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面对廉价商品,我们还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彻底颠覆:折扣文化泛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消费文化?
首度揭示隐藏在廉价商品背后的秘密陷阱!谁动了我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文化?折扣是工资不涨的最大元凶!
本书揭开了我们对制造和购买廉价品所怀偏好背后的秘密,对廉价商品制造者的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
本书作者将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领域对商品成本进行解读,揭开我们偏好制造和购买廉价商品背后的秘密。
如果你有以下消费习惯,请你一定要读这本书:
你去超市购物,本来你只打算买一件商品。但碰巧遇上打折,你购买了三件!有一件让你心仪很久的商品,但价格让你承受不起,现在打八折了,你义无反顾地买了。在超市购买食品,同样口味、营养成分相同的两种食品,你总是选择打折的那种。你觉得自己的工资水平太低,入不敷出,购物时总是青睐打折商品。
一般人对折扣商品都有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结,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去购买折扣商品。我们都渴望商品的成本越低越好、商品越便宜越好。但,你可曾想到——
折扣热潮抹杀了创造力
在追求低价的热潮中,更容易抹杀产品的创新性和创造力。因为我们追求「尽可能便宜」,造成制造工厂纷纷移至劳动成本较低的市场,牺牲了工匠主义和产品完整性的基本价值。相对的,我们的经济、政治和心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认可折扣就是默许劣质产品的存在
血汗工厂不关心工作环境的危险性,不在乎商品的质量,也不在意产品能否持久。如果消费者与制造商一味追求低价,就是默许劣质产品的存在。
折扣让你的生活质量下降,收入减少
你家附近的大型超市、大卖场、平价商品店,可能就是让我们生活质量不佳,收入萎缩的原因之一。
廉价如此诱人,以至于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多么坚定地怀疑过这个概念。鲁佩尔·雪尔从众多领域——历史、社会学、销售学、心理学,甚至是经济学本身——搜集证据,颠覆了传统的观点,揭开了有趣却又令人不安的矛盾之处,而且解释了深植于我们内心的廉价情结。
折扣店:让商业重新洗牌
半个世纪以前,每桶油只要4美元,在那些乐此不疲的消费者眼中,这些折扣店只有65000~120000英尺之遥,周六早晨驱车过去也不过花费50美分的油钱。折扣店顾客不必面对那些价格高得吓人的高端商品,还有那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销售员,这令他们十分满意。即便没有大衣柜来装那些讲究的衣服,他们也可以前来购物,这令他们感到舒心。那些还能够记忆起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一定还记得他们怎样打扮妥当去市中心购物,上了年纪的一些女士甚至还戴上了帽子和手套。折扣店消费者可以以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穿戴,而不用为此费尽周折——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周五晚上,不论穿戴如何,父亲总可以下了班直接去超市购物,而母亲也可以带上蹒跚学步的孩子,孩子甚至套着睡觉时穿的连袜睡衣。劳动阶层家庭购买的商品增多,并且他们也更加自信,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是为他们量身定做,他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除了这些优势,折扣店也有一些新奇的商品,商店前有卖气球的小摊,也有卖热狗的小商贩,甚至有种嘉年华的喜庆气氛。有时候还可以抽奖,甚至偶尔也会有更大的惊喜:当美国Consumer Mart连锁店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开设了一家132000平方英尺的新店时,甚至邀请到了当时的性感女神杰恩-曼斯菲尔德(Jayne Mansfield)亲自登台助兴表演。“折扣店的成长依靠的并非是其商品价格,”当时一位产业设计人员推测道,“而是其广告噱头做得好。”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并不全对。那些吸引人眼球的热闹展示只能在一开始将顾客吸引到店里,而留住顾客的非低价格莫属。
