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是我国明代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充满人文关怀的大旅行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学者和循吏，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与晚他40年出生的徐霞客相比不相上下，在伯仲之间。只不过徐霞客的主要贡献是在自然地理方面，而王士性的主要贡献是在人文地理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士性是我国古代人文地理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一座高峰，他在人文地理方面的观点和论述，都已经走到了当时世界的前列，只要我们读一读王士性的著作，就可知这样的评价应当不是溢美之词。本书作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全方位解读了王士性的学术人生。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俯察大地——王士性。

第一章 故乡家世

 “天崩地解”的时代

 人杰地灵的故乡

 世代官宦的家世

第二章 初涉宦海

 求学生涯

 纵览西湖

 为官确山

 望远中岳

第三章 伴君京城

 恳陈天下大计

 乞禁宫廷灯会、兵演

 上书修复黄河故道

 呼吁珍惜人才共济国是

 吁请痛革科场积弊，明察邪媚

 京师西山

 详绘京师

第四章 回乡守制

 宁绍纪行

 金衢严处考察

 瓯越跋涉

 桃花坞主人

第五章 畅游蜀楚

 由陕入川，蜀道艰难

 天府典试，重阳登高

 喜登峨眉，急走三峡

 匡庐约游，地以人显

 六千大楚，吞吐风云

第六章 滇粤纪行

 粤地山水

 彩云之南

 云南政绩

第七章 仕海沉浮

 白鸥庄记

 山东行荒

 山东理水

 梦回齐鲁

 自然人文

第八章 留都沉思

 吴地追忆

 南都探游

 地学杰作

第九章 杰出贡献

 人文地理方面的贡献

 自然地理方面的贡献

 其他方面的贡献

 从比较中看王士陛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王士性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故乡家世

“天崩地解”的时代

世界历史发展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西欧开始了许许多多的远洋航行，其中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有两大事件：其一，哥伦布在1492年横渡大西洋，到达了现在的古巴和海地等处；其二，达·伽马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越过印度洋，到达了现在印度洋南部的科泽科德。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壮举被誉为新大陆——美洲大陆的发现，而达·伽马的艰难历程被称为新航路的开通。在欧洲人看来，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等一系列活动，可以称为伟大的“地理大发现”。因此，他们在各种教科书和文章中将其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丰功伟绩大书特书。的确，“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的地理视野更加开阔，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更加频繁，全球化时代初露端倪。

王士性生活的明代晚期，正处于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时代。这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由盛转衰并走向没落，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地区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海上列强如倭寇开始侵扰我国沿海地区。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这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

其实，这个“天崩地解”时代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明王朝建立的初年。当时，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吸取元朝败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扩大，自然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于是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在一些地区的某些部门出现，并冲击着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地方性藩篱。为了获利，商人们往往将产品运到外地市场销售。也是为了获利，他们就必须扩大生产。这就需要掌握新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了解更多地方的交通运输、人口物产、风俗习惯等知识。来自经济领域的这种需求无疑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

当时，中国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许多成就，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都是位于前列的。如李时珍(1518—1593)及其《本草纲目》，把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徐光启(1562—1633)及其《农政全书》，集我国古代农业科技之大成。宋应星(1587—？)图文并茂的《天工开物》，是当时一部集大成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

在地理学上，一些卓越的地理学家开始走出书斋，迈向自然和社会，从实地考察中观察、思考自然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的野外地理考察蔚然成风、形式多样；地理著作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地理学家人才辈出、代不乏人。特别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举世荐誉的徐霞客及其洋洋60余万言的《徐霞客游记》，其对喀斯特地貌、长江源头、植物生态学等自然地理方面的观察研究，已经走到了当时世界的前列。而本传记的主人翁王士性，同样是这一时代所孕育的一位杰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与专注于自然地理考察的徐霞客相比，王士性的贡献主要是在人文地理方面。两人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虽有不同，但在地理学上的成就却一样斐然而不同凡响。不同的是，徐霞客及其著作一直声名远播，而首开中国近代人文地理端绪的王士性及其著作却一直泯泯然知者甚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重视人文地理学之后才逐渐受到重视。

