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经历着怎样的动乱和变化？保持着哪些文化传统和陈规陋习？都市、乡村及社会各层面的具体状况如何？……本书将为你解答这些问题。

本书的作者系一百年前在中国居留并深谙中国文化的美国人。他以外国人独有的视角和眼光打量、考察着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并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纪录下他的观感和惊奇。

这是一部湮没百年的中文译著，鲁迅先生生前曾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但对些一译本，竟未曾得见。今予重印，旨在重视当时中国社会顽固保守的时代氛围下，那些痛感国家落后、人民蒙昧的留学业生们企望国人乘此卧薪尝胆、以求自立的一片苦心。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实际上是在借此呼吁一场反省民族气质、改造和完善民族性格的思想运动。

人们之所以对(中国人气质>这本外国人写于一百多年前的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一方面说明了“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教训，逐步觉出了认识自己的极端重要性，渐渐地肯于研究自己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人气质》里面所批评的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并没有得到根治，有些甚至于愈加严重了。

以别的民族作为“镜子”，往往会更为清晰地看出本民族所存在的问题。听一听别一国家对本民族的批评，如鲁迅临终前不久恳切希望有人译出《中国人气质》时所说的那样：“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却正是中华民族自强自励的最佳途径。

第一章　面子

第二章　节俭

第三章　勤劳

第四章　礼节

第五章　缺乏时间观念

第六章　忽视精确

第七章　误解的才能

第八章　欺瞒的才能

第九章　柔顺的顽固性

第十章　智力混沌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第十二章　轻视外国人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　守旧

第十五章　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第十六章　生命力

第十七章　忍耐与坚韧

第十八章　知足长乐

第十九章　孝心

第二十章　仁慈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　社会台风

第二十三章　连坐受法互相牵连

第二十四章　互相猜疑

第二十五章　缺乏信

第二十六章　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需要

译后评析

再版后记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另一个说明中国人节俭的例子，也与做饭有关，这就是为了解决燃料的紧缺，精心挑选制作炊锅的材料。在中国，燃料是匮乏和珍贵的，而且总是树叶、庄稼的根茎，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这些都是一燃即逝，容易烧完的。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锅底要尽可能做薄，需要很小心地操作。拾柴火的整个过程，是一个附带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人节俭到了极点。最小的孩子，不能干其他活儿，至少都能够拾柴火。秋天和冬天的大地上，遍布拾柴的广大人群。经过他们的竹耙利齿如饥似渴地搂扒，地上连一根草屑都不剩了。孩子们被派到树林里，用木棍打秋叶，好像这些秋叶是栗子，甚至草莓，一些心切的拾柴人还没来得及“争抢”，秋风吹过的路上就很少有秋叶散落了。

所有的中国家庭主妇都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使用她的布料。她的衣裙不像欧洲姐妹那样，在花样和款式上奢侈豪华，而是全力设法节省时问、精力和材料。最小的一片外国布料，到了中国妇女手里也会受到欢迎，她们不图美观，而是重新发挥其效用，物尽其用的程度是“家政”议会的全体女作家未曾梦想到的。一处不能用的，保险用在另一处，一些碎布条也要充分利用，用来纳鞋底。伦敦或纽约的慈善者，把不用的衣物施舍予人，而又怀着一种荒唐的希望，希望被救济的穷人将东西搁置不用，这样做弊多利少。但是，无论是谁，如果把同样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使用的布料和穿着款式与我们迥然不同，也有充分根据确信，这些物品始终会尽其所用，最后的下脚料也要和其他布料搭配使用，直到用尽为止。

中国人时常给朋友题字表示祝贺，题字的纸稀松地缝在一块绢帛上。之所以松缝，而不粘贴，是为了使受赠者有一块长期使用的绢帛，如果另有选择，可以把旧字移下来，换上新字。

中国人的节俭，在小零售商的交易中也有所反映，对他们来说，多小的东西也会引起注意。譬如，一个小零售商能够告诉你不同种类火柴每盒中的精确根数，他了解每盒火柴的微小赢利。

中国人的账簿用过以后，就用来糊窗户，包纸灯笼，每一页都派以用场。

中国人为了坚持节俭；甚至不惜压缩日常必需的食品。他们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悖理之处，而是处之泰然。B.C.亨利（Henry）博士在《十字架与龙》（The Cross and the Dragon）一书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五个小时，行程二十三英里，然后又走回广州，去吃为他们提供的早饭。吃早饭之前走了四十六英里，其中一半路程是负重的，而这仅仅是为了节省五分钱。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两名轿夫抬轿走了三十五英里，虽然从早晨六点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但也要空着肚子撑船回去，舍不得花三分钱买两碗米饭吃。船搁浅了，第二天下午二点还没有到达广州。到这时，这些人已经二十七小时没有吃饭了，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其中抬着亨利博士去广州走了十五英里以上，不光抬人，还得加上他行李的分量啊！