在后斯普特尼克(post—Sputnik)时代,说低价格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为过。折扣店将美国的人口重新洗牌,吸引了无数消费者从市中心移居到郊区,使得本来就已经困难重重的市中心更加每况愈下。城市百货商店有时候感到资金紧缺,但其中许多可以依靠其郊区的分店对其进行资金支持。特别是这些郊区的商店装修很奢华,商品价格也几乎同城镇中心店面的一样高。而不论是城镇还是郊区的折扣店,商品价格都十分低廉,这就将资金流截断。折扣店所销售商品各式各样,只要是价格便宜、可大量售出的商品,折扣店来者不拒。渐渐地,这些商品的生产开始走向国外。
折扣店抓住一切机会从国外供应商处进口商品,特别是亚洲供应商。1965年,美国“二战”后第一次对日本出现贸易逆差。逆差较小,仅有3.34亿美元,而且由于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廉价商品,主要是用于美国基层钢铁市场的低质量钢铁,所以这些逆差实际上是可以找补回来的。其他进口商品主要也是一些质量不太高的低端商品:晶体管收音机、便携式黑白电视、针织品、玩具、衣服以及玻璃器皿——这些商品在得梅因购物者世界跳蚤市场都可以找得到。当时有些美国国内生产商抱怨竞争不公平,虽然人们担忧这些进口商品会对美国商业利益或者就业保障构成持久性威胁,但是这种观点并不具有压倒性。恰恰相反的是,这些质量不好但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让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就是日本在生产制造的精细度和商业完善度上都落后于美国的证明。工会十分乐观,他们对美国商品先进性具有极大的信心,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会长戴维·麦克唐纳(David McDonald)实际上对美国从日本进口钢铁持肯定态度。几年前,他曾在国会上声称:“如果我哪怕有一点点感觉,意识到扩大的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会对美国工人带来就业压力,我就不会支持贸易自由化这一政策了。”麦克唐纳从没有想过从日本进口商品会对美国钢铁产业工人构成威胁。
但是哪怕只有一点点声音的收音机也是收音机啊,毕竟美国十几岁的半大孩子更喜欢自己私下里听收音机中传出的甲壳虫乐队的歌声,而不是和父母一起围坐在美国出产的笨重的电视旁。渐渐地,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低价位,也越来越愿意用质量来换取廉价这种妥协方式。这种所谓“价值”(这两个字往往有一丝廉价的意味)的趋势使得20世纪60年代的折扣店相比传统商店有很大优势,对于传统商业模式而言,商品质量和服务是融为一体的。这一趋势也是那些要价低廉的制造商的优势,因为要价较高的制造商没有准备好打价格战。虽然人们常常这样形容,但这并不是一次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制造商之间的突然撞击,就如同当年泰坦尼克撞上冰山一样,而夹在这中间的便是那些工人。那时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巨大,它们的工厂遍布发展中国家和欧洲。美国制造的商品和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实际上,尽管美国公司在那时就已经国际化了,但有些狭隘爱国主义色彩的所谓“购买美国货”常常使这种不可避免的现实模糊化。1961年,在一次美国劳工联合会一产业工人联合会会议中,美国纺织业工人联合会主席乔治·巴尔丹齐(George Baldanzi)发言表示,他就这种趋势对美国工人的影响表示担忧。“当全部都是这些公司的利益时……在欧洲的广大市场投入数十亿美元建造工厂,并且比我们今天的工厂更为现代化,除非我们对进口到这个国家的批发商品有所防备,不然我们无法保证,从现在开始的5年内,那些仍旧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由美国出资建造的世界各地的自动化工厂不会抢走美国制造工厂的生意,并且直接将所有的廉价商品都倾销到美国。”巴尔丹齐担忧的状况真的出现了——1966年,美国公司所雇用的员工中,有1/3来自国外,大部分来自出产低端产品的廉价工业,比如奥纶毛衣,88美分的水果蛋糕,这些产品都是为了折扣贸易而生。
