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与缅怀》一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提纲挈领式地论述了当代文学的变革就是对于人的生命世界的重新发现，对于人性、无意识、身体、感性等等因素的不存偏见的深入观照和探究，没有精神分析的方法，则无法读懂这些变化。第二辑主要是关于先锋文学的讨论，昔日的先锋而今安在，是作者一直悉心观察和追寻的。第三辑主要是作者关于诗歌的研究，在研究中将对象同更为广大的生命世界建立联系，使话题能够升华为与生命有关的谈论，能够部分地抵达哲学或者精神现象学的层次与境界。第四辑是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史梳理。

“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
当代文学中的“潜结构”与“潜叙事”
叙事的长度、美学与时间问题
长篇小说中的时间构造
论《蝴蝶》的思想超越与语言内省
先锋的终结与幻化
莫言与新文学的整体观
归去来，或从故乡的方向看
知识，稀有知识，知识分子与中国故事
主义与逻辑：再谈理解余华的几个人口
在命运的万壑千沟之间
文本还是人本：如何做诗歌的细读批评
为何要谈论当代诗歌的民间文化地理
“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
在空白的尽头或背后
“70后”如何续写历史
苍凉的相遇，或抵近神与自然的两种方式
大女人与软现实
变奏与对话
狂欢为何，悲戚由谁
批评的身份与限度、使命与尺度
文学中的现实或真相
如何缅怀“黄金时代”
阿来的多重文本
在现实和寓言之间
批评是对话，也是创造(访谈)
后记

追问与缅怀，构成了最
近若干年笔者的研究与批
评工作的基本动机，当然
，也可以说是基本动力、
内容、途径以及目标归属
。
记得有哲人说过，业已
发生的历史，会因其不断
增生的部分而发生变化，“
过去是为未来而存在的”。
确乎，从历史的大逻辑和
小逻辑看问题是完全不同
的。从局部历史看，春秋
时代无论是孔夫子还是老
庄的思想都是保守的，在
某些年代还曾被批为“反动”
。但过了若干年人们重新
审视时，又发现事情没那
么简单，陈旧的老庄可能
早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今天的“生态文明”思想，
某种程度上不是对老庄哲
学的阐发和回应吗？抑或
反过来说，过了两千多年
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叫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什么
是天人合一，人对于自然
和“道”的违拗与破坏，是多
么愚不可及。
所以，关于文学的看法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过去
似乎已有定论的，还需要
不断地审视与追问，以前
被宣告终结的，也还要不
断地返回与参悟。每次追
问和缅怀，总会有新的角
度与发现。本书中的这些
文字大抵不出这样两个视
角，追问那些已成定论的
，缅怀那些已经逝去的，
看看会发生什么，会带来
什么样的思考和启悟。
2012年，我获得了一个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叫作“
中国当代文学的潜结构与
潜叙事研究”。其实在此之
前笔者思考这类问题已经
多年了，早在1997年笔者
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文
学思潮论》一书中，便曾
多次谈及“潜叙事”的概念。
对于潜文本、潜结构的多
年的观察与思考使我坚信
，在文学叙事的表层构造
下，以个体无意识或集体
无意识形式存在着大量的
潜层构造，而发掘研究这
类结构，一方面可以使前
二十七年的研究获得更大
的和“有意思的深度”，使得
我们可以在文化研究之外
，重新建构起这些文学作
品的“文学性”。因为很显然
，文化研究不能确立它们
的文学品质，而是干脆将
之赶进“文化文本”之列。而
关于潜结构与潜叙事的研
究，却可以真正建构起它
们本有的复杂性与精神性
，特别是人性的多面性，
这样也就等于重新构造了
它们的文学质地，使得我
们的研究回归到“文学研究”
本身，而不是其他。同时
，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之后发生的新潮与先锋文
学运动，也等于有了一个
有的放矢和恰如其分的研
究方法——因为说到底，
当代文学的变革就是对于
人的生命世界的重新发现
，对于人性、无意识、身
体、感性等因素的不存偏
见的深入观照和探究，没
有精神分析的方法，无法
读懂这些变化。所以这种
研究方法和路径可谓一举
两得。
本书中的第一辑，便主
要是关于这一思路的探究
，当然，更多的具体性的
讨论我将以专书展开，这
里只是一些提纲挈领式的
论述。
第二辑中的文字，主要
是关于先锋文学的讨论。
昔日的先锋而今安在，是
我一直悉心观察和追寻的
。关于这一历史的延续，
在当代批评界似乎出现了
某种不易觉察的“转场”之后
的衰败，或是断裂。2015
年，我听到了“现在的年轻
人不读先锋文学”的说法，
这个讯息刚好出现在新潮
文学三十年的纪念性时刻
，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我不能判断其真实性的尺
度，但某种衰败感确乎不
期而至。而今在新一代批
评家中，关注先锋文学的
境况的，愿意探究其前世
与今生的，确实不多，它
们在急于构建自己的新谱
系，对历史似乎并不那么
感兴趣。
这当然是正常现象。我
不必以遗老的心态自我烦
扰，“文变染乎世情”，一时
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这是
古训了。但我又想说，最
近三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的
变革，其间真正的推力不
正是发生于1985和1987年
的两拨新潮运动吗？难道
舍此还有别的什么推力吗
？如果没有世界视野的出
现，没有新潮先锋文学运
动所激荡的变革浪潮，当
代文学会有今天的成就和
面貌吗？而如果我们今天
对这一点还没有足够清醒
的认知，那就是白混了。
年轻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但作为亲身经历了这段
历史的人，我必须坚持客
观的历史态度。
本书中第二辑的文字，
主要是集中了最近几年我
在这方面的思考。需要说
明的是，我当然也承认新
潮和先锋文学都属于“历史
范畴”，认为作为文学现象
和精神运动，新潮与先锋
文学都已经属于历史，包
括当年的那些作家，而今
也早已“不再先锋”，他们也
有自己的演变轨迹。因此
，我一方面会追溯历史，
同时也在探究他们的新变
。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自然也不会刻舟求剑。
这些文字的思路无疑是多
样和充满歧义的。
关于诗歌的研究在本书
中不是重点，但可能是相
对形式自由一点的文字，
也是我比较敝帚自珍的部
分。该小辑中，我关于细
读批评的原则，还有关于“
民间诗歌地理”的话题有别
致的讨论。这其实也比较
鲜明地表露了我一贯的倾
向，即“生命本体论的诗学”
立场，以及对“民间世界中
的诗歌力量”的注重与偏好
。同时，也还有对于“进步
论式的谱系学”的反思，以
及“空间性”或“文化地理诗
学”的构建。而这一点之于
当代诗歌的观察，应该是
一个补正

