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从深层次文化视角出发，史论结合地研究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种种劣行。全书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触目惊心地揭示了日本右翼文人的文化侵略以及抹杀史实、美化侵略、推卸罪责、散布反华仇华言论、毒化中日关系、混淆日本国民之视听的行为。作者站在中国民间学者的立场上，对他们美化和否定侵华历史、推卸侵略罪责、敌视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右翼历史观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社会上的右倾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学者、文化人从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立场出发，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极力复活“皇国”史观，为侵略中国及亚洲的历史翻案，抹杀史实、美化侵略、推卸罪责、散布反华仇华言论、毒化中日关系、混淆日本国民之视听，遂使右翼思潮成为一股持续不退的逆流。  本书以十几位有代表性的、民间身份的日本当代右翼学者文化人的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站在中国民间学者的立场上，对他们美化和否定侵华历史、推卸侵略罪责、敌视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右翼历史观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

序章/(1)

第一章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18)

一、作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18)

二、解掉两个紧箍咒/(22)

三、“大东亚百年战争”论的展开/(28)

四、“纵然失败却是无悔/(36)

第二章一本全面彻底的为侵略历史翻案的书——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41)

一、中村粲其人/(41)

二、写作宗旨：为洗刷“污名”而篡改历史/(45)

三、以种族战争史观粉饰侵略/(50)

四、所谓“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57)

五、对十五年侵华战争的全面翻案/(61)

第三章“皇国史观”的沉渣泛起——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70)

一、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发起/(70)

二、《国民的历史》畅销的背后/(77)

三、与中华文化“绝缘”的“一万年日本文明史”的虚构/(79)

四、对侵略历史的全面美化/(86)

五、惟我独尊的“皇国史观”的复活/(92)

第四章“恶魔的思想”——渡部升一、谷泽永一的右翼极端主义言论/(99)

一、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99)

二、所谓“国益论”和“新忧国论”/(110)

三、“谁把历史弄成这样?”/(113)

四、所谓天皇“无责任”、战争“有外压”/(121)

五、敬告韩国中国俄国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127)

第五章乔装打扮的军国主义史观——藤冈信胜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135)

一、藤冈信胜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135)

二、“自由主义史观”的“自由”/(137)

三、“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142)

四、“自由主义史观”的虚伪本质/(151)

第六章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结——法学博士小室直树的“无法”的暴论/(159)

一、“天皇教”的狂热信徒/(159)

二、搬弄“国际法”为侵略免罪/(164)

三、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谢罪/(177)

第七章“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田中正明的“虚构”与“总结”/(183)

一、曾做过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183)

二、所谓“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186)

三、《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191)

四、“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十五个论据”的虚伪/(199)

第八章作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杀抹杀论——东中野修道等抹杀论者的猖獗/(215)

一、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幻》/(215)

二、阿罗健一搜罗的所谓“证言”/(220)

三、歆本正己与富士信夫的抹杀论/(227)

四、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了一种思潮/(230)

五、新一代抹杀论者的“旗手”东中野修道/(238)

六、抹杀论者在史实面前注定失败/(245)

第九章“新傲慢主义”的新军国主义——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和《战争论》/(249)

一、右翼势力的“广告塔”/(249)

二、鼓吹战争、美化侵略的《新傲慢主义宣言·战争论》/(251)

三、老调重弹、变本加厉的《战争论2》/(265)

四、美化日本殖民统治、鼓吹台独的《台湾论》/(275)

后记/(281)

田中正明的这个“证据”与第九个“证据”属于同一类性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当然也不可能做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故未提南京大屠杀。这只能表明中共的严谨态度。只有等到日本战败后才有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详细调查，所以，南京大屠杀到了东京审判时，真相已经得以大白于天下了。有谚语云“时间是最好的证人”。南京大屠杀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可以掩盖一时，但终究会水落石出。换言之，水落石出需要时间。这再次表明，田中正明处心积虑预设的“前期资料”、“后期资料”说，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对法律和公正而言，材料不分前后，只分正确与否、可靠与否。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一个证据”是“国际联盟没有作为议题”。“第十二个证据”是“美英法都没有提出抗议”，“第十三个证据”是“美国英国的新闻媒体几乎没有触及”。