1962年,《财富》杂志做了一个4期连载栏目,名为“配送大兴起”,详细讲解了折扣业如何日益上升成为一支主导力量,并且对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不可抵挡且令人不安的影响。当时有3000多家折扣店在经营——包括个人折扣店以及连锁店,所有商店总面积达4000万平方英尺,总销售额高达60亿美元,占据了所有百货类销售收入的1/3还多。大一些的折扣店如今不仅同全额出售的百货商店竞争,彼此之间也竞争激烈。凯马特、沃尔玛、塔吉特、zayre,各家连锁店都疯狂地增加自己的商品品种,并且达到了闻所未闻的规模,而“低利零售”技巧更是在后来成为折扣贸易的标志,最终也成了美国商业的标志。人们都知道,成功的商人永远为他们忠实的客人量身定做,提供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并且在任何一家连锁店都可以买到。这种供货的准确性要求他们准确掌握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从而进行商品调整。由于连锁店对其客户的私人情况并不那么了解,他们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光学扫描仪以及计算机——一路从工厂到仓库,从配送中心到各连锁店,商品每到达一处都要进行相应的记录。能够做到这一点,要求有着军人一般的准确操作。通常在周日晚上,各零售店会统一收集所需货品信息,包括大小、风格、种类以及颜色,然后记录员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各个相应的供应商。第二天,供应商就会将货物用集装箱发出,箱子上贴着标签,便于在消费者配送中心区分,然后将商品卸下来,装到卡车里,运送到各指定连锁店。为了保证配货效率,折扣店要求供应商在工厂或者仓库对货物进行标记,这样就将商品生产商和批发商逼上了新的电子计算机时代——有些生产商和批发商对此不得不绞尽了脑汁,挠破了头皮。这种适时制模式,减少了那些销路不好的商品所带来的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生产商必须遵守零售商制定的游戏规则,将它们的产品限制在可以以低价格大量销售的范围内。不论是对于制造商还是消费者来说,可供选择的商品范围都缩小了:制造商没有太多的权力决定他们可以生产什么商品,或者怎样生产;尽管看上去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似乎增加了,但是实际上他们可选择的产品品种在减少,增多的只是某一主题产品的细分品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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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变得“廉价”,这是十分危险的。如今美国市场充斥着越来越相似甚至毫无分别的商品,价格则成为竞争的决定因素:越廉价越好。我之所以明白这一点是因为我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我花10美元从街上的小商贩手中购买走私手表,可是却不禁怀疑,怕是出不了6个星期,这块表就会结束使命,没法再指示时间。我花15美元在塔吉特百货公司买3条内裤,在名品折扣店里买停产的玻璃器皿。我搜寻折扣店的家庭用品区,囤积钥匙链、手电筒、“迷你工具箱”和其他有趣的玩意儿,因为它们便宜到不可抵挡。
同其他人一样,我每月的预算也是忽高忽低,月末还有各种账单要付,但有些行为是“节俭”这个词无法解释的。买一块表用不到2个月就报废,或者买一把小人国牌的迷你锤子“只为不时之需”,这种行为绝对称不上是节俭。给车加油的时候,我会多开几英里,只为去那家每加仑能便宜几美分的加油站,却绝对想不到停下车,去人行横道上捡起别人掉落的25美分硬币。不,这绝对称不上节俭。对折扣商品的渴望来源于我们头脑中某个更深层次的地方。低廉的价格本身就是一种购买行为的胜利,一种满足人们那神秘的、令人困惑的购买欲的方法。
然而这种控制着人们的神秘力量基本上只是幻想物,而那些所谓的“划算到难以置信的买卖”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内裤在甩干机中缩水,锤子小到连一个钉子也钉不牢,手表也罢了工。可是这些“买卖”仍然令人难以招架抵挡。
虽然明白这些廉价货的生命苦短,但却并未打消我们对它们的购买欲,也没能阻止我们在“黑色星期五”的清晨离开温暖的被窝,在感恩节购物的人潮汹涌中用胳膊肘挤开一条血拼之路。我们仍旧为了在买尿布或者可口可乐时省下那么几美元,而花费大量油钱和时间驱车去大盒子商店购物。我们依然在房子、车库还有租来的储藏间中折腾来折腾去,安放那些囤积的廉价商品,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自己也会忘记它们的存在。
我们认为低廉的价格为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带来了动力。在这种逻辑下,廉价商品的起起落落成为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而作为奖励,也为我们带来了理想的工作和光明的前程。从历史上看,许多知名经济学家以及立法者都支持这种观点。但当为数不多的消费者奋起反抗,当工会成员以及社会学家满腹牢骚地站在沃尔玛超市外,指责其出售廉价商品时,却没有什么人胆敢站出来公然挑战这些愤懑与不满。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无望的精英们,还有谁能建议说,低廉的价格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有百利而无害呢?
