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到罗马的漫漫丝路上，敦煌、吐鲁番、撒马尔罕、拜占庭，一路流溢着唐人所唱的“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本书就从小小花果着手，把丝路诸国和花果有关的艺术品串成珠串，作一个穿越时空长廊的掠影回顾。我们不妨来神游这条丝路。看一看千年前的东、西方人们是如何和平交往，以及对异族文化充满好奇、宽容和热爱。

前言  1

缘起  1

葡萄地中海篇  7

葡萄西域篇  17

天马榴花自西来  28

在无花果树影下  40

古道西风哈密瓜  50

枣椰  59

橄榄树  71

月桂  79

没药89

乳香  96

兰陵美酒郁金香  105

寻找蓝莲花  114

跋  122

主要参考书目  125

图版  129

缘起

本书讲的是一些花果在丝路流传的轶闻趣事。

丝绸之路，中国史书往往以“张骞通西域”开篇。的确，在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前86年在位)时代，张骞有两次凿空之行，大将卫青和霍去病把匈奴逐离了祁连山；李广利远征大宛，赢得天马和葡萄的来临。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人掌握丝路东端的开始。从汉武帝时起，到唐帝国与大食争夺中亚的达逻斯战役(751年)和安史之乱(755～765年)为止，近千年来中国在丝路的地位举足轻重，史称“汉唐雄风”。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两件事对丝路的形成影响巨大，不可不提。

首先，在丝路开辟之前，早在青铜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代，东西方之间早就出现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商路，原是斯基泰、匈奴、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迁徙开辟出来的：从河西走廊穿过新疆、中亚，或通过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南部，再由黑海、高加索地区一直通往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欧亚之间的青铜器、陶器、药材、毛皮、漆器等物品，就通过这条商路进行交流，史称“斯基泰商道”。在中国，那是一个东王公远游去会西王母的神话时代：屈原在(《楚辞》中向往着西方，“登昆仑兮食玉英”(《涉江》)；宋玉遥望大雪山，感叹“层冰峨峨，飞雪千里”(《招魂》)。

屈原虽未曾登上昆仑，他故乡的楚国物品却代之西游。考古发现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西麓的巴泽雷克(Pazyryk)有一个公元前5～前4世纪的冻墓，里面出土了战国时楚国的凤纹丝织品和青铜四山纹镜。无独有偶，1996年在中亚撒马尔罕附近Kok 17epe的游牧公主墓中，也出土了一枚公主日常梳妆用的中国青铜镜，背面布满云雷纹，直径18．6厘米，年代为西汉早期(公元前3～前2世纪)。由此一斑，可见“斯基泰商道”的年代之早，流传之远。

其次是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29年到前323年，年轻的马其顿雄主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teat)向东方远征，西起希腊马其顿，东至印度河流域，南临非洲尼罗河第一瀑布，北界欧洲多瑙河与中亚锡尔河，真正打通了从爱琴海到帕米尔高原的通道。由此地中海沿岸、中亚、南亚都广泛受希腊化影响，在丝路开拓史上的意义绝不亚于“张骞通西域”。亚历山大在中亚的玛拉干达城(撒马尔罕古称)与大夏公主柔克珊娜(Roxanne)成婚，把希腊化文明带入粟特、大夏和北印度，止于与中国仅一山之隔的兴都库什地区。

亚历山大东征后近两百年，据《史记大宛列传》，公元前138年到前126年，张骞首次西使，数次从匈奴虎口脱险，亲身来到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和康居。西域诸国从这个温文有礼的汉使那里，首次听到了遥远的汉帝国的消息。很快，公元前101年，大将李广利领着汉军万里远征大宛，不惜抛下无数白骨于大漠黄沙之间，终于牵走了大宛人珍匿的汗血宝马。中亚周边的大国，如安息波斯、条支(塞琉古朝叙利亚)、黎轩(托勒密朝埃及)、身毒(古印度)都震慑于汉帝国的强大与迫近，开始与汉互通使节和贸易，遂有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路既开，多少求法的高僧，载货的商队，辛劳的使臣，卖艺的胡儿，流放的诗人，出征的壮士，在漫漫黄沙中走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丝路繁盛，萨珊波斯使臣多次来到北朝的大同和洛阳，胡风熏染着北朝的宫廷。许多著名佛教石窟在此时陆续开始开凿，如敦煌莫高窟(始于前秦建元二年，即366年)，大同云冈(始于北魏和平年间，即460～465年)和洛阳龙门(始于北魏太和十七年，即493年)。P1-3