从思想政治方面看，王士性生活的时代，正是明王朝开始走向覆亡的动荡时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这些矛盾也反映在思想领域：一方面，明王朝统治者的思想较之前朝禁锢得更为严厉。作为封建王朝统治者极力推崇的程朱理学，至此虽已走向衰落，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在思想领域内仍占统治地位。统治者规定，科举应试必须用“八股”文体，这使一心向往仕途、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寻章摘句，皓首穷经，思想受到禁锢。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经济因素的注入，国人的思想在明朝开始得到解放，与程朱理学背道而驰的务实精神也在知识阶层中迅速发展。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诵读经书、侈谈性理的虚浮学风，于国计民生有弊无利。一批先觉者如李梦阳、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思想家、文学家纷纷抨击传统理学的“迂腐”、“拘泥”、“无实”，倡导“道不虚谈、学务实效”的思想。特别是为冲破程朱理学的长期统治而建立起来的阳明心学，在明清之际成了一股影响很大的社会思潮，影响着知识界。那时的思想家几乎都不能回避对王学所持的态度，一些启蒙思想家或者利用并发挥王学反传统倾向，或者利用并修正王学某些命题而创立自己的学说。阳明心学的革命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情绪，许多知识分子不顾理学道德，追求“率性而行”、自由洒脱，主张“不必矫性，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

阳明心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的知识界影响巨大，寄情山水，四方游历，在当时的江南士子中蔚然成风。由于风气的变迁，比起前代来，晚明文人不只是一般的好游，更进而耽于山水，好游成癖，甚而成痴。这是前所未有后所罕见的现象。从整部中国旅游史考察，唐代虽有游人，甚至现代人还勾勒出了唐诗之路，但多数只流连光景以作诗料；到了宋代，游风已经稍杀为少数；而有清一代，痴情山水者也为数不少；但晚明的游风却几臻登峰造极。晚明的游历者，远迈前代，在扩大地理视野、丰富地理知识的同时，也撰写出了许多精彩的地理著作。在这样的时代风气的濡染熏陶下，王士性自小便确立了“遍游五岳”的志向，而他一生的游历地图早已大大超越了五岳的界线，并且在记游的基础上，作出了更为卓越的地理理论贡献。现在看来，他对地理学的贡献，与徐霞客不相上下。只不过两人的贡献各有千秋，徐霞客的主要贡献在自然地理方面，而王士性的主要贡献在人文地理方面。而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恰好是现代地理学的两大分支学科。所以，徐霞客与王士性，是我国历史上地理学界的两朵奇葩，两座丰碑。

特殊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给王士性的性格与志趣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任性旷达，磊落不群，而且性喜游历，常怀挟九州而小天下之志。，寻幽宦游，“几遍于寰中”。王士性一生的游历，入仕前是访学之游，人仕后，则是在为官之假期和从一地到另一地为官途中顺道而游，可称之为宦游。游历使王士性增广了地理见闻，丰富了地理知识，开阔了地理视野，发现了新的地理事物，进而总结提炼出了人地关系的真谛。而为官，又使他的游历更关注国计民生，有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持，其看世界的目光更富有人文关怀。因此，王士性的为官和游历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的。

时代造就了伟大的人物，王士性和徐霞客、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一样，他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需要。卡尔·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用在这里是非常恰当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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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凯、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异、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弓l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

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赟、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早在1990年，我就在《杭州大学学报》(社科版)上发表了《王士性及其(广志绎)》一文，此文发表后不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教授就在国际会议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此文的发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这样的评价对于我这样一个后学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与鞭策，促使我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1992年，“王士性研究”列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我和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共同被聘为该课题的学术指导。周振鹤教授点校出版了《王士性地理书三种》，我则和梁光军先生合作出版了《王士性论稿》一书。该书后来被评为“全国首届谭其骧院士禹贡基金青年著作奖”三等奖，这次全国评奖一等奖空缺，二、三等奖也只有几个，能够评上三等奖实属荣幸。在此我要感谢时任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陈桥驿教授、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等评委的厚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台湾《历史月刊》等海内外的20多种媒体也对我的王士性研究成果进行了报道，新华社高级记者孟凡夏撰文并通过新华社向海内外报道了我的王士性研究成果。丁式贤先生和敦基先生等写了书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扩大了王士性的社会影响。

