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共同走过了三十多年坎坷而曲折的改革之路，在这条承载梦想却遍布荆棘道路上，年广久、牟其中、黄宏生、仰融、褚时健、周正毅、顾雏军、黄光裕、荣智健……一个又一个企业家黯然倒下。他们都是中国商界名噪一时的企业家，曾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却因种种原因，一切成就转眼之间灰飞烟灭。

本书不仅讲述了23位中国悲情企业家从辉煌到败落的人生轨迹，还将每一个案例进行了归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反思，给现在及未来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取得成功的切实经验和规避失败的具体思路。本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档案，也是一部MBA式中国企业家失败案例全集

从1978到2009，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共同走过了30多年坎坷而曲折的改革之路。在这条承载梦想却遍布荆棘的道路上，年广九、牟其中、黄宏生、仰融、褚时健、顾雏军、黄光裕、荣智健……一个又一个企业家黯然倒下……

他们都是中国商界名噪一时的企业家，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得到了公众的赞誉，却因种种原因，一切成就转眼之间灰飞烟灭，他们有的已被判刑，有的踏上了逃亡海外的不归路，有的正在接受调查……

罪与罚的一幕一幕，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正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法治社会逐步进化的一个深刻注解。悲情企业家的人生沉浮，折射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环境下经济发展的缩影。

本书不仅讲述了23位悲情企业家从辉煌到败落的人生轨迹，还将每个案例进行归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反思，给现在及未来的中国企业提供了获得成功的切实经验和规避失败的具体思路。本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档案，也是一部MBA式中国企业失败案例全集。

言

第一章　悲情探路者

 年广九　三起三落的“中国第一商贩”

 牟其中　时代先锋的悲剧

 孙大午　逼出来的“融资先行者”

第二章　空手套白狼

 杨　斌　胆大妄为的骗子

 邱忠保　草莽英雄的豪赌人生

 张荣坤　激荡上海滩的“公路大王”

 周正毅　“资本玩家”的江湖末路

 吴志剑　自取灭亡的江湖巨骗

第三章　资本枭雄

 唐万新　暴起暴落的“资本枭雄”

 仰　融　被通缉的资本大鳄

 顾雏军　黯然倒下的“格林柯尔”掌门人

 黄光裕　中国“问题首富”

第四章　王者的陨落

 褚时健　“烟草大王”的悲情陨落

 郑俊怀　中国“乳业教父”之殇

 黄宏生　身陷囹圄的“彩电大王”

 王效金　贪得无厌的“酒界奇才”

 赵新先　尴尬的“三九教父”

 田文华　中国的“毒奶大王”

第五章　赌出来的悲剧

 胡志标　一代“标王”的宿命

 戴国芳　“钢铁狂人”梦断扩张路

 张家岭　从峰顶跌落的“轻骑之父”

 兰世立　民营航空业的一颗流星

 荣智健　百年荣华成一梦

附录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在中国，无论何时，重提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年广九都是一个绝对无法绕开的话题。

年广九，安徽芜湖人，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针对他的问题有过三次谈话，保护了当时颇受社会各界争议的年广九。而这三次谈话不仅改变了年广九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第一代个体私营者的整体命运。

年广九从小就有做生意的天赋，10多岁就开始靠卖水果持家。但那时政策环境不好，做生意真的很难，水果摊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1963年，年广九悄悄地跑到江西贩卖起板栗以维持生计。那一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972年，脑瓜灵活的他开始炒瓜子、卖瓜子。由于他的瓜子味道好，价格低，很快在芜湖市就小有名气。后来他给自己的瓜子起名叫“傻子瓜子”。

到了1978年，年广九的家产早已突破了“万元户”概念。也就是在这一年，胆子越来越大的年广九，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雇了个帮工。之后，年广九又陆续雇了几个工人帮忙炒瓜子。

到了1984年，年广九的雇工已发展到103人，雇工问题已经引发了社会的激烈讨论。

由于年广九雇用103个工人的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国家工商局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8个的规定，他的雇工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

