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那些瞒产私分、“偷”粮食的故事么?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生活中到底有多少“猫腻"，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本书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那些“猫腻”的调查文集，本书带你了解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生活中那些“猫腻”的背后！

若不了解农民及其行为，就不能说是对人民公社有真正的了解。您知道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那些瞒产私分、“偷”粮食的故事么?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生活中到底有多少“猫腻"，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本书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那些“猫腻”的调查文集。

通过实地调查，作者发现，农民行为对人民公社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甚至对那以后的农村经济及农村生活，都有着长远、深刻的影响。

序言

回乡纪闻

一个“来错了的地方”

各有所长

真假集体

“土”的奥秘

接受再教育之余

“隐形经济”的数字统计

“蔫坏”与“反行为”

早期的私分和偷盗

结语

秋日里的一天，我登上南下的列车前往山西，去我曾插队的地方——所谓“第二故乡”。

不知是为什么，早几天就有的那种兴奋的感觉，随着火车的隆隆前行，越来越感强烈。回想起村子里旧日的一些朋友，心里好像热乎乎的。但心里也有几分忐忑不安。是担心老乡不认我么?不，不会，也不是。实在是因这次调查太过奇怪，对于它的成功与否，心里一点也不托底。

到省城后，我改乘汽车，前往百里之外的目的地——大谷。庄稼成熟在即，一切还是那么熟悉。一路上黄绿相间，高矮相下，秋收已经开始。离开此地已有21年之久。但，时光如今却好像拉近了距离。二十多年啊，我竞不觉已走了有那么长久。这次回到这片土地，来见我的乡亲，主要的目的却是来了解他们的行为和过去的各种隐秘和“猫腻”。您说，他们能不奇怪?

从此每到一处，总难免的一件事，便是向人家解释我的调查目的。有时讲了又讲，或从不同角度作出多种的解释，但却不一定成功。也许它是太令人意外了，也许是因为很少有人这样来想问题。有时我干脆单刀直入，这虽有点冒昧，但却意向明晰。当然，这种问法也有缺点，因为对方可能了解问题不够全面，未免会丢失某些重要的东西。

到大谷以后，我先去见了的一位老县长晋之。他是一位老干部，今年已78岁。因为长期在本地工作，对情况非常了解。在插队时因为私人的事情，我曾随朋友一起见过他，这回衔命而来，更受到热情接待。

大谷过去是省里的重点，距省城又近。它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先进县，1964年粮食亩产达到“纲要”(亩产40O斤)。当时华北只有两个上纲县，一个是河北遵化，一个就是山西的大谷。同时大谷还是第一个“四化”县(即电气化、水利化、化肥化和机械化)。尽管是一个“五谷丰登”之地，在近代历史上，大谷最出名的却是钱庄票号。  没有想到，对我提出的问题，在晋之看来，竟是很明显的。他说：

偷，在三年困难时期最厉害。那时候公社和县里蹲点干部都偷(偷吃)。老乡们是私偷，他们是公吃。要不然就饿坏了(1959年他曾有过下乡被饿病了的亲身经历)。集体吃饭，玉茭子(即玉米)糊糊、瓜菜代。把玉茭核碾碎和玉茭皮儿搁在一起煮，还有荞麦杆什么的“代食品”。社员白天在食堂打饭，晚上偷上点粮食，家家冒烟，吃茭子。站在村头，一眼就能看出来。

从那以后，直到70年代，大部分人都偷粮食，不偷活不了。偷是普遍的，不是一两个村的个别现象。

我问：难道偷多偷少，就任其所为吗?村里是否有着一定的控制，或某种制度(像嘉黎说的那样)，允许大家去偷，但偷的数量，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可以各尽所能、逾量过多?否则既不公平，也会引发争端或其他问题?

P3-4

本书涉及的多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的那些“猫腻”。不过，它也许算不得什么真正的秘密，人们多少会知道它，在许多的小说和文学作品里，也早就谈到了这些事情。

例如，沙汀的《木鱼山》中就多次讲到“大伙的抵制”，在生产上“钻空子”、“作虚弄假”和“做贼娃子活路”。甚至借一个老农的口说：“那么就是该偷!不偷倒是傻瓜!”或从干部的角度讲出：“这是莫可奈何的事，农民真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收获》1983年第5期)

在莫言的《道神嫖》里，曾讲述了一群在磨坊干活的妇女，因为“守着粮食，不能活活饿死”，偷窃豌豆养家活命的真实故事；还讲到村里的孩子在割草时，一起偷瓜、摸枣、抓鱼，而且总要先“保养机器”：“烧麦粒吃，新鲜麦穗，放火上一燎，搓掉糠皮，半生半熟，白汁丰富，味道鲜美，没麦粒吃了就烧玉米吃，烧地瓜吃，烧豆子吃，反正都是生产队的，不吃白不吃，吃饱了省下家里的口粮。”

莫伸的《三岔镇风波》讲到1963年，尽管恢复了些元气，“但是已经饿怕了的乡民们想尽一切办法瞒产和拖延。这些外表淳厚的乡民们已经锻炼出一副狡黠的脑筋，不断地变换手法，将粮食埋藏或转移。”(《十月》1985年第1期)

贾平凹的《土门》，讲到“顾嘴吃饭，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特别是在《我是农民》中，讲述了大量“偷”的故事。并说：“农民，几乎没有不偷盗的”；“大家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说破”罢了。(《大家》1998年第6期)