对于西方人来说，并非对中国人因节俭所获得的许多成果全都不满意，但是对于由此构成的纯朴天性，却不能赞许。在帝国的部分地区，特别是（说也奇怪）在北方，一年中有好几个月，男女孩子都像在伊甸园里那样，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到处乱跑。这样做，对于他们来说，是为了舒服一些，然而首要的动机是为了节俭，为了省衣服。中国的独轮车大部分推起来吱吱嘎嘎作响，这是因为缺少润滑油的缘故，虽然上几滴油就可以使车子不响了，却从来没有上过，因为对于那些被称为“神经麻木”的人们来说，以为嘈杂声比油更便宜，宁愿嘎嘎响，也不上几滴油。

如果一个日本人侨居国外，特别约定的条件就是每天为他提供多少加仑的热水，以便他按照习惯洗热水澡。中国人也有他们的浴室，但是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接近过，甚至实际上压根没有见过。一位中国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满身尘土，就用一把旧笤帚给孩子扫土，一位好奇的外国妇人说道：“你的孩子每天都洗吗？”“每天都洗？！”中国妈妈惊怒地回答，“他生下来之后，还从来没洗过呢！”一般对于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即便把“比土便宜”的箴言，贴到橱窗上，也不会有什么启悟。

就像意大利人看待英国人那样，中国人无疑把一般外国人都视为浪费肥皂的人。在中国洗衣服也需要用肥皂，然而中国人尽量节省，用量很少，与我们所说的洁净度相比，他们几乎无所谓洁净可言。许多中国人和我们一样爱干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纵令有严重缺陷，却堪称整洁的模范，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节俭。

由于节俭的本性所致，一般不可能买到任何现成的工具。你可以买到一些“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修整。因为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所有的人都图便宜，于是就没有现成货了。

用料之节俭，我们已经说过了，譬如盖普通房子，因为舍不得花钱，光线很暗，用隔墙分成的两个房间都很黑，就如置身于有隔墙的洞穴中。在中国的工厂里，诸如各类纺织厂、陶器、金属、象牙等等作坊，可以看到这种黑暗房屋的典型实例。对于我们来说，这类工业，似乎不像说明中国人的节俭那样，有许多例证表明他们的创造发明才智。本来能够创造许多更好的方法做中国人的工作，这些方法比他们所采取的先进，但是却没有人进行创造，再没有比与中国人一起做事更无效益、更拖沓了。他们好像能够无所谓方式方法地制造所有的物品，这样，他们的产品，不论简单还是复杂，总是一个样子，没有特色。他们的炼铁炉，建在一个小院里，空间很小，使用起来很像是一口可以施展高超烹调术的炒菜锅，原本一个小时就可从砖炉中炼成铁，却无限地延续，熟续地操作，不计算经济价值。

在完成这项任务当中，可以找到虽不是更多、然而却更富于特征的实例，说明中国人用具的简陋。在中国，每年有大量谷物作为贡品送往北京，这项工作有所管理，又完全缺乏管理。谷物从天津装船，顺北运河运往通州卸船。在“谷物交换”市场会吃惊地发现，堆积如山的稻粟本来需要用机械卸船、称量和搬运，然而却只用一队苦力承担一切工作，用具是一种做得像截锥、容量一“蒲式耳”的箱子（斗——译者），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仅是这些，再没有其他。席子铺在地上，谷物注入席囤，再次称量，装袋，运走，席子收起，帝国的谷物交换市场又变成光秃秃的泥岸。

在美国烟草种植园，最沉重的开支是为了烘干烟叶而建筑一个长长的结构精致的棚子。中国的烟草农场，却不肯为此花钱。棚子是茅草搭的。用过以后，陈草正好作燃料，跟新草一样好。烟叶打裹时，肥大、坚硬的根茎立起来，用草绳将根茎捆紧，夜里用绳子吊起来，好像挂在绳子上的衣服，这个法子真是再简便、有效不过了。

所有居住在中国留心观察的人，都能补充一些例子，阐释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或许没有这样的实例更能反映中国人的节俭了：一位老妇人移动痛苦、缓慢的步履，沿墙蹒跚，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到亲戚家去，好死在离祖坟更近的地方，这样可以缩短距离，节省抬棺材的花费。

P6-9

唐弢

继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后，威廉·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中文译名《困惑的外交官》）、高桥敷写的《丑陋的日本人》，也先后译成中文出版了。后两本书曾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被提及，可以说是这类问题比较全面的介绍，也是柏杨用以自辩的客观的凭证。听说问题还有争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可惜我没有读到有关文章。当然，以偏概全是不对的，不应当将个别缺点看成是全民族的缺点；但由于作者都是本国人，池鱼故渊，知之深而望之切，我禁不住想起鲁迅说过的话，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得多好啊！

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书，对于厨川对“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的批评，“禁不住称快”；并且认为同是立国亚东，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厨川所狙击的要害，“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看来这也是鲁迅之所以介绍《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倘有人以为鲁迅苛责自己，怀有民族自卑感，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别人加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荒谬狂悖的言词，鲁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反驳和狙击。在《马上支日记》里，在为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所写的序言里，对于自命为“支那通”的日本人进行了嘲笑：“一个族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国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至于安冈秀夫扬言江浙人大吃竹笋，是“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属于色情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的一种表现，鲁迅对这些胡说八道的“支那通”更是嗤之以鼻，引为笑谈。但对于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不管谈话的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总是认真对待的。例如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 1845—1932）所著的这本《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就以赞赏的口气一再提到它。

