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学派典范性的著作，“经”是中华文化与学术思想的重要结晶，在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书是介绍儒学经典著作的专著，但本书既不称“五经”，也不称“六经，而冠名为“诸经”，是因为在“五经”之外，还增加了对《孝经》的解读及其选篇。因其内涵不同于历史上“五经”、“六经”的内涵，故取名“诸经”。

作为儒家学派典范性的著作，“经”是中华文化与学术思想的重要结晶，在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变化，“经”的意蕴不断丰富。“经”不仅备受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而且其思想也渗透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今天，我们本着取精去精、继承发展的态度，鼓励青少年学习儒学经典著作，旨在开发其对于培养高尚人格和丰富历史义化底蕴的教育价值，并促进青少年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

前言

《诗经》

《诗经》解读

《诗经》选读

《书经》

《书经》解读

《书经》选读

《易经》

《易经》解读

《易经》选读

《易经》小传选读

《易经》大传选读

《礼记》

《礼记》解读

《礼记》选读

《未秋》

《春秋》解读

《春秋》及“三传”选读

《孝经》

《孝经》解读

《孝经》选读

附：李隆基(唐明皇)《孝径》序

概述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先秦时期三百零五篇诗歌。这些诗篇，实际上就是歌曲的歌词，可以用来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因此，《诗经》中的诗与音乐联系十分密切，多数采用四言押韵的句式，既易于记忆，也琅琅上口，易于歌咏。

《诗经》从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指周王朝分封的各诸侯国的民间歌曲，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指周朝宫廷的乐歌，包括《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共一百零五篇；《颂》是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共四十篇。

作者与编纂情况

《诗经》中的作品创作时间跨越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余年，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西起山西、甘肃，北到河北省西南，东到山东，南到江汉流域)的社会状况。《诗经》的作者情况颇为复杂。“风”乃民间创作，口口相传，根本无法考证其作者。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收集民歌，以体察各诸侯国的民俗风情、政治得失，现代汉语中“采风”一词即源于此。“雅”和“颂”多由乐官所作，属于集体创作，作者难考，即使少部分诗歌由著名公卿、士大夫所作，也由于年代久远而难考其作者。总之，《诗经》的创作者来源复杂，分布地域广，身份各不相同。

《诗经》的创作者虽然复杂，但其编纂者十分明确。在《诗经》成书的历程中，孔子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他选编出三百零五篇具有重要教育、文化价值的诗篇，使《诗经))初步成型，也因此被称为“诗三百”。《论语》中记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另外孔子还对“诗”做了配乐的工作。由于周朝的衰败，“礼崩乐坏”，乐官流失，到了孔子时代，配合“诗”的演奏音乐早已流失散乱。因此，孔子对“诗”的音乐做了重新修订。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在《论语》中也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诗三百”的地位在汉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秦代之前通常称《诗经》为“诗”或“诗三百”。西汉时期，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设立了“五经博士”，将包括“诗”在内的五部儒家经典列为经，《诗经》因此得名，一直沿用至今。在汉代，解释并传授《诗经》的共有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在太学传授，传授者都是“五经博士”，其特点是重视诗句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阐述。毛诗属古文经学，属于私学性质，其特点是重视原始字句的考证与原始含义的发掘。东汉以后，古文经学兴起，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毛亨、毛苌被尊为毛公；前三家诗则逐渐衰落，到南宋时已完全失传。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是毛诗一派的传本。《毛诗》在每首诗前都有题解，称为“小序”；《周南·关雎》前则有一大段话为“大序”，“大序”概论全经。毛公所作的“序”，多以道德或政治观点对诗句进行解读。由汉至唐，学者大都笃守《诗序》之说，直至南宋朱熹开始采用文学的观点解说《诗经》，在继承《毛诗》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批判，这才逐渐恢复了《诗经》的文学面貌。

《诗经》表现手法与主要内容

《诗经》的艺术手法，即所谓《诗经》“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其中的“风、雅、颂”前已述及，是内容分类；而“赋、比、兴”则是《诗经》的修辞手法。“赋”是平铺直叙的意思，即直抒情意，直述人事，直言其事。例如：《击鼓》所陈“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是直接表达感情。“比”是比喻的意思，是借物为比，喻其实事，具体形式有明喻、隐喻、借喻等。比如：《硕鼠》用老鼠比喻压榨农奴的贵族。“兴”的本义是“起”，故又称“起兴”，一般用于诗句的开头，通过描写一物联想到其他事物或情感，对渲染气氛、创造意境有重要作用。例如：《关雎》以景物为开头，描绘了一个和谐优美的环境，通过雎鸠联想起了男女之间的情感。但有的诗是赋、比、兴两者或者三者兼用，例如《伐檀》一诗即属此类。

在具体内容上，《诗经》中的诗可分为多类：农事诗、战争诗、婚恋诗、宴饮诗、送别诗、讽刺诗、历史诗、赞美诗等。这些诗歌都反映了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包括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等。这一点对后世的文学发展、诗歌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直到现在，日常性、现实性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也仍然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

