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作品内容，其一是表明言志的文学观。晚明作家强调时代的变化，反对空洞的模拟；极力主张言志的性灵文学。人们通常把分别出自于袁宏道《小修诗叙》《雪涛阁集序》中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作为公安派的口号。其二，所收文章最多的是游记，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强。这一派作家努力摆脱世网，走向自然，怡情丘壑，视山水为知音。其三，表现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喜谈生活的艺术。品茶饮酒，听雨赏花，是他们乐此不疲的题材。

本书大致以晚明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收录十七个人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其中上册一百一十五篇，下册五十七篇。所收作家上起公安三袁，编选者把他们看作晚明小品的始作俑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在沈氏眼中，张岱是能够兼公安、竟陵二派之长的集大成者，金圣叹、李渔是晚明小品的“末流”。选文最多的是袁宏道和张岱，分别有二十三篇和二十八篇。这后几个人的下半世虽在清初，而实际上是明季的遗民，文章所表现出的还是明朝人的气味。书后附有各家的传记材料和采辑的书目。据编选者在后记中介绍，书名原叫《冰雪小品》，曾交给一个书店，结果被退回。后得到周作人的鼓励，沈氏重理旧编，交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书前有两篇周作人的序言，是为《冰雪小品》和《近代散文抄》两个不同阶段写的。俞平伯题签，书后还有他作的跋。

周作人新序

周作人序

袁伯修文抄 

论文上  

论文下  

西山五记  

袁中郎文抄 

 雪涛阁集序 

 小修诗叙  

 识伯修遗墨后 

 叙陈正甫会心集

 叙呙氏家绳集 

 碧晖上人修净室引

满井游记 

高梁桥游记 

西湖一  

西湖二  

西湖三  

西湖四  

孤山  

飞来峰  

灵隐  

龙井  

烟霞石屋 

南屏  

莲花洞  

御教场  

吴山  

云栖  

湖上杂叙 

袁小修文抄 

花雪赋引 

淡成集序 

阮集之诗序 

宋元诗序 

中郎先生全集序

西山十记 

钟伯敬文抄 

诗归序  

…………

           碧晖上人修净室引

净寺有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识面貌，每日以沉湎为工课。凡所得斗米尺布，尽以沽酒，酒酣则拳两手相角，左胜则左手持杯饮，右亦如之。或指草束木桩，相对嫂骂，或唱或哭，或做官府叱喝之声，或为皂隶，坐复跪，跪复坐，喧呼不达旦不休。室中一破灶，一折脚床，经年不见人，唯酒尽间出一募化而已。寺僧恶之甚，余独喜之，呼为酣圣。夜深无聊，常与诸友穴窗窃听以为乐。其一即碧晖，晖貌若老妪，儿童呼为碧婆。持具断荤，不饮酒，爱登山，虽猱宫鬼穴，务穷其胜，尝从余于天目白狱，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宾客。听经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音洞三。余常戏谓晖，他时见阎罗，脚色甚好看，阎罗决定饶你。晖然之。以此一意行脚。虽其履历与酣圣大不相类，然身心轻快，无室无徒，颇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修净室，学坐禅者，余谓碧晖自此多事矣。昔余乡有一匠，箧中常贮数金，鳏居二十年，无日不饮酒欢歌。余作秀才时，与之为浪友。后因年饥，有讽其娶妻者，匠利其值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无糊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晖，尔无以庵为若悔哉。晖攒眉日，是是。然此诸檀越意也，晖不敢拂，敢告之居士长者，共乐成之。虽然，晖若无庵，他日余辈过西湖，安得好茶，是可庵也夫，是可施也夫。

                《解脱集》卷之三

         满井游记

燕地寒，花朝节后，馀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原作“辙”，从编者手校本改)返。二十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沏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云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之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唯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纪。已亥之二月也。

                  《瓶花斋集》卷之五

P17-18

        重印《近代散文抄》序

            黄开发

因为接触周作人，自然知道有一个沈启无。他曾经与俞平伯、废名和江绍原一起并称周作人的四大弟子。1933年版的《周作人书信》收入周氏致他的书信二十五封，数量之多仅次于致俞平伯的。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印象特别深的是发生于1944年的“破门事件”，他被周作人宣布逐出师门。沈氏背负了双重的罪名：附逆和背叛师恩。然而，我们听到的声音基本上都来自于周作人，沈启无则差不多是一个无言者。他那被笼罩在阴影中的面目和后来的命运许多年前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可是找不到关于他的完整材料，已有的记述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多有舛误。

