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知识分子在大变局中探寻中国道路，开拓知识分子的新道路，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部分。本书梳理和讨论了康有为“大同立教”的思路以及推动定孔教为国教的政治行动，尝试从康有为的思想和实践一孔窥豹，思考中国思想及其承载者和创造者的历史性大变局。
本书对康有为的“大同立教”思想做了系统梳理，提供了康有为大同思想发展的新图景。青年康有为经历了从“全球公理之学”到“以大同立教”的发展变化。以1899年康门师徒辩论为界，康有为思想经历了重要调整。由此本书对康有为生前不印行《大同书》全书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
从康有为“大同立教”研究出发，本书对晚明以降大同思想的发展线索做了新的梳理，拓展和深化了对大同思想近代脉络的理解，并由此展开对“夷夏之辨”的近代转型、政/教的阶层分流以及“分流中的再合流”等思想文化巨变的探研，打开进一步的思想史研究空间。

张翔，文学博士，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先后就读于湘潭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文系，曾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主要从事16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与文学研究，包括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与海外游历研究。曾在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学。2001～2013年担任《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主笔，写作经济时政评论百余万字。在《文学评论》《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等刊发表论文60余篇。

前言
第一章 中国思想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的“大同立教”
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大同立教”的问题脉络
二 传统夷夏之辨的转型：东西方文化论战与大同论述的兴起
三 清末民初政/教专业阶层的分流趋势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第二章 从立公理之学到以大同立教：康有为奉孔子为“大地教主”的过程与方法
一 秩序巨变、泰西之法与公理之学
二 反思的进展：从中国敷教于民到全球大同之义
三 奉孔子为“大地教主”的理由与动力
四 康有为的方法：以建立全球公理之学为基础展开反思和建构
第三章 “大同立教”的近代脉络与清代今文经学
一 “秦火断裂论”的展开：欧洲传教士的适应策略与儒学史叙述的分断
二 争夺先圣之意的解释权：清代士大夫问题意识的“反客为主”
三 “太平”解释权的争夺：以太平释天国与常州今文学派的太平论
四 反思“二千年来之学”与“大同立教”：今文经学的“秦火断裂论”
第四章 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调整和发展
一 革命辩论与康有为的第二次释经高峰
二 以“大地教主”为“圣之时者”
三 “三世说”阐释的结构性变化
四 比较《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五 为什么释“四书”，而不是释“六经”？
第五章 大同“公理”论与知识范式的转变
一 引言：托孔立教与康子自道
二 “不忍人之心”与“去苦求乐”：《大同书》的问题意识
三 从血缘关系到“天民”：大同的“公理”问题
四 破除九界：新的知识范式的萌生
五 社会科学的问题架构与中西比较视野：大同论的展开
六 重新理解康有为生前为何不刊行《大同书》全书
第六章 大同立教的双重困局与不同应对
一 大同立教的“谋于下”与“谋于上”
二 大同立教的双重挑战与戊戌士林的普遍异议
三 戊戌维新失败的反思：君臣之防的凸显与政教矛盾的忽略
第七章 共和与国教
一 引言：“大同立教”、国教问题与共和的道德基础
二 跨政党宗教的建构：建党与立孔教的分岔与重叠
三 国教的政治领导权：两种“政教分离”与“不立国教-特立国教”之辩
四 俗本政末论与教俗“不可变”论：康有为对共和道德基础的论证及袁世凯集团的援用
五 在国民运动中寻找共和理念：新旧道德论战与东西方文化论战的交织
结语 道术已为天下裂：从大同立教的命运看现代政治转型
附录 “天”变、公理与时势：大同论的宇宙观基础
一 无限宇宙的展现：从“人人皆为天之子”到“人人皆为天上人”
二 消失的上帝与永恒的孔子
三 公理之学与大同之教的天学基础
四 时势成为“天理-公理”之变之后的核心问题
索引
参考文献
后记