但我却要向精英们的指责提出无罪的抗辩,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廉价刺激”本身并非自相矛盾。我对廉价商品之所以这么热衷,是源于大学时候喜欢吃热汤面以及五谷杂粮——我常常大量购买这些食物。我可以容忍吃马肉(虽然我并不好这一口),因为马肉价格出奇低,尽管我再也不会吃巴洛米诺马肉了。就在写本书之前,我还对购买鸡腿痴迷,并且每当路过那一大堆标着半价的货物架前——不论是牛仔裤、衬衫、水管配件、手套还是咖啡杯,我总是难以自持地将它们放入购物车,动作迅速,绝不迟疑。一个周五下午,我驱车去曼哈顿,发现了一个周末不计时的免费停车场,这简直是我人生的福祉。
真正改变我的应该是靴子事件。几年前,由于要参加新年夜的舞会,我需要一双短皮靴来和整套行头相配。我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商店的超级卖场买到了一双皮靴(你无法相信我省下了多少钱)。我去了我家附近的鞋店闲逛——那是一家规模较小的名品折扣店,店里的皮鞋样式也平淡无奇。我问售货员是否有特别一点的,他给我展示了一双漂亮的意大利产皮鞋。皮面光亮亮的,看上去那叫一个棒,我试了试,刚好合脚,但那双皮鞋的价格实在超出了我的接受范围。最终我买了另一双皮鞋,花的钱是原价的1/4。可是那双鞋简直太糟糕了,穿上一点儿也不舒服,于是新年那天我将鞋子扔到了橱柜的最里面,在那里还有其他一大堆这种“便宜货”,颜色糟糕透顶,样式也很老套,根本没法穿:身为一名廉价货的搜寻者,它们是我的耻辱。
购鞋惨败事件促使我开始思考,那些便宜的手套、袜子、T恤衫还有那些“猜猜我省了多少钱”的小玩意儿将我的家庭生活弄得一团糟。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东西我们只用了一次,甚至一次也没用便被送了人,或者干脆被扔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时候好好审视一下这种行为了,从表面看起来这种行为是非常不理智的。为什么价格合理的商品那么少呢?似乎所有的消费品不是十分廉价,就是贵得令人发憷。我在想,那些处于中间的,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质量过硬产品的厂商哪里去了呢?似乎不久以前它们还存在。
若想找到这个似乎十分简单的问题的答案,需要一次迷人的旅行:从瑞典的内陆到中国上海的大街小巷,再到洛杉矶的造船厂。我遇到了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农民、市场营销人员、设计师、历史学家、文化理论家、数学家,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零售商。我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旅行,并了解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系统创造了消费者的购买欲,又声称系统本身便可以满足这些欲望,消费者的选择完全受到这种系统的驱使。本书所要探寻的便是这样一个世界,以及作为消费者和公民,我们在整个世界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同所有旅程一样,我的旅程也从回顾历史开始。美国零售巨擘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发明了大减价和价格标签,而这些发明永远改变了我们的购物方式。占有一席之地的还有弗兰克·W.伍尔沃斯(Frank W.Woolworth),这个曾经病怏怏的农场小男孩白手起家,创建了自己的“商业殿堂”;电器销售员尤金·法考夫(Eugene Ferkauf),他成功地使自己的科维特(Korvette)折扣连锁店发展壮大,成就了今日的辉煌。全球主义的崛起得益于科技的进步,这就使得权力从手工制造者和工人手中易主,转而被大型零售商及其股东掌控。低廉的价格成为无冕之王,而消费者却成为其掌控下的爪牙。购物车、条形码,诸如这些简单却聪明的发明教唆着从完全服务到自助式服务的转变,而这却进一步减少了对技术型员工的需求,卸下了商店的重担,将其转嫁到消费者的肩头。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的选择被商品价格控制。而那些无法被贱卖的商品,比如意大利皮靴,则成为真正的奢侈品。折扣将美国的人口分布重新洗牌,人们涌向城市,使城市更加拥挤不堪,而飞往郊区的航班也随之减少。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那场社会大变革中,面对折扣的大行其道,成百上千位商人无奈破产。到20世纪70年代末,折扣已经侵入每一个市场,五金、玩具以及家具类产品中“品类杀手”的出现,使得当时过半的零售连锁店倒闭。由于廉价商品店不放过任何一个从国外供应商处采购的机会,上百万个工作机会被转移到海外。价格狂跌,消费者债务上涨,美国人将他们的未来托付给了分期付款。
