他想更多地享受时间。我无从知晓。

我所知道的是，我俩在一起度过的那些个星期二就像是从一个不能移动臂膀的人那里接受到的长长的拥抱。这是我最最怀念的。

在这本书出版的十年里，我被无数次地问及是否期待过它会畅销。我的回答通常是摇头、微笑和一句“做梦都没想过。”事实是，这本书最初很难找到归宿——许多出版商对它没有兴趣；某个出版商甚至说我对什么是回忆录都不懂。要是换上其他的情形，我很可能就放弃了。

我没有放弃的原因，或者说这本书能够找到它的读者的原因，正是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打算去写一本畅销书，我只是想帮莫里支付一点医疗费。正因为如此，我多了一份执着，少了一份胆怯。我坚持不懈直到终于找到一家出版商。当我告诉莫里书能出版了，我们可以支付他的医疗账单时，他哭了。

我经常对自己说，这就是《相约星期二》的终点了；即使在动笔之前我就这么想。我做了我想做的——一个小小的善举以回报他给予我的无数的恩泽。然而事实上，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

从那以后，这本书在几十个我从未去过的国家出版了，被翻译成了几十种我不懂的语言。它被改编成一部电视电影，大明星杰克·雷蒙告诉我，扮演莫里是他最满意的角色。它还被改编成舞台剧在全国上演。教育系统、大学、殡仪馆、救济院、教堂、犹太会堂、读书俱乐部以及慈善机构都在使用它。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这一切的谦卑之感，同时又深为莫里感到自豪：他那温文尔雅的睿智如同雪球一样在世界各地的街头越滚越大。我不由得去响应他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确实太和谐太美丽了，很难相信人生是一场没有前因后果的意外。

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能不断关注ALS直到人类彻底消灭这一顽疾。我也希望这本书能时刻提醒人们：和别人相处的时间是何等的宝贵。我希望它永远在颂扬人类最珍贵的资源——教师。我还希望不管莫里身在何处，他都能快乐地跳着舞；他配这么做。

那天我问莫里什么是最完美的来世？他的选择是：

“我的意识还活着……我成了宇宙的一部分。”

我想到了所有读过这本书和将要去读这本书的人们，我满怀感激地相信，莫里能够梦想成真。

2007年7月

我有时回头看看以前的那个我，那个还没有重新找到莫里时的我。我想跟他交谈。我想告诉他生活中应该追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样的错误。我想让他感情更开放些，不要受商业价值观的诱惑，去倾听你所爱的人的话语，就像你是在最后一次倾听他们的说话那样。

我最想告诉他的是要他乘上飞机去看望马萨诸塞州西纽顿的一位可亲的长者，而且事不宜迟，要赶在他患上重病、连跳舞的能力也丧失之前。

我知道我是无法这么做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擦掉生活过的痕迹，同样也不能重新再生活一次。然而，如果说莫里·施瓦茨教授教会了我什么的话，那便是：生活中没有“来不及”这个词。他直到说再见的那一天还在改变着自己。

莫里逝世后不久，我在西班牙见到了我弟弟。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对他说我尊重他的距离感，我所希望的是能和他保持联系——不仅是过去，还有现在——让我的生活中尽量拥有他。

“你是我唯一的弟弟，”我说。“我不想失去你。我爱你。”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几天以后，我在传真机上收到了他的信。信打印得很凌乱，标点不准确，而且全是大写字母，这是我弟弟的书写特征。

“你好，我也跨进了九十年代！”信的开头写道。他还写了几件小事，他这个星期的活动，还有几个笑话。他最后的结束语是这么写的：

我眼下得了胃灼热和腹泻_一生活真他妈的差劲。以后再聊？

[签名]烂屁股

我大笑不止，直到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写这本书主要是莫里的想法。他把它称作是我们的“期终论文”。这项工作的最大收益在于它使我们靠得更近了。听说有好几个出版商对它表示出兴趣，莫里非常高兴，尽管他生前没来得及和他们见面。书的预付金帮助莫里支付了巨大的医药费用，对此我们都非常感激。

书名是有一天在莫里的书房里想到的。他很喜欢起名。他先提了几个建议。后来我说，“叫相约星期二怎么样？”他不无腼腆地笑了，于是我知道书名已经定了。

莫里去世后，我翻出了几只装有大学旧物的盒子。我发现了一篇他的一门课的期终论文。它离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论文的封面上有我用铅笔写给莫里的话，下面是他写的评语。

我的开头是，“亲爱的教练……”

他的开头是，“亲爱的队员……”

不知怎么的，每次我看到它时，我就会更加怀念莫里。

你一生中遇到过一个好老师吗？他把你视作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他会用智慧把你打磨得璀璨发亮。如果你幸运地找到了一条通向他们的途径，那么你在生活中就不会迷失了方向。有时这条途径只在你的脑子里；有时这条途径就在他们的病榻边。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课堂上不需要书本。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这门课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