一部分人开始皱起眉头了，社会主义还能准许出现“百万富翁”、“私人资本家”吗？还有人主张要“动”年广九。

1984年lO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方针，把“傻子瓜子”上升到整个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他说：“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84年，年广九重新回到芜湖，想成立公司，把“傻子瓜子”的牌子真正做起来。

而那时候他被告知不得以私人形式成立公司。这次年广九采取更为主动的方式，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对方出资30万元，年广九以商标权和技术人股，并担任总经理，向对方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傻子瓜子所有。

“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就这样，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当时的公司也简单，两个副经理，一个会计，挂个牌子。

然而这种公私合营的模式，很快出现了麻烦。年广九说，最大的麻烦来自于合营企业的资金使用权。“他们讲公家的钱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公司的钱是我赚来的，我却没有使用权！”

这场矛盾的升级版，就是众所周知的那场有奖销售闹剧。本想着依靠有奖销售的方式，刺激销售，盘活存货，谁知道刚开始一个月，年广九便被告知，“国务院来文件，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人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

不出几天全国各地都来退货，瓜子都变质了，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来了，最终导致公司亏损63万元，公司因此从“波峰”到“低谷”，一蹶不振。

年广九也被控贪污，挪用公款和流氓罪。尽管抓了年广九，但是当合营公司的会计交出真账本后，检查人员却发现年广九并不存在贪污的问题。于是年广九的私人生活成了定罪的依据。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九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这次又是邓小平的话救了年广九。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了，1992年3月13日，傻子被宣告无罪释放。

出狱后的年广九，本想着延续公司的模式，重新把“傻子瓜子”的招牌打起来。然而此时因家庭内耗，有些力不从心。1990年，年广九在狱中时，为了给第二任妻子彭晓红“一口饭吃”，也把傻子瓜子的商标使用权授予她。前后两家傻子瓜子出现了互相压价的格局，缺乏竞争力。

直到1994年，一个机会出现在年广九面前。当时芜湖市委书记金庭柏想在芜湖建立一个以“傻子瓜子”为龙头，下涉食品、酒店和商旅等多项业务的企业集团，计划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计划由芜湖市供销社与年广九合作。

政府的领导班子对该项目充满热情。然而年广九说，“当时我问他们，这5000万元给谁，他们说当然给供销社，我说那我就不干了。”吃过没有资金使用权苦的年广九，已经把掌握资金使用权当做公私合营的基本要求。

1994年11月，年广九又宣布出山，成立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为避免之前的恶性竞争局面，年广九父子三人之间开始酝酿合作，一致对外。

1997年，傻子集团正式宣告成立，曾经分立的两家傻子瓜子厂合并在一起，由年强的“金傻子”做主厂，企业经营进入新阶段。

但好景不长，“傻子瓜子”之父年广九因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傻子瓜子”联合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监事长，而自己仅任“空有荣誉、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而心中不悦，联合集团公司仅成立一月余，年广九就借机发难，砸了牌子关了门，并扬言要向两个儿子索赔“商标侵权”造成的数千万元损失。

1998年，年广九父子关系恶化。1998年6月，年金宝来到芜湖市工商局商标管理科，提出要把自己所属安徽“傻子”集团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的瓜子，正式注册为“傻王瓜子”。不久，年强也将自己所属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厂经营的瓜子，改注册登记为“年氏瓜子”。此后，年金宝与年强一口气申请注册了27个商标。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99年。当年夏天，彭晓红因申请开办“傻子瓜子经营部”受阻而将年广九告上法庭。她要求法院确认其享有“傻子瓜子”注册商标专用权。理由是，年广九在坐牢期间，曾给她出具过商标使用权、技术权的“授权书”，而且作为与年广九婚生子年金龙的监护人，她理应具有商标的专用权和使用权。