《诗经》与现代生活

《诗经》最早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于各种典礼仪式；二是用于贵族士人的日常宴饮和娱乐活动；三是表达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的文化教材。在当时，《诗经》的教育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美化语言。古人阐述道理常常引经据典，“赋《诗》言志”，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载了孔子的观点：“不学《诗》，无以言。”二是合音乐与文学为一体，有巨大的感化力量，不仅能培养人的文学艺术素养，而且可以陶冶情操，为形成完美的人格奠定基础。

除上述两方面的教育意义外，今天我们学习《诗经》，对于了解中国文化与语言的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现代汉语中大量的成语和固定用语来自《诗经》。了解这些成语和固定用语的出处与含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这里举出一些比较常见的、来自于《诗经》的成语。《国风》中的成语有：“窈窕淑女”、“鸠占鹊巢”、“忧心忡忡”、“与子偕老”、“燕尔新婚”、“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遇人不淑”、“一日三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七月流火”、“未雨绸缪”等。《雅》中有“寿比南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投桃报李”、“耳提面命”、“明哲保身”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成语古今含义有所不同。比如：“鸠占鹊巢”在《诗经》中是指妇归夫室(即女子嫁到男方家)，今天则比喻强占别人的房屋、土地和产业等；“七月流火”在《诗经》中是指农历七月天刚黑时可以看见大火星从西方落下去，如今则已被引申为形容暑热。

此外，中国人常把生男孩叫“弄璋之喜”，生女孩叫“弄瓦之喜”。“弄璋”、“弄瓦”也来自《诗经·小雅·斯干》，这本是一首祝贺贵族兴修宫室的颂诗，诗中有两段分别写道：“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前一段的意思是说：盖好了这栋新的宫室，如果生下男孩，就让他睡在床上，穿上衣裳，给他玉璋玩弄。听他那响亮的哭声，将来一定有出息，地位尊贵。起码是诸侯，说不定还是君王。后一段的意思则是：盖好了这栋新的宫室，如果生下女孩，就让她躺在地上，裹着襁褓，玩着陶纺轮。这女孩长大后是一个干家务的好手，既不让父母生气，又善事夫家，被人赞许为从不惹是非的贤妻良母。这首诗表现了周代男女之间的分工不同，对男女婴儿的祝福也不同；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当时男女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鲁迅先生曾揭露和批判过这种重男轻女的提法：生个儿子，便当做宝贝，放在床上，给他穿上好衣裳，手里拿块玉(璋)玩玩；生个女儿，便只能丢在地上，给她一片瓦(纺砖)弄弄。因此，在现代生活中，不宜再用“弄璋”、“弄瓦”的贺词，以免产生重男轻女的误会。由此可见，要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去粗取精的工作。P3-7

编这样一套丛书的想法，实在由来已久。

作为今天的中国人、炎黄子孙，必修、必诵、应知、应藏的典籍究竟是哪些？学界一直有人在探求。庄严一些讲，近代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梁任公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后人评说这些内容或太繁、或太史；轻松一点说，当代有蒋庆先生独尊儒术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其他以不同标准选材的读本也是林林总总，对青少年来说，却多不成体系，散见于各种素材中，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一种好的做法。为此，站在今天的研究成果上科学传承，负责任、有良心，正是编这样一套丛书的初衷和底线。

丛书得以问世，缘于三年前结识了黄济先生。

黄济先生已过耄耋之年，长期从事教育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其《教育哲学》《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教育哲学通论》等著作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哲学重建时期的标志性著作。先生幼年曾读过八九年私塾，此后对古代典籍更是不渝地钟爱与研习，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可谓积淀深厚，观点鲜明，见解深刻。在这般高寿时有这般造诣倒不称奇，奇就奇在黄先生始终公允、辩证、不执迷、不盲从。先生有一座右铭“自以为非”，凡事既反思自己不要自以为是，又思辨为先，不迷信神圣。在成书之间，我们也接触过不少“业内专家”，或但讲“礼崩乐坏，文化救中国”，忱忱中太过悲悯；或但讲‘‘直面经典，不求甚解，但求背诵，终身受益”，孜孜里何其囫囵。这就让人一下敬而远之了，所谓道不同难相为谋。

这套丛书不因“礼崩乐坏”而编，亦不求“通篇背下、慢慢反刍”，只求成为一中国人景仰、学习中国文化的必备读本，随手翻翻，时时记诵，毕竟这些是传统文化中极优秀的章节篇目。无所谓教材已选，无所谓市面常见。一套相对完整、系统的丛书，家中、手边常备，只为了八个字的宗旨——传承文脉，开智养正。

这套丛书的由来，是教育的，不是教义的；中华文化的传承，必执着之，莫执迷之——目中见，口中言，更需心中醒，身上行。

从策划到成书的几个年头中，黄先生像个小学生一样欢悦地求知和笔耕，与我们这些晚辈平等地探讨，亲切地交流。在先生的引领和感召下，不论是身兼数职的中年学者，还是八零后的时尚青年，无不诚心投入。丛书即将面世的时候，我们感动地对黄先生说：“谢谢您带领我们做这件有功德的事。”他却诚挚地说：“是我要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和帮助，在望九之年还能够重新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至善斯言，至诚吾师。

愿这样一种至善的学习，这样一份至诚的追求，能够对读者有所助益。

曹华

(中国教育学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