“西域”是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其核心则是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西域一度位于古代东西方交通的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连接百国千城，肩负着送往迎来的重任。形式各异的民间和官方商贸、朝贡活动，使地中海文明与东亚、南亚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由于北方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不时纵横驰骋，南下牧马，草原文明也随着金戈铁骑涌入这里。西域于是成了古典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多元文明的荟萃融合，使之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独特风貌。

西域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民族的多元性、语言的多样性，使西域研究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民族、民俗、艺术、宗教、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遗传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门难度很高的综合性学科。正因为具备殷实充足的内涵，拥有神秘奇美的色彩，艰辛困苦的探索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惊喜，使西域研究反而充满牵魂动魄的巨大魅力，吸引了大批学者甘为之衣带渐宽，九死不悔。这套丛书就是这样的一些学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

季羡林先生多次说过：“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交流给古老的文明注入新鲜的血液，使之常新长盛，生生不息。交流满足了人类好奇的天性。人类的好奇心将永远跨越千山万水，对遥不可及的彼岸倾心向往，研寻不已。

西域研究就像是为人类好奇心打开的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的中国人经过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去了解关外的奇异世界；大秦、黎轩、波斯、粟特的使团、商队则穿过浩瀚的沙漠纷至沓来，让古代中国为西方世界所认知；东与西的交流因之而成为可能。

可以说，西域研究开凿了一条时空隧道，让我们能够沿之前往寻觅、触摸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轨迹。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研究者和读者一起感受西域历史文化的绮丽壮美，分享上下求索、神游千年的快乐。通过这窗口，象牙塔内的工作更广泛地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同时，我们也热切盼望感受和了解使更多有兴趣的朋友投身到西域研究中来。

 余太山

  2004年5月21日

这是一本休闲的小书，初提笔是在1998年，坐在杭州家中窗下，树影婆娑，我一边写着葡萄石榴的故事，一边梦想着“通往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事实上我的丝路梦游到了喀什噶尔，眼前就开始一片茫然——是时并没有想到五年后，我会有幸参加中亚阿弗拉西阿卜遗址的考古发掘，在漫天烟尘中抚摸亚历山大焦红的宫墙，用狼毫刷一寸寸地启出哈喇汗王朝天青色的壁画，在46度的骄阳下啃着“撒马尔罕的金桃”。

2000年夏在敦煌遇到新疆《丝路游》杂志的段离主编，她曾激赏我的旧文((葡萄美酒夜光杯》“赞美诗”式的行文风格，约我写成一个丝路花果系列。而我心中暗自惴惴，此时意识流的写法是不清晰的：丝路流传的葡萄纹样从何而来，往何处去?它背后的文化脉络需要梳理，需要“从混沌到有序”。2000年9月我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师从敦煌学家韦陀教授学艺术考古。汗牛充栋的各种古籍和西文资料，一点点向我展开了千年丝路渺远的人欢马嘶。在大英博物馆，我随韦陀导师进入斯坦因密室，研读敦煌绢画。韦师曾为了一幅敦煌残画，而奔走于伦敦、巴黎、德里、台湾之间，花几百个不眠之夜，终于把几千张碎片拼成全图，不惜把眼睛给拼坏了。感动之余，我也在脑海中默默开始拼图，虽然几近儿戏。几年涓滴之间，一些花果纹样渐渐舒展开了藤蔓，沿丝路倘佯。