如今，人们依然在吃傻子瓜子。年广九，这位敢于冒险的冲浪者的故事也时常被人提起。是他，用自身的经历让开放之初的国人逐渐认识到“投机倒把”不是罪、雇用工人也不是罪、发家致富更不是罪。P4-6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企业家这个人群。他们是改革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

三十年的经济新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商业高峰刻下记号。划下痕迹的，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成功者披着财富的桂冠在历史的画卷中磅礴泼墨，失败者却无言地黯然倒下。这些悲情企业家的人生沉浮折射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环境下经济发展的缩影。他们曾经的辉煌和败落，也许能给人们带来更多深刻的启示与心灵的触动。

中国人对悲情概括得极为精妙，以三句诗为最：“问君何事险囹圄，怜君何事向天涯”，“昔时人已殁，今日水尤寒”，“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其一为牢狱之灾、终生负痛的悲哀；其二是大业未成、撒手尘寰的悲痛；其三乃黑白难辨、功败垂成的悲壮。

时间像一把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但总有一些事、一些人，仍然顽强地占据着人们的思维一角，年广九、牟其中、褚时健、孙大午、顾雏军、仰融、黄光裕、荣智健等23位悲情企业家便是典型的代表。

当看到这一串、曾鲜活但终究泛黄的悲情企业家的名单时，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的陨落而扼腕叹息。

人间正道是沧桑。曾几何时，他们是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弄潮儿，是纵横商海、叱咤风云的企业精英；现如今，他们或是惨淡经营，被后来的财富新贵迅速超过，或是身居高墙，咀嚼各自的苦涩人生。

回顾这段难忘的悲欢岁月，回忆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今天，我们翻开这段历史，无意替某个人、某件事翻案，更无意讨论细节、过程的是非曲直，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他们个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犹如浩瀚宇宙的点点繁星，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正是这点点繁星，却串联起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法律变迁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彰显出他们的独特价值。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这个剧烈转型的年代，企业家作为时代的先觉先行者，很容易踏入不合理制度和滞后法律构成的雷区。

毫无疑问，企业家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但是，同经济增长伴随着严重问题一样，企业家群体的精神状态、行为方式同样存在严重缺陷。正是这种缺陷导致中国出现了一个引入注目的现象：企业家的高犯罪率。

我们在剖析企业家成败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给企业家创造生存发展空间的社会、经济、法律环境，30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部凝聚国人智慧与汗水的艰难探索简史。

在过去30多年中，每一部经济法律法规的诞生和完善的背后，都能看到一批企业家黯然倒下时的憔悴身影。这些悲情企业家已经成为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无法抹去的组成部分。企业家罪与罚的一幕幕，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法治社会逐步进化的一个深刻注解。

的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法治不健全，生存环境畸形，导致许多内地企业“行为变形”。在企业财产权缺乏保障、外部干预、乱吹哨和黑哨盛行、游戏规则不平等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为了争取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快速完成原始积累，不得不“打擦边球”，无奈之下失去“童贞”和“晚节”。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度已经大大加强，如果还想浑水摸鱼，已很难行得通。借用泰戈尔的话，“有人把刀剑当成他的武器，当他胜利时他已经失败了。”对于那些与法律不相容的“武器”，越早丢弃越好！

当然，对于企业家犯罪问题，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无视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既不能把一切过失都算在企业家个人头上，也不能把一切罪孽都推到社会环境上。

几年前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国企老总几年前曾坦率地告诉我，他有“小金库”，并说“褚时健真傻，连假账都不会做。如果一切都按文件、规矩、章程办，在中国就没法搞企业”。

我们注意到，在转轨时期为企业谋取生存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个权力支配资源的特定环境下，任何一个企业家都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富豪们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弱势吗？我认为，就金钱和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来说，他们是一个极强势的群体；但他们的确弱，弱在道德上，弱在社会正义的天平上。