我辗转与沈启无的长女沈兰女士取得了联系。2004年12月中旬一个飘着小雪的上午，去北京房山区良乡镇访问了她。我与东方出版社联系好，准备重印《近代散文抄》，他们家属委托我代为办理出版事宜。2月初再见沈女士，由于得到了信任，这次她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五十开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日记，内容是沈启无自己誊抄的写于1968年4月至6月间的个人汇报；《近代散文抄》上册和《人间词及人间词话》两书编校者的手校本；一份沈氏自拟的著作简目和数张照片等。

沈启无，1902年生于江苏淮阴。原名沈鐊（排校请注意：此字是繁体的“金”字旁，右边是繁体的“陽”字），字伯龙，上大学时改名沈扬，字启无。1925年，从南京的金陵大学转学到北京的燕京大学，读中文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上了周作人主讲的新文学课程，于是认识了这个他非常崇拜的老师。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燕大毕业后，沈启无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与党组织脱离关系。。一年后又调回燕大中文系，在中文系专修科教书，并在北京女师大中文系兼任讲师。1930年至1932年，任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1932年至1936年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当时讲课用的明清文选本《近代散文抄》。该家书店又于1933年12月印行他编校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北平沦陷后，沈启无任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和伪北大中文系主任。1942年11月新民印书馆出版他编的课本《大学语文》。沈启无是北平沦陷区文坛的活跃分子，曾在伪华北作家协会等机构任职，还两次赴日参加第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1944年3月，因认定沈启无向日方检举他的所谓思想反动，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断绝与这个追随他多年的弟子的一切关系。1944年新民印书馆出版他和废名的新诗合集《水边》。1945年由他供职的武汉大楚报社出版诗集《思念集》。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9年因病去世。

《近代散文抄》共分上、下两册，分别出版于1932年的9月和12月。本书大致以晚明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收录十七个人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其中上册一百一十五篇，下册五十七篇。所收作家上起公安三袁，编选者把他们看作晚明小品的始作俑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在沈氏眼中，张岱是能够兼公安、竟陵二派之长的集大成者，金圣叹、李渔是晚明小品的“末流”。选文最多的是袁宏道和张岱，分别有二十三篇和二十八篇。这后几个人的下半世虽在清初，而实际上是明季的遗民，文章所表现出的还是明朝人的气味。书后附有各家的传记材料和采辑的书目。据编选者在后记中介绍，书名原叫《冰雪小品》，曾交给一个书店，结果被退回。后得到周作人的鼓励，沈氏重理旧编，交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书前有两篇周作人的序言，是为《冰雪小品》和《近代散文抄》两个不同阶段写的。俞平伯题签，书后还有他作的跋。  《近代散文抄》所收作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表明言志的文学观。晚明作家强调时代的变化，反对空洞的模拟；极力主张言志的性灵文学。人们通常把分别出自于袁宏道《小修诗叙》《雪涛阁集序》中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作为公安派的口号。其二，《近代散文抄》所收文章最多的是游记，共六十四篇，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强。这一派作家努力摆脱世网，走向自然，怡情丘壑，视山水为知音。其三，表现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喜谈生活的艺术。品茶饮酒，听雨赏花，是他们乐此不疲的题材。《近代散文抄》大抵能选出晚明小品家最有特色的文体的文章，同一文体中，又能选出其代表作。所以，从中可以见出长期为人所诟病的晚明小品的总体特色和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为沈启无赢得了文名。林语堂重刊《袁中郎全集》时曾经请他作过序，只是他答应了并没有交卷。（沈启无：《珂雪斋外集游居柿（排校请注意：不要把此字误排为“柿子”的“柿”，而是“木”字旁，加一个“沛”字的右半边，音“沛”）录》）在《骆驼草》《人间世》《文饭小品》《水星》和《世界日报·明珠》等报刊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他的读书小品和诗歌。他的散文，30年代中期有《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闲步庵随笔》《帝京景物略》《刻印小记》《闲步偶记》《珂雪斋外集游居柿（排校请注意：不要把此字误排为“柿子”的“柿”，而是“木”字旁，加一个“沛”字的右半边，音“沛”）录》《记王谑庵》《谈古文》《再谈古文》《三谈古文》，30年代末、40年代初发表《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大学国文〉序》《闲步庵书简》《六朝文章》《南来随笔》等文章。大部分属于周作人路子的读书小品，追求古朴自然，抄书的成分重。少数几篇抒情言志，也简劲可观。