实际上这三个所谓“证据”说的都是一回事。根据已有的中13学者的大量研究和史料证实，日军大屠杀大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他们将中国人成批成群驱赶到河沟、洼地、江畔，然后扫射“处理”。这样“处理”便于尸体掩埋，或容易让江水冲人大海。而暴露在南京的主要街道上的尸体则不占多数，故短期内清理完毕。另一方面，日本占领南京初期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信息封锁，不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在刺刀枪炮底下的中国人幸存者为保生存也不敢提供、无法提供事实真相。正如田中正明所说：一直到了“事件的第二年(1938年)夏天，美、英、法等国媒体提出视察南京战迹，日军对他们说OK，他们十五六个人乘专机到达南京”。(《总结》第224页)，而这时距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半年；又如田中正明所说，国际联盟第十八次大会是在1937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召开的，第一百次理事会是在1938年1月26日开幕的，第一百零一次理事会是在5月召开的，这些会议均在这些记者采访之后。在消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国际联盟没有将南京大屠杀作为议题，岂不是很正常的吗?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四个证据”是“没有颁布钳口令”。说日本教科书上写的“国民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是“谎言”，说当时日本军部政府都没有颁布关于“南京事件”的钳口令，而只有“流言蜚语取缔法”，也没有禁止对“南京事件”的报道。

此条“证据”更是不值一驳。众所周知，日本战时已经完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报道全在军国主义战时体制之下，并用一系列的法规予以强制实施。在此情况下，完全不必对“南京事件”特别发出所谓“钳口令”。因为日军在中国屠杀无辜中国人已经是家常便饭，南京大屠杀虽然数量巨大，在日本军部政府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发特别的“钳口令”，意味着实际上已经有了控制舆论和信息的全面的“钳口令”。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五个证据”是“没有目击者的‘大屠杀”’，说当时的日本记者没有谁看到过南京大屠杀，并援引阿罗健一在1986年的《正论》杂志上发表的旧日军及其随军记者的访谈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最后还把自己也摆了进来，以“笔者所看到的南京”作为证据。

田中正明的“没有目击者的大屠杀”，完全是欺世之谈。“目击”到南京大屠杀、如今见诸于文字资料的，不知凡几。例如，著名的东史郎先生不是目击者吗?然而田中正明等日本右翼分子对此一律采取不承认的蛮横态度，并指这些目击者为“污蔑”，为“损害皇军名誉”。这样将目击者抹杀掉了，在田中正明眼里就“没有了目击者”。同时，田中正明又搬出了阿罗健一在80年代对原侵华日军及随军记者的采访作为依据，说他们都“没有看到屠杀”。采访那些死不反省的侵华分子，让他们来作证明，则无异于作伪证，结果当然只能是“没看到大屠杀”。问题是，田中正明早在《虚构》一书中，就表示“后期资料”不可信。这些对老兵的采访文章难道不是田中正明所说的那种“后期资料”吗?这前后的矛盾，说明了田中正明“证据”到此处，仍然无法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只好顾头不顾尾了。最后甚至把自己也拿出来作“见证人”，实在是自欺欺人的拙劣伎俩而已。

总之，田中正明是日本右翼分子中大屠杀抹杀派的代表。他将其后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投注于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辩护、对日本战犯的美化、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的抹杀。他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南京事件的总结》等书中，表现了一个抱着为侵略战争免罪、为战后被处死的松井石根等战犯复仇的强烈冲动，显示了为掩盖罪行而不择手段的那种病态的顽固与执拗。田中正明这种献身于“抹杀”事业的执著“精神”、他在实施其抹杀“作业”中所使用的手法、所寻找的“空子”、所提出的论点、所下的判断，所做的“总结”，为后来的右翼抹杀论者们——如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小林善纪等人——悉数继承，并“发扬光大”。而且从抹杀论者的手段伎俩与“水平”上看，田中正明的后继者们，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田中正明。可以说，田中正明及其抹杀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的日本右翼文人南京大屠杀抹杀思潮的一个源头。P.211-214

