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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黄蕙兰 |
出版社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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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内容推荐 黄蕙兰著的《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共24章,前9章描述黄氏家族的发迹和富豪生活,其祖父(黄志信)及父亲的生平及家庭中的矛盾(据说她父亲娶过18个姨太太),也触及了生活于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华人所受到的歧视。虽为首富,也难尽免(黄仲涵晚年不得不逊居新加坡)。第10章以后主要记述她与顾氏婚后在英国(顾任公使)、在北京(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內阁总理)、在巴黎和伦敦(顾任驻英、驻法大使),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华盛顿(顾任国民党政权驻关大使)这30多年的生活。 目录 一 我的闺名是蕙兰 二 我的祖父 三 父亲的姬妾 四 父亲的住宅 五 我的母亲 六 妈妈从不轻装出游 七 初恋 八 我信鬼神 九 我通宵跳舞 十 我成了顾维钧夫人 十一 我的新婚夫婿 十二 玛丽王后跳舞 十三 北京生活之始 十四 出生和死亡 十五 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夫人 十六 再谈灵异 十七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巴黎 十八 几番风雨 十九 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和维希 二十 战时的伦敦 二十一 英国志异 二十二 华盛顿的使馆生活 二十三 筵席将散 二十四 回首往事 序言 本书是黄蕙兰女士(已故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 前夫人)于20世纪70年代,近80岁的高龄,在美国女 作家伊莎蓓拉·泰弗斯(Lsabella Taves)协助下用 英文写成的一部自述。黄女士是爪哇华侨首富“糖王 ”黄仲涵(奕柱)嫡室所生的爱女。其母中年与黄氏 分居,常住欧洲,晚年旅美。蕙兰幼年生长在爪哇, 曾随父母到过上海、北京,青少年时期随其母、姊住 在欧洲。她一直过着富室豪门掌上明珠的生活,接受 其家庭和社会教养,娴习多种语言,形成了独自的性 格。1920年,她在巴黎与当时已崭露头角的青年外交 家顾维钧相识。顾氏适在新鳏,两人一见钟情,不久 就在欧洲结婚。黄蕙兰自此成为贵夫人,挟慈父之多 金,依贵婿之显要,生活豪纵,非同一般。 正如作者在第一章中所说:“我嫁给顾维钧,在 他当驻法、驻英、驻美大使期间,我过着令人兴奋的 日子,和各种有趣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不过这不是一 本谈论政治的书,这是一个女人身世的故事。” 本书共24章,前9章描述黄氏家族的发迹和富豪 生活,其祖父(黄志信)及父亲的生平及家庭中的矛 盾(据说她父亲娶过18个姨太太),也触及了生活于 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华人所受到的歧视,虽为首富, 也难尽免(黄仲涵晚年不得不逊居新加坡)。第10章 以后主要记述她与顾氏婚后在英国(顾任公使)、在 北京(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内阁总理)、在巴黎 和伦敦(顾任驻法、驻英大使),直到20世纪50年代 在华盛顿(顾任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这30多年的生 活。她以类似意识流的跳跃笔法,写出了军阀官僚和 外交界上层社会人士的骄奢生活、杂事秘辛;写出了 她对顾维钧外交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写出了她的家人 近戚的离合悲欢;以及她和顾维钧夫妻间感情的和谐 与隔阂,波折与破裂。文笔细腻、坦率,富于感情色 彩。最后描绘了她老年独居的情景和她的人生哲学, 从绚烂归于恬淡。 作者虽说不谈政治,文字中自有她鲜明的立场, 请读者鉴别。她又自称相信鬼神灵异,书中有不少记 述她“亲见”或听到的一些她认为是神奇的事情,娓 娓而谈,事涉荒诞,有如前人志异笔记。译者姑译之 ,但并不以为然,读者幸留意为是。 本书已绝版,承顾菊珍女士贻以原著,并对若干 人名关系加以指点,至为感谢。译文部分章节并承何 林荣、王俊文,刘钟兰诸同志读校,并此致谢。原作 中对某些重要事件偶有误记,译者就所知间作译注。 唯是才识疏陋,错误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天津编译中心 1988年5月 导语 黄蕙兰著的《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是一部回忆录。