这些文章和《近代散文抄》的后记一样，中心思想是标举自六朝文到明清小品这一条非正统的言志派的文脉。在后记中，他与周作人、俞平伯的序跋相呼应，称集子中的文章的总体特色在于“这是一种言志的散文”，“换言之，明朝人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说，他们明白他们自己。”正因为如此，“明朝人虽没有六朝的那样情致风韵，却自有一种活气，即是所谓狂，亦复有趣，譬如一切诗文集子公然以小品题名者，似乎也是从明朝人才开头的。” （《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他特别推崇晚明小品中的游记，“他们率性任真的态度，颇有点近于六朝”，“对于文章的写法乃是自由不拘格套，于是方言土语通俗故事都能够利用到文章里面来，因此在他们笔下的游记乃有各式各样的姿态。” （《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由此可知他把《近代散文抄》中最多的篇幅让给游记的原因。与标举文学史上言志派文脉的同时，他总不忘对正统的载道派的批判。正是上述观念，支撑了沈启无在《近代散文抄》中的选择。

要真正理解沈启无的文艺观与其《近代散文抄》的编选标准，还需要把他的文学活动放在与周作人的关系及周氏文艺思想的系统中去理解。读者可以从《近代散文抄》文本的自身轻而易举地建立起这种联系。因为书前有周作人的两篇序言，书后有周门大弟子俞平伯的跋。几篇序跋系统阐述了他们的文艺主张。相比之下，沈启无的后记倒显得稀松平常，他只是依傍周作人的门户。值得注意的是，同在1932年9月，同一家书店又出版了周作人的讲演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近代散文抄》上、下两册的书后都印有一页《源流》的广告。周著后面附有《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目录》，目录后有俞平伯一则简短的附记，讲明了用意：“周先生讲演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论，而沈先生《散文抄》，则供给吾人可贵之材料，不可不兼读也。因附录沈书篇目于此。”俞平伯明确地把《近代散文抄》看作是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显然一般读者也是这样看的。

《近代散文抄》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之际小品的。其编选过程肯定也有周作人或多或少的参与。周在1932年3月24日致沈氏的信中，曾提到借给他祁彪佳的《寓山注》。沈启无在文章中常提及自己在读书作文方面所受周作人的影响，也频繁引用周作人的话。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早在1926年11月所作的《陶庵梦忆序》中，他就点出了晚明小品得现代意义：“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1928年5月，他又在《杂拌儿跋》中这样称赞公安派：“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为浅率空疏，实际上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他进一步提出：“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以后，他的《燕知草跋》《枣和桥的序》等序跋继续申明其新文学源流观，到了《近代散文抄》的序言，便出现了“文以载道”与“诗言志”二元对立的理论构架。其理论一开始就带有反对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的意思，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他在“言志”与“载道”的历史叙述中也渐渐增添了新的含义。到了1932年的春夏间在辅仁大学所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他便把一系列序跋中的观点连贯起来，成立了系统的言志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1935）一文中他又自报家门，抄录序跋中的内容，展示了其思想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1945年7月，周氏写了《关于近代散文》，对自己的新文学源流观形成的背景和过程作了更为清楚的陈述。这时周作人已与沈启无断绝关系。1922年夏，周由胡适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的课。教师只有他一人，助教是许地山，第二年俞平伯来做讲师。他大概是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的人。他最初的教案是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俞平伯等的文章，再上溯到明清之际的诸多小品文家，并编过作为教学资料的作品选。他曾在1926年5月5日致俞平伯的信中谈到过一个编书的设想：“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沈启无正是听过周作人这门课程的学生，以后又交往频繁，他应该是熟悉老师的思路和手眼的。其基本观点与周作人出于一辙，后者所列明末清初小品文家的作品构成了《近代散文抄》的主体内容。学生代老师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也奠定了他自己学术事业的基础。

显然，《近代散文抄》编选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晚明小品的普通的读本，而是要来张扬一种文学观念，并且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周作人的序和俞平伯的跋、沈启无的后记一样，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都是有针对的论敌的。俞平伯自称“新近被宣告‘没落’的”，“被宣告”的主语不言而喻。这样，有理论，有材料（作品选），师徒几个披挂整齐，回击左翼文学，又有林语堂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以为策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派文学思潮。以鲁迅、阿英、陈子展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对他们兴起攻击之师，争夺对晚明小品的阐释权。双方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个人与现实的关系，用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话就是“言志”与“载道”的关系问题。