左翼右翼之分虽然已经很陈旧，但直到今天，在认识和划分有关政治势力、派系构成、思潮走向时却仍然沿用。本书作为对日本“右翼学者和文化人”——简称“右翼文人”——的历史观及反华言论进行批判研究的著作，其关键词就是“右翼”及“右翼文人”。

什么是“右翼”?  “右翼”连同“左翼”一词起源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分别指坐在议院右侧议席上的具有保守倾向的人士(相对的是所谓有激进倾向的“左翼”)。也就是说，法国的“右翼”指的是议会中的由政治倾向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势力或政治派别。到了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右翼、左翼的区分带有国际性，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主义”的色彩。“右翼”倾向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左翼”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信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左翼和右翼的基本涵义。而到了当代，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成熟，人们常用“右派”一词来指称保守派、强硬派势力，而“右翼”的涵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右翼”是“右派”中的极端者。这种界定尤其符合日本当代社会的情况。

本书在对日本右翼文人的有关言论进行剖析与批判时，时刻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要用科学的、客观的历史观，反对其反科学的、主观臆断的历史观。右翼文人美化近现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抹杀侵略历史，尽管绞尽脑汁、想尽千方百计，但基本的手法却简单而又拙劣，那就是无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例如右翼文人中村粲断言“历史不是科学”，“将历史作为‘科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诡辩。这种诡辩在本世纪已变得不中用了”；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西尾干二公然宣称“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历史与神话等价”，“历史是我们制造的”等等之类的非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主观唯心的历史观，并在这样的历史观的支持下，肆意歪曲、篡改历史。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必须在揭露这种历史观的反科学性的同时，用历史事实来戳穿他们的谎言。

第二，右翼文人这种反科学的历史观，决定了右翼言论的基本特点，即以口出“暴言”为能事，肆无忌惮地实施语言暴力，表现为信口开河、虚浮无据、捕风捉影、哗众取宠、走火偏激、耸人听闻，以至漏洞百出，逻辑混乱。因此，揭穿和批驳右翼言论的最好武器，就是理论与逻辑，也就是用理论的明晰澄清其欺瞒，用逻辑的力量摧毁其诡辩。

第三，本书将日本右翼言论作为日本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加以清理、评析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批判，而是在学术层面上的批判。为此，本书将主要论题，集中在铁证如山的、有公论的历史问题上。至于日本右翼文人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对中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批判和攻击，我只是在有限的段落不得不有所涉及，但并不打算展开。这不是故意的回避，而是坚信对于此类问题的判断不必性急，时间与历史早晚会给出证明、做出评判。

本书作为此类主题的专著，在我国目前还是第一本。笔者愿再次强调，本书将日本当代右翼言论加以解剖与批判分析为主要目的，是站在民间学者的立场上对日本右翼文人的文化挑衅予以必要的回应，同时向我国广大读者提供日本右翼文人的较为翔实的资料信息。因而本书当然不是什么反日的书——现在日本一些人将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势力的言论都说成是“反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而是剖析和反击日本右翼言论的学术著作。对日本右翼进行批判，遏制右翼极端势力的横行，不仅是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学术界的急务，也是有正义感和学术良知的日本学者的责任。只有中日两国的学术文化界和舆论界共同对日本右翼言论的虚伪性、荒谬性加以揭露和批判，才有助于遏制右翼极端势力的猖獗，才能帮助人们认清日本右翼的真面目并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与日本广大爱好和平的国民区分开来，这将有利于21世纪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十几年来，我所写的十几本书，有一半直接或间接的与日本有关。这次，有机会到日本任教两年，正好与我拟定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几个研究课题在时间上重合，为收集日文资料提供了方便。2004年3月底我到达日本京都后，几乎天天钻图书馆，逛书店，一年中购书一千余册。在此过程中渐渐发现，日本右翼学者文人写的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仇华反华书籍随处可见，还有不少是畅销书。有时候我和日本的友人及学生、先生们聊天，谈起某某右翼教授的某某书，许多人竟耳熟能详，这使我暗暗吃惊，也平添了许多的好奇心和关注心，逛书店时就陆续一本本将这些书买回，由消遣式的随便翻阅，到一本本、一页页仔细地看，越看心情越不能平静。同时也感到，面对这些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猖狂的文化挑衅，我国学者竟然还没有一本专书予以系统的回应和批驳，是太不应该了。到了7月份，当我完成《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本研究和批判当代右翼学者及其言论的书。