写出了军阀官僚和外交界上层社会人士的骄奢生活、杂事秘辛;写出了她对顾维钧外交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写出了她的家人近戚的离合悲欢;以及她和顾维钧夫妻间感情的和谐与隔阂,波折与破裂。文笔细腻、坦率,富于感情色彩。最后描绘了她老年独居的情景和她的人生哲学,从绚烂归于恬淡。 精彩页 一 我的闺名是蕙兰 中国有一句老话:“人不能抬自己的轿子。”换句话说,就是切勿自吹自擂。在我们中国,有钱有势的人与同等地位的人说话时自称“鄙人”。我的父亲是东南亚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他在同等地位的人中,自称“鄙人”,而他们称我,一个小女孩,为“千金”。 在我成长的时代,人们从不亲脸。西方妇女间和男女之间随便接吻的习惯现在已为东方所采纳,但在我那个时候,只有母亲抚摸和吻她们的婴儿。这样做的习惯是因为母爱十分强烈,但是到孩子们三四岁时挚爱孩子的母亲也要克制自己。我父亲回家时,给我一个礼节性的吻,这是钟爱的表示,因为我是他的娃娃,但是我到四五岁时,他也中断了这种习惯。 可笑吗?在西方生长的八也许认为守礼和拘束是可笑的。但对我来说,人们相互间细致周到的关系,敬重长者的智慧和尊严,构成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今天我很满足,因为我是在我儿孙辈仍然尊崇的道德标准下长大成人的。 我常站在我们府邸宽广的长廊上,等着看爸爸的马车飞驰过下面的山谷。当进口的澳大利亚骏马拉着车穿过我们的前门时,一名马来仆人立即迎出来,捧着一个银盆,其中放着一条花露水浸过的热毛巾。爸爸穿着一条洁白长裤和一件时髦西式白上衣,漂亮得引人注目。他先用香毛巾擦擦他的脸和手,然后下马车,走近我。就像芭蕾舞一样,一切动作都优美、协调,从不匆忙。 在我年轻时,礼节甚至不许人握手。我母亲要对她母亲或婆婆请安,长辈伸出右手表示还礼。我父亲去见他的父亲时,从来不敢在他父亲面前坐下,即使要谈上几个小时,也站着说话,吃饭时在他父亲让他坐下之前,他也不敢坐。轮到我爸爸当父亲时,他对他的儿子们也要求讲规矩。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看爸爸时,我的一位异母兄弟宗孝从爪哇来向他请示买卖上的事。他们几个月未见面了,所以宗孝和他的妻子对爸爸磕头,那是正式的请安礼节。然后他的妻子小心谨慎地坐在一张竹椅上,但在整个长达两小时的谈话中宗孝一直站着。 当我们问对方名字时,我们有礼貌地说:“请问尊姓大名?”我从童年到父母去世,对他们说话从不用“我”或“你”;我总以第三人称自称,就是说,用我的名字,蕙兰。他们对我说话也总用第三人称,“爸爸要”或“爸爸喜欢”或“妈妈认为你该洗澡了”。对姑姑或叔叔们,我们可以说“我”,但决不能用“你”。“姑姑要做什么?”这是不能改变的。对姐姐和平辈近亲,我们较直接地谈话,但对陌生人,我们仍按正式的礼貌用第三人称。对任何妨碍我们动作的人,我们要说“借光”。在我们社会里,当向主妇举杯时,总是用双手端起茶杯或酒杯,用一只手被认为没有礼貌。我始终保持这个习惯。有良好教养的中国人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随手拿起一个枕头坐在上面。坐一个枕头不仅是无礼举动,而且还是一种侮辱,因为那是人脸靠着的地方。 我出生在爪哇,现在叫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在荷兰殖民统治之下。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华侨”。我在北京住过,但我大部分生活是在国外度过的。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使我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即使如此,我的童年教养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我能说六种语言,包括法语和英语,但我用华语思考。我对我的两只小狗——我老年时的孩子——用华语讲话,就像我对我的幼年儿孙们总是用华语讲话一样。这是一种非常精确的语言,对于教育儿童是十全十美的,它使小家伙们很快就理解了。我对礼节和规矩仍然有好感,我在年轻时学会这些,我一直珍惜至今。我按中国人的方式行事。当一个西方人解不开绳结时,他会不耐烦地拿剪子或刀子将它割开,而中国人就耐心地解,直到解开为止。 中国人有时——常常——被人误解,有什么奇怪呢!而且,我们既保守又自以为是,恐怕这些也常常使得外国人不易理解我们。这情况是在我们开始与西方贸易时形成的,那时洋船长们认为我们是落后的傻瓜,而我们把入侵者看作野蛮的番子。这种不同文化的人民之间的奇怪的误解仍在继续。 当我丈夫顾维钧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时,蒋介石夫人常到美国来。蒋夫人是在美国受教育的,所以她在美国有很多朋友,而且她的英语和他们的一样流利还带有美国口音。她和我属于同代人。她在她丈夫的政府中处于第一夫人的地位,因而有其尊严和个人的小天地。 P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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