鲁迅认为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逝世前十四天，他在《“立此存照”（三）》里谈到辱华影片《上海快车》的时候，重申前请，希望有人将这本《中国人气质》译出来，以结束“安于自欺、并以欺人”的局面。他劝人们把史密斯的书当做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呢？

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鲁迅没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评，并且说他“错误亦多”；但对有些意见却表示首肯，也许还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涉及“面子”的话，还可以从鲁迅的文章里找出许多来。史密斯批评中国人因循保守。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互相欺瞒。鲁迅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不求甚解。鲁迅最讨厌的是那种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人，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上肚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史密斯批评中国人知足长乐。鲁迅最反对的是那种自我满足、安于现状的人，他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他反对知足长乐，认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沿国平天下的大经路”，为此以讽刺的笔调写了《安贫乐道法》。至于史密斯批评的中国人麻木不仁，更是使鲁迅痛心疾首的民族的病根，他就因为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着欣赏自己同胞被人杀头的情景，这才中止学医的。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后来他在中篇《阿Q正传》和短篇《示众》里，都曾形象地描绘了欣赏杀头的麻木而无知的群众的场面。此外，比如史密斯批评中国人浪费时问、提倡忍受、猜忌连坐、繁文缛节……也都可以在鲁迅的文章里找到鞭挞的痕迹。史密斯同时讲了一些中国民族性的优点，如勤劳、节俭等等，显然，他批评的缺点有些也难以使人同意，鲁迅并没有全部接受它。

鲁迅曾称猛烈地攻击本国缺点的厨川白村为“霹雳手”，并认为他所狙击的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但他又说：“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也终于不缠足。”瑕中觅瑜，将两者对照一下，很可以看出他重视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从年轻时阅读它，到晚年仍希望有人将它译出的本意了。在我们眼前展示着一颗永远跳动着的伟大的心。

现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已由张梦阳等同志译出，并即将由出版社出版了。不仅鲁迅的期待得到满足，而且经过分析、自省“明白那几点说得对”，正可以作为变革的参考。我赞成鲁迅的意见，不论有多大缺点，我们“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88年4月12日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中国人气质》三版后记

张梦阳

《中国人气质》能够再版五年后，又出三版，似乎是意料之中的，因为鲁迅先生毕生都在敦促此书的翻译出版，不自满而勇于自省的中国人也一直在虚心倾听这本书对自己的中肯批评。四海之内，几乎所有衷心希望中华民族复兴的华人也都关心着这本书。

2007年5月，我到美国看望久别的女儿时，就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我女儿住在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附近的华人每个星期日都集中在中华福音教会做礼拜。这种集会不仅是基督教的宗教活动，更重要的是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教会的陈达牧师，是一位非常慈祥、温敦的老人。听说他和夫人是放弃了高薪的工作、优裕的生活，到这里做清贫的牧师的。当他从别人那里得知我是研究鲁迅的，并翻译了《中国人气质》之后，立即邀请我到他家里举行讲演会，并郑重地在2007年7月26日《圣路易时报》上发出了预报：《中国近代思想史讨论会，张梦阳教授主讲》。女儿准时送我到了他的家里，见屋里面很朴素，没有任何华贵的家具，却满墙都是精装的书籍。客厅也不大，原本计划接待三十人，结果来了六十多人，挤得满满的。我讲的题目是《<精神现象史>的构想与20世纪人类的精神流向及21世纪精神文化工作的使命》，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之后又与大家进行了交流，讨论十分热烈。会终，陈达牧师又给了我一个惊喜：送给我一本1894年美国纽约弗莱明出版公司英文原版的《中国人气质》，这真是无价之宝。当初我翻译此书时，只能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读再版本，一个月后必须归还，过几天再借再还，而今天竟然拿到真正的初版本，而且完全属于自己所有，不禁喜出望外，连连致谢。陈达牧师反倒代表大家谢我，说很难得听到祖国学者的亲自讲演，都很高兴！又在8月9日《圣路易时报》上发出了报道：《张梦阳主讲座谈深受欢迎》，并附三张照片。

我深知这些真诚的海外同胞们欢迎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出于对鲁迅的崇敬和对《中国人气质》的理解。由此，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气质》的巨大生命力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可贵。

鲁迅先生在《随感录六十一·不满》中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在《中国人气质》三版之际，我和大家一起重温鲁迅先生的这一教导，并向大洋彼岸的陈达牧师夫妇致以深挚的谢意1

2010年4月18日于香山幽居

美国人心目中的映像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完成的，即明恩溥牧师所著的《中国人气质》……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

——费正清

我非常快乐地读了<中国人气质》，迥非它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前次会晤，至为愉快。对于我们所谈关于中美庚款之事，尊意以为我能做什么，请即示知为盼。

——西奥多·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