正好，暑期我回国度假，8月份辗转威海、西安、太原，一连参加了三个学术会议。这三个会议分别是关于比较文学、日本文学、东方文学研究的，而对当代日本右翼学者的研究批判，则属于政治学、历史学及国际关系史领域，与文学议题无关。然而当我占用会议上宝贵的时间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与会者们却给我以热烈的呼应。在其中的威海和太原两个会议上，我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竟成了晚间学术沙龙中唯一的话题。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也大大增强了我研究这个课题的责任感和自信心。9月底我再次回到日本后，开始动笔写作。到2005年3月份全部完成。平均每月写出三万多字，这在我的写作进度中算是比较快的了。这当然得益于我在日本的宁静而单纯的生活(除了每周有三天讲12节课、每周有两三次与日本友人及学生聊天之外，其余全部是读书、思考与写作。)和寒假二个月的封闭式写作。没有杂事，没有干扰，睡眠充足，也就有了效率。

本来我给这本书起的名字是《日本右翼文人的精神病理——皇国史观·免罪情结·反华狂热》。正如副标题所显示的，它包含了对日本右翼文人历史观与中国观这两方面言论的剖析与批判，并写出了九章书稿。后来在审稿和修改的过程中，我参酌各方建议，将本书论题加以集中，只对日本右翼历史观加以剖析与批判，而将涉及右翼反华言论的评析部分(即原稿第十章及其他章节的有关内容，计两万余字)予以删除，这样也更符合“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的总体要求，同时，书名也相应地改为《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

由于篇幅有限，我所评析的当然不是当代日本右翼言论的全部，更没有点到所有值得注意的右翼学者和文化人，因而本书实际上只是一个右翼言论的批判纲要，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重视。我想，今后要对右翼言论加以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与批判，还应该就若干重要专题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些专题至少应该包括：

一、“大东亚战争自存自卫”论与“解放亚洲”论；

二、昭和天皇“无战争责任”论；

三、南京大屠杀“虚构”论；

四、从军慰安妇“自愿”论；

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简称东京审判) “不公正”论；

六、反省历史即是“自虐史观”论；

七、靖国神神社“参拜正当”论；

八、中国“反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

这八个方面的右翼言论，也可以说是日本右翼的八大谎言。这些右翼言论在当代日本甚嚣尘上，右翼学者文人通过种种途径和方式极力兜售这些言论，故意将原本清清楚楚的历史问题搞得乌烟瘴气，以达到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目的。我们应针对这八个方面的右翼言论进行严肃细致和深入的学术研究，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太少，有的方面近乎空白。如果研究条件具备，我希望围绕右翼的八大言论再写一本书。

最后还想说明：本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从思想史言论史的角度切入，是在中日关系史的层面上展开的，这就决定了本书是作为学术著作来写作的，它不属于政治评论、时事评论性的应时读物，而属于日本当代思想言论史研究的一个侧面，是有着特定角度的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因而，作为学术研究，本书从选题到写作都是个人的学术行为，作者在本书中所说的，都是自己想要说的话，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说的话。

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中有一种系列作品的形式，叫做“三部曲”。我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中，曾对日本的侵华文学及其作家做了剖析和批判，又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中，对1945年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而在本书中，我又进一步对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抹杀侵略历史、推卸侵略罪责的言论——这些言论实际上是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在当代的一种变相——做了系统的剖析和批判。这三部书相互衔接，构成了完整的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史“三部曲”。“三部曲”的完成，使我在此领域的研究告一段落。

王向远

2005年3月30日，乍暖还寒时全书写毕

于回龙观别居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