所以，当2004年省社科院老同事传来已经把王士性传列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一种的消息时，确实让我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不是承接这个项目，我还是颇为踌躇的。因为首先，我现在工作的重点是从事公共管理特别是土地资源管理的教学、教学管理和研究工作，对于王士性的研究其实已经有些陌生了；其次，在此之前并没有人撰写过类似于《王士性传》的书，这是第一部，没有什么可资借鉴依循，具有草创的性质，难度自然很大；第三，有关王士性的史料、王士性著作的整理、王士性的家世等都还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和疑问，如何来纠正这些错误、解决疑问，也是在撰写传记中必须解决而又很难解决的问题。

但我又深刻地认识到，王士性是我国明代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充满人文关怀的大旅行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学者和循吏，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与晚他40年出生的徐霞客相比不相上下，在伯仲之间。只不过徐霞客的主要贡献是在自然地理方面，而王士性的主要贡献是在人文地理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士性是我国古代人文地理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一座高峰，他在人文地理方面的观点和论述，都已经走到了当时世界的前列，只要我们读一读王士性的著作，就可知这样的评价应当不是溢美之词。

然而，社会对徐霞客和王士性的评价及他们的知名度、美誉度却具有巨大的差异：徐霞客及其《徐霞客游记》早已举世荐誉，而王士性及其相关的著作却泯泯然知者甚少。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大家的研究，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江南大学蒋明宏教授在评价我们的《王士性论稿》一书时，其主标题居然是用了“浙江的徐霞客——王士性”，看来他是完全同意我对王士性与徐霞客同样伟大的结论的。

目前，对于徐霞客和王士性的研究力量和注意力也是很不平衡的。全国有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各省市也有不少的徐霞客研究会，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有海内外学者、嘉宾参与的大型学术研究会，两三年就精选出版一本论文集。台湾、香港地区有徐霞客研究者，美国有徐霞客研究会，新加坡的郑苏先生最近也传来好消息，新加坡也成立了徐霞客研究会，法国、韩国、日本、巴拉圭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徐霞客研究者。徐霞客已经从故乡江苏江阴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浙江的徐霞客——王士性，研究者并不多，对其人、其事、其书的了解也寥寥无几，我感到这是很不公允的。我作为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感到有责任、有义务，也应当有信心来承担此项工作。  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向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的名誉会长、省政协原主席王家扬先生，常务副会长、从戎浙东游击队的老革命老作家石在先生汇报，他们都非常支持我的想法，都希望我能够承担此事。石在老还在百忙之中拨冗参与本书的写作，使本书增色不少。浙江工商大学的黄敏辉老师、王淑兰老师也参与了本书的写作工作。

此外，我的研究生胡晓琴、沈小芳、张国丽、贺倩，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韩晓芸、张靖，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应珊艳也参与了本书资料的搜集整理等工作。在此，我对他们谨表谢意。但作为本书的主要作者和该项目的负责人，而且承担了该书写作大纲的起草、写作体例的安排、篇章结构的布局、大部分章节的撰写、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全书的最后统稿，因此，如果本书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我们也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意见。

王士性是我国明代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称其杰出，是因为他有重要的地理发现(如两大金沙江的发现)，提出了超越时代的地理学思想(人地关系理论)，具有广泛韵游历考察(明代全国分为二都十三省，王士性到了二都十二省，仅福建未到)，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地理杰作(《广志绎》、《广游志》、《五岳游草》)。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又和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分不开的。的确，他自幼就博览群书，而他的广泛游历，主要是在为学、为官之余进行的，并且是古今对比，书本与实地对照，做到眼到、耳到、心到，是带着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对中国大地的广泛深入的考察。这就是本书称为《俯察大地》的由来了。

徐建春

2007年8月23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