追问与缅怀，构成了最近若干年笔者的研究与批评工作的基本动机，当然，也可以说是基本动力、内容、途径以及目标归属。
在本书中，有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史的梳理的，有表达自己的批评观的，还有一些文本的细读与作家的讨论。这些文字虽然散了一些，但其中同样贯穿着一个历史的维度，即对失去年代的看法——如何怀念“黄金时代”？是简单地将过去诗化，还是坚持“历史的”视野与方法？还有，如何做文学批评，用什么样的尺度，是将批评看作是“权力”还是“权利”？是用绝对尺度来衡量，还是用相对尺度来比照？是单向度的“指导”、教训、呵斥，还是平等的精神对话？……

要说的话，都在前面的
自序中了，这里关于书本
身似乎已没有太多可交代
的了。
书中的文字，基本上是
近五年来文字中所选，只
有2014年的两篇，其余都
更为晚近一些，一半以上
的都为最近两三年的东西
。
需要感谢的是促成这些
文字的人，特别是这些文
字的编辑，有很多情况下
它们是在鼓励或催迫之下
诞生的，有些文字的写作
历程可能长达数年——我
想说，我的写作是如此之
慢，产出量是如此之低。
除了才力不逮，还有一个
原因便是某种习惯性的延
宕症作怪。往好处说，是
我对于文字有些苛刻，往
坏处说，便是慧根差，体
悟慢。总之我这么多年，
并不敢敷衍朋友，亦不敢
敷衍文字，或许在这讲究
功利和产出的年代，多少
也还算是一个不好意思自
诩的美德吧。
想列出的这串朋友的名
单可能很长，那就干脆不
列了，让我在心中默念他
们。但是春风文艺出版社
和《当代作家评论》杂志
还是要列出的，多年来与
他们的合作一直保有着最
为美好的记忆。感谢韩春
燕主编，还有即将为本书
付出辛劳的编辑。
2019年3月孟春日

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竞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一对婚龄男女，出身不详，带点神秘。两个人都美貌异常，又纯洁异常。他们不期而遇，一般是在喜庆佳节。两人一见钟情，势不可遏，如同命运，如同不治之症。可是他们不能马上完婚。男青年遇到了障碍，只得延缓婚期。一对恋人各自东西，互相寻找，终于重逢。而后又失散，再相聚。恋人们常见的障碍和奇遇有：结婚前夜新娘被抢，双亲（如果有双亲的话）不同意婚事，而给相爱之人另择配偶（虚设性质的配偶），恋人双双出逃。他们启程旅行。海上起浪，船舶遇险。人奇迹般得救，复遇海盗，被掳关入囚室。男女主人公的童贞遭到侵犯。女主角经受战争和战斗作为赎罪的牺牲。被卖作奴隶。假死。换装。认出或认不出……横加罪名。法庭审理。法庭查验恋人的纯洁和忠诚。主人公们找到自己的亲人（如果他们还未出场）。同突如其来的朋友或敌人相遇、占卜、预言、梦魇、预感、催眠草药。小说以恋人完婚的圆满结局告终。②
上述两段话，都属于一种“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分析”，只是曹雪芹是从讥讽和批评的角度，巴赫金则是从客观分析的角度，但他们对于两种叙事构造的分析，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从这些叙事的特征上，都惊人地相似。虽说曹雪芹活在结构主义诞生两百多年前，但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小说中某些重复性的因素。两百年以后的鲁迅也一样，他也早在结构主义诞生之前，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这类叙事做了结构主义式的分析：“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他还以许多小说为例，归纳分析了这些叙事中共同的元素，如中间要经历诸多的磨难，或“途次遇盗…‘避祸远徙”（《玉娇梨》），或“被怨”获“诬”，遭到“拘讯”（《平山冷燕》），或因“梗直得祸”而遭权贵“逼婚”（《好逑传》），或遇天灾离乱，“中途舟破”（《铁花仙史》）……但最后结局无不皆大欢喜，奉旨“成婚之日，凡事无不美满”。至于小说的题旨，则无非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有的或也“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只是又套路化地设计成“凡求偶必经考试，成婚待于诏旨”，更有甚者，“事状纷繁，又混入战争及仙妖异事……”①这些都可以视为本文所说的“传统潜结构”与“潜叙事”的要素，因为它们在革命叙事中照样有各种丰富的“潜伏”或变体。
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