大同立教与儒学普遍主
义——张翔著《大同立教》
汪晖
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
的殿军，也是重建儒学普遍
主义的最为重要的人物。他
的著作明显地贯穿着两条线
索，即变法改制以拯救中国
的线索和大同世界的线索，
前者贯穿了他的政治实践，
后者贯穿了他对这一实践过
程及其语境的全面思考。他
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展经学和
其他传统思想的框架以容纳
晚明以降，尤其是19世纪以
来世界范围内的天翻地覆般
的变化，以应对所谓“三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最终
在建立孔教运动的败亡中宣
布这一过度扩张的思想世界
以及政治尝试的退场。这一
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思想
实践不但为后人留下管窥其
时代脉络的多重线索，而且
恰恰由于其最大限度地扩展
了传统的思想世界而为我们
理解自己的时代提供了独特
的视野。
康有为研究历久不衰，
随时代潮流的变化而新诠迭
出，大致说来有三个交叉但
取向极为不同的方向，其时
代特征——共产主义的、改
革的和文化守成的——不言
而喻：以《大同书》为中心
，探讨近代空想共产主义或
乌托邦思想的起源，强调这
一思想的激进的革命性质及
其未完成的思想使命或其思
想限制；以《新学伪经考》
、《孔子改制考》以及《春
秋董氏学》为中心，阐发托
古改制、探求中国近代变革
道路的实践及其失败，强调
其变革的实质，而将其经学
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包裹其
激进改制的托古外衣和无法
摆脱其历史限制的思想症候
；以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之
后，针对激进的共和革命浪
潮而展开的重释经典、建立
孔教的努力为中心，侧重解
释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及其文
化保守主义，或从这一文化
保守主义的视角出发，重新
解释其公羊学的理论脉络。
张翔教授的《大同立教》一
书将1899年康有为与梁启
超、欧榘甲等倾向革命的弟
子之间的辩论作为其一生思
想变迁的枢纽，将其回应“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
心从西方挑战转向共和革命
，由此展开康有为的后期思
想，尤其是针对共和革命而
展开的立孔教为国教的思想
和实践。这一进路与上述最
后一个思潮存在着重叠关系
。
民国初期，出于对政权
之外另立教权的担忧，袁世
凯拒绝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
的建议，但这一姿态并未阻
挡后者对于复辟帝制和恢复
孔教的努力；1917年，康
有为参与张勋复辟，不仅在
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成为共
和政治和新文化运动必须对
付的头号思想对手。在反思
五四激进主义和全盘西化论
的背景之下，历来作为批判
对象的保守主义思潮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重视，重评康有
为显然是这一思潮的一个重
要环节。但正如其标题所示
，张翔的《大同立教》一书
试图在这一保守潮流之中透
视康有为之立教实践。作者
将重心落在大同之上，显然
是在提示这一保守的思想实
践包含着某些激进的内核。
若要准确阐释康有为一生的
思想和实践，就需要考虑他
的思想变迁与时而蛰伏低潜
、时而激越奔腾的时代洪流
之间的关系。
正由于此，与同一时期
的其他作品非常不同，这部
著作包含了作者对其置身其
间的学术潮流的批判性回应
路径有着紧密联系。另外，
他以孔子改制相标榜，将先
王、后王、素王、圣王、制
法之王等神圣范畴加诸孔子
而非皇帝，将王位的神圣性
置于制度的神圣性的前提之
上，即一方面确立君权的绝
对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以孔
子及其代表的价值、礼仪和
制度限制皇权的运用范围。
康有为倡导皇权中心论是与
下述考虑密切相关的：中国
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
中国只可中央集权与基层自
治相结合，不可行分省自治
。这是内在于儒学的君主立
宪论和虚君共和论，前者因
应清代晚期的政治现实，后
者回应共和革命的激进诉求
，反对以革命方式“超跃而
直入民主之世界”（康有为
：《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
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
》）。
在政治的层面，皇权中
心主义是施行孔子所订立之
王制的历史条件，也是向大
同过渡的一个桥梁。这是皇
权及其权力体制自我转化的
内在逻辑。康有为参与的变
法运动并不是塑造绝对君主
的文化运动，恰恰相反，变
法的目的是君权与国家的分
离，从而达到“中国”与自己
的文明（孔教）的合一。孔
教一统既为以儒教为中心实
行政教分离体制提供了前提
，又为超越皇权与国家的大
同体制提供了转变的内在逻
辑。如果三代礼法是孔子创
制的结果，从而复归三代之
治的方式不在古文家们所注
重的“祖述王制”而在“创制”
的行为和过程本身。如果礼
序的存在是中国存在的前提
，那么，在皇权主导的改革
向“国家主义”的方向转变之
后，对皇权的否定并不意味
着中国的灭亡，反而表示中
国向太平世的趋近。
《新学伪经考》通过辨
证秦火与东汉伪学，论证了
六经的单一源泉和孔学的至
尊地位。康有为不仅否定文
王、周公的角色，而且贬低
诸子的位置，认定诸侯各国
同样尊崇孔子之教，从而将
列国之势纳入孔子的一统天
下。康有为的改制论实际上
就是创教论，孔子一统天下
的过程也正是诸子创教并争
的过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