如今此书能得成篇，首先要感谢我的母校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0fOriental & Africall Studies，Univeisity of London)，感谢恩师韦陀教授(Prof．Roderick whitfield)和师母朴英淑教授(Dr．Yourgsook Pak)对我三年来学业上生活上的多重关心和照料，他们两位的渊博学识和谨严的治学风格，令我耳濡目染，终生受益。其次要感谢我敬爱的老师汪涛博士(Dr．Wang Tao)的精彩授课。再则要感谢中亚艺术协会(Circle 0f Inner AsianArt)全体同仁：如师如姊的几位女博士Dr．Madhuvanti Ghose、Dr．Lilla RLlssell-Smith和Dr．Laura Vigo，还有Ms．Hilary A．Smith女士，Mr．Burzine Waghmar师兄，Ms．Marjo Alafazo和Ms．Eva Mlaude学姐。他们与我为期刊CIAA而共度了几年辛苦而愉快的时光。好友林董先生和邵美华小姐向我提了许多文章修改的建议，令我获益良多。另要感谢在英亲密好友Ms．Dawn Carlyre、Mrs．Iris Shadbolt、朴盛实女士和朴重华先生贤伉俪，牛津的Mr．Alexarlder。Morrison。诸位友人对我的友情与宽慰，令我如沐春风。

在国内，我要感谢几位与我有师恩的前辈：社科院历史所余太山教授作为丛书的主编，对拙文一一过目和修改，殷殷敦促后辈之心，岂需言表。深切感谢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于2002年11月邀我访问北大。在北大，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姜伯勤教授将我郑重推荐给山西考古所张庆捷所长，张所长不辞旅途劳苦，抱病领我考察隋虞弘墓和北齐徐显秀墓，并热诚赠以宝贵资料。在杭州，国家丝绸博物馆的赵丰教授多次对我悉心辅导。这些师长的为人为文，都令我敬服和感沛。人民美术出版社对丛书出版大力支持，编辑和设计为本书付出了许多辛勤汗水而从无怨言，令我心折。另有多年来的好友孙波、郑维舟、岑嵘等在我漫漫求学路上不懈的关心和鼓励，真挚友情，铭感于衷。

在法国，我要感谢法兰西高等教育实验院的葛乐耐教授(Prof．FrantzGrenet)邀请我参加法国一乌兹别克联合考古队(MAFOUZ)2003年夏在撒马尔罕Afrasyab遗址的挖掘，给予我一个深度参悟的机会，真是胜读十年书。感谢魏义天博士(Dr．Etienne De La Vaissiere)，感谢Dr．SvetlanaGorshenina和Dr．Claude Rapin贤伉俪，三位俱以新书相赠，读来爱不释手。还要感谢Mr．Raphael，Jozan和Mr．Charles Baubion二友，在沿阿姆河旅行中对我的关照。

在中亚，我要感谢法兰西中亚学院(Institut Francais D Etudes SurL Asie Centrale)的Remy Dor院长及全体同仁对我的盛情邀请。感谢乌兹别克国家科学艺术院的Prof．Edvard Rtveladze院士允我每周参访他的私人书斋，同院Dr．Jangar Ya．Dyasov带我去访问国家历史和国家艺术博物馆。感谢撒马尔罕考古学院的Prof．Anarbaev Abdulhamid，来自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Ms．Vera Nlekselva等多位老师，在发掘工作中对我的无私指导。感谢法国驻乌兹别克共和国副大使Madame Edith Nowak，中国驻乌兹别克共和国陆建龙领事，华为科技公司驻乌代表金常志先生，为我提供各种技术上的鼎力支持。

在俄罗斯，我要特别感谢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马尔夏克教授(Prof．Boris Marshak)和夫人罗丝波波娃博士(Dr．Raspopova)，在最近的牛津聚会中对我进行精心的答疑和指点，令我醍醐灌顶，恍然大悟。

最后，我愿将此书献给恩祖白云禅师，如果没有老禅师的慈悲照拂，我是不可能在海外求学多年的。

虽是一本小书，却也凝聚了众人的心血，我惭愧惶惑，未敢掠美，追记鸣谢于此。如果读者能从此书中得到一些阅读的喜悦，则我心大慰，奉此绵薄，惟祈不负众位师长友人的深恩厚爱。

 毛民

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