这一切同我们的今天又有何关联呢?喔,关联可不小。从摆个小摊卖柠檬水的那一天起,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价格十分重要,它可以左右人们的喜怒哀乐。哈佛商学院教授杰拉尔德·扎特曼(Gerald Zaltman)告诉我:“价格无非就是一个数字,但是却没有什么比它更为主观的了。”谁知道菜单上的价格能够影响我们午餐吃什么呢?或者谁又知道某些数字可以令我们眼前一亮,觉得捡到了便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的价格简直是敲诈呢?精神系统科学家已经发现,人类大脑深处有一种对于“折扣”的期待,这种期待可以触动我们的神经网络。对于价格的控制会使我们困惑,阻止大脑的思考,点燃头脑中冲动的、原始的那一面,并导致我们依据错误的假设做出不明智之举。那么,多开5英里的车买6瓶装的啤酒或者一桶汽油,只为了省那一美元,难道诸位还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吗?或者为什么你会马上将一件从150美元“折扣”到50美元的毛衣收入囊中,却对同一件“原价”就是50美元的毛衣视而不见?为什么你宁愿为某件商品付更多的钱,也不愿看见其他人付的钱比你少?再或者,为什么你的橱柜里满是不合脚的鞋,还有颜色糟糕的T恤衫?就如同我们看到的一样,科学已经给出了答案。
工厂外销店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这些迅速发展壮大的外销店不仅是零售业的一部分,更是旅游产业的一分子。在赌城拉斯韦加斯,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外销店就如同赌场的老虎机一样危险,这些地方仿佛掩藏着致命杀机,等待着那些不明就里的消费者上钩。在这些店里,一条“大牌设计”的项链、一条李维斯牛仔裤或者是一个Coach包都会成为圈套,所谓“名牌”,无非就是一个名字而已。有谁知道呢?引着我们误入歧途的不仅是外销店,还有那些小毛毯、席梦思床垫、珠宝,以及几乎任何其他采用类似策略,让不怎么样的买卖变得无比诱人的商品。就连哈佛大学也不顾自己名声,迎合大众对折扣的喜好将自己资本化。当价钱合适时,包装盒里的东西似乎远没有价签上的数字重要。
在这个廉价的世界,“名牌”似乎成为质量的代名词。像塔吉特、H&M、Zara这些折扣店为消费者提供的服饰是他们所喜爱的,而价格又是其所能承受的,但是这些服饰的真正成本又有多少呢?在瑞典我们参观了宜家(IKEA),这个家具零售商全球闻名、大获成功,而他们所采用的手段不仅在于为低价位而设计,而且在于设计成为低价位。这样的后果是十分明显而微妙的。宜家低价位的家具可以供所有人选择,这也就意味着包括大学生、年轻夫妇和其他预算有限的人都可以将他们的家装扮入时。宜家并没有过分关注自己是否如霍默·辛普森(Homer Simpson)所说的那样“五花八门”,宜家的设计主要针对的是简易制造、统一式样、低价生产以及全球可运输性。归根结底,他们所推销的产品都是寿命周期比较短的,正如产品本身所表现的那样。诸如宜家及其他平价设计的供应商的天才之处在于,他们所设计的商品非常时髦,有吸引力,甚至十分招人喜欢,但却缺乏手工性。隐含其中的环境及社会影响十分危险,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
仔细看一下打折对家庭预算增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在诸如沃尔玛这种大型超市购物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吗?折扣店助长了今天困扰我们的通货膨胀的气焰,对于折扣店本身而言,这是一场胜利。但是大萧条的特点并非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特别是工资的紧缩。最近几十年,工资停滞不前,逐年增加的贷款债务使得打折势在必行,但是折扣无法抵消经济停滞以及生活用品价格的上涨——购房、教育,还有医保,所有这些费用都在增加。哪怕我用再低的价钱买了一大堆水管配件,也依然无法阻止房子被没收,或者是破产的窘境。折扣无法养活我们。