19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跟风似乎一点也不比当下的出版界逊色。人们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叫“晚明小品”的富矿，一时洛阳纸贵。出版明清之际小品集和小品作家诗文集最力的是上海杂志公司和中央书店，这两家书店分别推出了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襟霞阁主人（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主编的“国学珍本文库”。其中“中国文学珍本丛书”里的《白苏斋类集》《陶庵梦忆》是由沈启无题签的。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林语堂主编“有不为斋丛书”，推出铅印线装的《袁中郎全集》，由刘大杰校编，林语堂审阅，卷首有林语堂作《有不为斋丛书序》，另有周作人、郁达夫、阿英、刘大杰作的序言。有的书一再重复出版，像《袁中郎全集》至少有六个不同的版本。除了重刊旧版本外，《近代散文抄》以外几本新编的选集因为适合了普通读者的需求，也风行一时。其中影响较的有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9月），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4月），阿英编《晚明小品文库》（4册，大江书店1936年7月）。有人把1935年称为“古书翻印年”，可见一时之盛。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收到热烈的反响，态度最积极的要数林语堂。在这场晚明小品热中，林氏是个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他是晚明小品最有力的宣传家。他当时的文论和小品文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烙印。他是由《近代散文抄》结识袁中郎和晚明小品的。他自己在《论文》（上篇）中介绍：“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下卷（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近代散文抄》首两篇是袁宗道的《论文下》《论文下》，林语堂也作《论文（上篇）》《论文（下篇）》，从《近代散文抄》中摭取大量材料，借袁宗道、袁中道、谭元春、金圣叹等的话，与西方表现派文论相参证，重新表述自己的文论。林氏由《近代散文抄》进一步登堂入室，校阅和出版《袁中郎全集》。《四十自叙》一诗表达了他读袁中郎后的喜悦心情：“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又似吉茨读荷马，五老峰上见鄱湖。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回顾他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所提出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时说，“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看袁宗道的《论文上下》；袁宏道的《雪涛阁集序》，《小修诗序》；袁中道的《花雪赋引》，《宋元诗序》。诸篇均见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他说：“我当时不曾读袁中郎弟兄的集子”。

在因心学而起的文学解放思潮中，晚明作家反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思想僵化、形式因袭，近承宋人小品，远接六朝文章，又融合了众多的艺术成分，别立新宗，大大焕发出了中国散文的活力。然而，这一派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命运多舛。清朝的统治稳定以后，由王纲解纽而带来的思想和创作的自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于是名士派的散文小品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扼制。《四库书目提要》骂人常说“明朝小品恶习”、“山人习气”。这些作家的著作大多被禁毁，流传下来的可谓秦火之余。这种命运一直到1930年代前半期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新序》中表扬了这本散文选的两点贡献：其一，中国人论文向来轻视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章，而沈的选本昭示了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其二，明人文章在当时极不易得，而此书荟萃了各家的菁华。时为清华外文系学生的钱钟书评论道：“对于沈先生搜辑的功夫，让我们读到许多不易见的文章，有良心的人都得感谢”。（钱钟书：《近代散文抄》）

全面评价晚明小品热的是非功过，需要专文来承担，不是本序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是以一方的是非为绝对的是非，不把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一方绝对地压倒另一方的过程，那么就可以说，1930年代的言志派和左派、京派等对立、竞争、互补，既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又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功利主义文学的偏失，保证了文学的多样性，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散文的健康自由的发展。

此次重印根据的是初版本，把原书上、下册合订为一册。在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曾查到1934年再版本的记录，但未找到书，北京其他的各家大图书馆均无这个版本。这次重印对原书的讹误衍脱文字作了校订。原书上、下册各附有一张勘误表，重印本对其中所列文字直接加以改正；校订的另一个根据是《近代散文抄》上册的作者手校本，在根据手校本订正和编者自行订正的文字后用括号注明。沈启无标点《近代散文抄》的原则是尽量简单，基本上只用逗号和句号，且句号较少。其《人间词及人间词话》的标点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这与今天的阅读习惯有了距离，我因此多点了一些逗号、句号，加了书名号。原书的上、下册的标点做法也不尽统一，下册个别地方用了问号和感叹号，这次重印也一仍其旧。原书未加注解，也因此免了被注解弄得零星破碎；再说书中的文章大多是清新流丽的。我想这个重印本，既可为研究1930年代的晚明小品热提供资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读本。上文提到的刘大杰、施蛰存和阿英的选本近来都重印了，再加上这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本，也多少可以弥补一些不足。