当然，我们讲“原罪”，讲“赎罪”，并不是要均贫富，要大锅饭，也不是要企业家个个都成为慈善家把财产都捐给社会；只是期望在社会主义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新创业的人们不再有“原罪”，已经富有的人们不再犯“本罪”，企业家这个强势群体(一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真正能受到社会的尊重，真正能成为社会的中坚，而不是财产的巨人，道德的侏儒。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受到保护，光明正大地创造财富的人是值得尊重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的富豪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中国能有几个盖茨和索罗斯那样的世界级巨富，我们的综合国力一定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资本市场只是给企业家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并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在这个资本江湖好好地生存。德隆的垮塌，孙大午的案发，顾雏军的败走，黄光裕被查，荣智健下课……这一个个鲜活的教训，留给人们的并不仅仅是一声叹息！

一位经济学家大声疾呼：“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除了在商言商，遵守商道之外，还能做什么？”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倒下，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汪海、鲁冠球、刘永好等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不仅活下来了，而且事业一直很坚挺。

柳传志说，对于他那一代企业家，要想把企业办好，不踩红线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点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边球”的平衡对于那个年代的企业家是很要命的事。

柳传志的话很简单，但极其经典。柳传志的不败，是因为他掌握了“平衡”二字，在体制之内他掌握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平衡；投入商海，他掌握政商平衡。不能说他有多么睿智，但他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如今，柳传志的这种说法，仍然是商人处世的“生存法则”。

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企业家在倒下去的那一刻，还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垮的。有一点在局外人看来很清楚：他们的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与融合。

曾对企业失败原因做了大量分析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第一，创业家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绝大多数的失败仍然与违背常识有关，他们都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所以，最后的倾覆成了理所当然的败局。在很多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这不符合一家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在现金流、团队及运营能力方面都无法保证常规的运作。第二，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对于企业家来说，很难分清楚“野心”与“梦想”到底有什么区别。然而，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都将引发可怕的后果。

倒下的企业家，论实力、论个性，他们也许比柳传志、张瑞敏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他们的功力差，就差在没把握好企业与社会的平衡，没把握好每一次经济转轨时期政商关系的协调相处，忽视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商业环境。

我们认为，企业家不仅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精，还要积极地学习，提高自我素质，主动投入到企业生存所依赖的社会环境中去，融入眼前所处的时代。因为，我们需要有理性的社会，更需要智慧的企业家。

目前，对于中国企业家们来说，他们最缺的不是金钱。能称得上企业家的都是“不差钱”的，他们支配、运作动辄数千万，数亿，甚至上百亿的资金，但他们又无不倒在金钱下面，或因贪污、挪用、诈骗、行贿受贿而经济犯罪，或因违规操作违法，或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这些无不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相关。社会责任成为判定企业家的刚性标准：生意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商人重利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企业家则肩负着社会责任的使命——中国企业家迫切需要的是精神、灵魂的救赎！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提这样提醒中国的企业家：“中国转型的速度很快，钻体制空子其实是速死的方式。企业发展也罢，个人致富也罢，必须为社会做贡献，即创造财富才能获得财富。一切都要在阳光照耀下进行。否则就如《圣经》所讲的，人就算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

对中国企业家违法犯罪的众多典型案例，我们不应只是一味唾弃，而应投入更多精力去仔细总结分析。前车之鉴，可以避免后来者重蹈覆辙，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但愿，悲剧不再上演！

余胜海

2009年8月

我是1986年开始从事新闻报道和企业发展研究工作的，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财经新闻报道和企业发展研究的资深传媒人、经济观察员，能够亲历并记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变化和中国企业家三十年成长历程，无疑是幸运的。

由于职业的关系，二十多年来，我一直特别关注中国企业家各类犯罪案件的报道，也弓l发了我的深层思考。我认为企业家的违法犯罪案例不应该遭到忽视，这些身陷囹圄的失败的企业家们不只是避免重蹈覆辙的前车之鉴，更是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无法抹去的组成部分。企业家罪与罚的一幕幕，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法治社会逐步进化的一个深刻注解。