食物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没有什么比食物更为私人化和亲密的了,但是我们放到嘴里的东西往往要归结到钱的问题上。比起其他发达国家而言,美国人在食物上花的钱最少。令人疑惑的是,餐馆怎么从卖给你的一美元奶酪汉堡中有利可图呢?而“尽情享受美味”的大虾拼盘不禁让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食物到底是怎么从原料的生长到加工,而后被售卖的?当小型家庭农场无力为急速增多的世界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时,只能过度依赖工厂型农场以及工厂加工食品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食物十分匮乏,而在美国,为了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食品价格则被压得过低。农业经济学家彼得’蒂默(Peter Timmer)告诉我:“我十分担心大型食品公司会对我们食物的质量及安全性做手脚。”
若没有中国,商品价格不会这么低廉,但是对于这个广袤而迷人的国家进行这样的概括是不合适的。在上海和浙江台州,美国商业利益所扮演的角色清清楚楚:使价格更低,人们生存条件更糟。在汉语中,人们把那些制造和出售不合格或假冒伪劣商品的人称为“奸商”,意思就是“卑鄙的、黑心肠的商人”。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奸商”来自世界各地。在此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美国同发展中国家有许许多多的共同之处,这是许多美国人所不愿承认的。一位贸易专家曾经告诉我:“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些国家工厂对工人的严酷剥削和美国的中产阶层交易其实没什么不同。”
廉价汽油、廉价贷款、廉价消费品并没有为自己铺就一条救赎之路,而我们同折扣之间的浮士德式交易为两代人带来了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廉价经济制约了创新,也使得曾经蓬勃发展的各种产业走向下坡路,并且还威胁着我们引以为傲的民族遗产——精湛的手工艺。对于廉价的膜拜标志着美国文化的一个重大分野,也是美国对各种事物重视程度的一次重大转折。为了追寻这种势不可当的低廉价格的踪迹,我曾经试图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场折扣猎奇——将其作为一种爱好、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是将其作为一种流血娱乐活动,来寻找其根基、原因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我个人可以十分诚实地说,本书的写作完全改变了我。我诚惶诚恐地接近工厂折扣店,小心谨慎地研究削价的进行。我不再对购买鸡腿痴迷,或者从地摊商贩处购买怀表。但我仍然是个节俭之人,我存下纸质包装袋、橡皮绳和礼品包装,徘徊在跳蚤市场和旧货商店。至于周五的黄昏在纽约抢占一个免费停车位?哈,对于我而言,这个活动是且永远都将是无价的。
这本书非常及时!在我们经济困惑的迷雾中,埃伦·拉佩尔·谢尔意味深长地谈论了成本、价格和价值。
——比尔·麦吉本全球著名环保专家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埃伦·拉佩尔·谢尔有力地论证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购买廉价商品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她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们希望这个故事将会劝服人们知道,作为消费者,我们的不同选择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社会。
——莉莎贝斯·科恩哈佛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