    2005年8月31日于北师大

两年以前我曾选了一本文集子，大部分是晚明人的文章，清初也有几家，名之日《冰雪小品》，欣蒙周俞二位先生作序作跋。后来就交给一个书店拿去，不料中间发生多少扭难，只能让他退回，好事之心不胜其结懒之习，因此也就冷落下了。近来又和知堂老人谈起此事，老人日，还是把这个弄出来有意思，好留大家方便。我自己也实在感觉学校印的讲义不大愉快，别的不说，改正错字一项，即够得上烦苦，有一本书，既以自娱，而教学可以两便亦复佳，遂决心重理旧编，结果乃有这两卷《近代散文抄》。为什么不仍叫做《冰雪小品》呢，这也只觉天下万事万物还以老老实实的为好耳。顶要紧底，这回可别再马马胡胡，须得找一个书店仔细托负他一番才是。恰巧人文书店要刊印此书，得友人介绍成功，这于我，也可算是一件不寂寞的事了。

这里所选共有十七个人的作品，有几人的下半世虽在清初，而实际则是明季的遗民，所以还是明朝人的气味。其中三袁钟谭为公安竟陵两派里边的主要脚色，这是人所共知的。三袁的文章，自以中郎高才逸趣，极尽变化之妙，伯修未免厚拙，小修间有率易，至于清新流丽之处，他们兄弟三人又皆兼而有之。钟谭以幽冷胜，钟以评点《诗归》著称，似不如谭之能文，然其小札子题跋之类亦有可取。余如刘同人的涩辣，王季重的谐谑，倪元璐的僻怪，张京元李长蘅之峭拔淡远，则又都沿着这两派潮流下来的，不过各人的性情气分，略有厚薄浅深之别罢了。张宗子的文章，则是能集合这两派之长，更加上他自己生活情调里面所独有的境界，而融化成功另一种作风。至清初金圣叹李笠翁辈，也还是上一期的末流，但比较的则更为接近通俗一点了。分而论之，大抵如此。综而观之，便如序跋所说，这是一种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感不同，说法亦不必尽同，而都是直直落落底说自己的话，这要算是他们惟一的特色。换言之，明朝人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说，他们明白他们自已。再要从文学发达的途径上推寻这种变迁之迹，觉得也颇有意义，当初王李提倡复古，主张风格，原是想转变宋元以来凡近的气习，未可一笔抹杀，只为末流俗套，乃至以剿窃为复古，学之者只在那里生吞活剥，成为一种泥古之病，所以公安派主张发抒性灵的新文学运动，势必会应运而生。然而清新流丽的末流，又难免走入轻纤一路，此所以进而有竟陵派的幽深以补救之，好比一个人说话说多了，不得不继之以沉默。此中消息，中郎与小修盖亦曾经自觉地透露过，所谓“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即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至互异而趋俚，超于俚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至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而小修晚年，又每每叹于自己的文章缺少陶炼之工与夫含蓄之趣，这真是深可值得玩味的话了。现代的散文差不多可说即是公安派的复兴，惟其所吸收的外来影响，不止是佛教而为日本及西洋的文学，思想上自不免若干距离，变化亦较为丰富的多，所谓那样底旧而又是这样底新，知堂老人固早已先我言之矣。但由流丽而渐趋于轻纤浅率，其流弊则亦大致相同，一种必变之势，正如公安之后不得不有竟陵派的那种简炼涩辣的文章出现，也是无足怪者。然则这小册子，对于近代散文的来源去路，未始不可以当做一种参证。不过中国一切文学诸运动，历来即受载道派把持，此类言志派的散文早就在唾弃之列，简直攻击体无完肤，那里还有伸伸脚的机会哩。公安竟陵之文伏压乃至三百多年，冻流才渐渐溶解，可知历史的力量实在大，而传统思想的老脾气却总不会离开人心．观于现代很少有人注意明季这种新文学运动，更少有人去读晚明人的文章，则目下这一点点自由空气，谁又能管保它竟究维持到怎样地一种光景，此书其能免于所谓覆瓿覆瓮之厄者几希乎。李卓吾批订《坡仙集》日，“大凡我书皆是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我每开卷玩看，便自有一种欢喜，是我常与我周旋久也，宁作我。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一日，沈启无撰于北平茗缘室。

在近来两三年内启无利用北平各图书馆和私家所藏名人文集，精密选择，录成两卷，各家菁华悉萃于此，不但便于阅读，而且使难得的古籍，久湮的妙文，有一部分通行于世，寒唆亦得有共赏的机会，其功德岂浅鲜哉。

——周作人

对于沈先生搜辑的功夫，让我们读到许多不易见的文章，有良心的人都得感谢。

——钱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