一个企业家倒下，或许是偶发事件；群体性倒下，则必定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通过完善制度来堵塞漏洞，加大执法力度来规范市场交易，类似“悲情”的事件就会不断发生。

2008年10月，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中国民营经济周刊》隆重推出由我撰写的专题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位悲情企业家》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落马企业家》，文章发表后被许多媒体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很多读者认为“悲情企业家”报道很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并建议我写一本“中国悲情企业家”的书。于是，经过半年多的思考和写作，终于才有了这样一部书稿。

三十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却风云激荡，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奋进史上最值得记录的一段光辉岁月。

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改革浮沉中，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的命运经历了坎坷与曲折，甚至是冰与火的洗礼，一个又一个企业家黯然倒下。他们的故事，有悲情的一幕，也充满了阴谋与谎言，还有奋进与澎湃。

牟其中、黄宏生、仰融、张荣坤、周正毅、顾雏军、黄光裕、荣智健等都是这一段历史舞台上企业家起伏的标志性人物。他们曾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受到人们敬仰和称颂，却在转眼之间灰飞烟灭。有的判刑、潜逃，有的正在审查……本书中23位具有代表性的悲情企业家人生经历和他们盛极而衰的失败原因，他们曾经的辉煌和败落，将留给人们的是思想的启迪与心灵的触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果让读者从这些典型的个案中受到启发，吸取教训，不重蹈覆辙并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以此推动法制进程，促进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那么，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收录的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发生的真实案例，这些人和事都曾被媒体公开报道过。在写作过程中我参阅并引用了一些媒体和网站上的资料(见附录《本书主要参考文献》)。在此，我既要对那些被我引用了资料的媒体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谅解。

本书在写作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经济出版社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责任编辑崔姜薇为本书稿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费了不少心血，在此表示真诚感谢！

同时，我还要感谢《法人》杂志资深记者张驰、吕斌等朋友对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为我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资料，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就不可能有本书的诞生！

本书在写作中，由于时间仓促，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或不妥之处，希望各位读者、媒体同行或其他知情者提出意见或建议，在此先行表示感谢。我的电子信箱：ysh5198@163.com。  以上是为后记。

余胜海

2009年7月

改革开放30年来，法制不健全和生存环境畸形导致许多企业家的行为变形。在企业财产权缺乏保障、外部干预、乱吹哨和黑哨盛行、游戏规则也不平等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为了争取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快速完成原始积累，不得不“打擦边球”，无奈之下踏人不合理制度和滞后法律构成的雷区，这些企业家失败案例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但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度已经大大加强，如果还想浑水摸鱼，是行不通的。

——固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在分析一些企业家的沉浮，甚至身陷囹圄的原因时，人们往往简单地从道德层面找原因，说企业家道德败坏、贪得无厌。我认为，这样分析问题未免过于简单。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和道德可能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的人在开始做企业时是好人，做了企业后才变坏的，企业家纷纷落马与体制有着很大关系。

要想使企业家犯罪现象减少，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创造出适应企业家健康成长和发展的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保护企业家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 曹凤岐

我一直坚信：一个企业家领导的企业能走多远，关键是看这个企业家的责任感有多大。有了责任感，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有了动力，企业家才能带领他的企业越走越远。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柳传志

读这样一本书，我的内心是十分沉重的。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书中的多位商界人士有过交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的知名企业家，若以败局论，最悲惨的莫过于牟其中、年广久和褚时健。本以为有这么多前车之鉴，中国企业家的悲情故事应该可以终结了。没想到，这几年来，唐万新、黄宏生、顾雏军、黄光裕等又一个个锒铛入狱。

企业如同大厦，其倒塌固然令人叹息，但也留给人们宝贵的启示。这些活生生的个体命运的重大变化，触动的更是人的心灵。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秦朔

在最早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部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一个时代的悲情探路者。

——万通集团董事长 冯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