我想，这样的故事一定还有很多很多。不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并在乡间从事专项的调查，以前可能还没有过。在本书中，我准备回答的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到底有多少的“猫腻”，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多大的规模和多少普遍性?具体表现如何?它们又是怎样产生的……

我以为，不了解这些，就不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也不了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了解实际上农民的种种行为是怎样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相对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生活的各种外来解释——如农民是“积极性不够”，以及“博弈论”等——它可能是在那些“强势话语”之外，“第一次”反映了农民“自己的声音”?……

这些“猫腻”大都源于农民的“反行为”。“反行为”是我无意间起的一个名字，也可称之为“反道而行”的行为(用与我合作的一位老人的话来说)。我的国外同行得知这一研究之后，认为它很“新潮”。但用英文似乎又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对应名词，说是“RESISTANCE”吧一中文就是“抵抗”，也是毛泽东1959年初在郑州会议上的说法(用以形容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基本态度)，——似乎并不足以概括，因为它们并不能完全称为“抵抗”或“反抗”；用“REACTION”或“COUNTER—ACTION”吧，“反其道而行之”的一面是讲出来了，但似乎也有所不足。因此，我想仍使用“反行为”这一个中文名词，来概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有关行为。

过去的集体化研究，多侧重于政府或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及其实施这一方面，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合作化运动，上层领导(以至毛泽东本人)是起非常重要作用的因素；但是，历史本是由两方，而非由单方面构成，不了解农民行为，就不能说是对这段历史有了真正的了解。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不难发现，它对人民公社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甚至对包产到户以后的农村经济及农村生活，都有着长远和深刻的影响。

我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研究，始于1990年。从土地改革、早期合作化、“高潮”，直到“大跃进”，逐段推进。如果说前一阶段的研究，也不免于“从政府角度来看人民公社”，如今这一研究的主题，就可以叫“从农民行为来看人民公社”；前一阶段的人民公社制度分析，主要做的是“账内账”，现在则打算做一些“账外账”的分析。  就此而言，本书尚不是一部学术性专著，而仅仅是一部调查报告(或近似于报告文学)。在今天的城市里，有着乡村生活经历的当不在少数，此外还有大量的农村读者，不知你们都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或对本书有什么意见?

也有朋友向我问起农民这些行为在法律法令上的地位，这时我才发现，这在有关的资料中竟是查不到的。例如，无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还是在60年代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里，几乎都看不到对“偷盗”或“瞒产私分”的处罚规定，好像这些现象就不曾存在似的。难道它们是合法的吗?当然不是，因为从50年代中叶起，历次运动就一直在整肃这些东西。那么，是不便谈论或宣扬这类事宜，还是有着其他什么原因……

不过，当年在规章中也有一处说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统一地使用社员的土地、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组织社员进行共同的劳动，统一地分配社员共同劳动的成果”(1955年11月农业社章程草案)。不管有无明确的硬性规定，从这种几个“统一”的观点看来，庄稼，从种到收，都属于“集体”的“共同行为”，是不能私自随意处理的。而举凡所有那些“反行为”，无一例外都是与当时的制度规定“对着干”的。一经发现，无疑就要受到处罚，甚至逮捕法办(在我插队的村子里就有这样的例子)。

最后，还要说明，当时农民的“口粮标准”，是北方大约360斤(小麦、小米、玉米、高粱等)，南方z100斤(以稻谷为主)。这都是“原粮”，折成“成品粮”则每天不到八两(因折实率不同，故南北相差不多)。我们插队时的口粮标准，是528斤原粮，合商品粮每月39斤，日食1斤3两。但当其时，一面是繁重而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已不是什么“诗句”，而是再实在不过的现实生活；亦不是几滴“汗珠”，而是成串成串的往下淌)，一面是在不少地方几乎无油无菜没有副食的伙食，……特别是快到晌午时，那种饿得一点都动弹(山西老乡对劳动干活的称呼)不得的劲头，……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很难了解的。

中国当代的年轻读者，大多没有挨饿的经验，也不容易了解一个月二三十斤成品粮是什么意味(现在中国人的“口粮”确是越吃越少了)。但是，我和我们以上几代中国人都有过这种经验，至少在“三年困难”时期，城里人曾因之消瘦或浮肿，乡下则眼见大批人口“非正常死亡”。其后，是插队下乡的亲身经历，体会就更深切了。可以说几乎日日是在饥饿半饥饿之中。

几年以前，曾有一位老部长当众“质问”我：你为什么来参加这项研究?我一时愕然，便说到了“饿肚子”，不想他顿时黯然。后来才知道，他有两个儿子都曾插队，其中一个就死在雁北乡下。……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但也是很有力的理由了。谁能说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还能记得，每当送饭的时节，送到地头的饭食，老乡的总是比我们的多一些，须知他们公开分配的口粮远比我们要少啊(插队第一年我所在的地区社员只分了280斤口粮)。这是怎么回事呢?直到今天，我才能初步解开这个谜团……

这也许都是些应该交代的背景，剩下的问题，还是让读者去品评吧。

                   作者：高王凌

                   2005年8月

在以往中国农村问题的大多数研究里，仅把视角定位于“上层”，即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而它的对象——农民(即社会层面)，却在研究的视野之外。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发现，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他们一直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从而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修正，或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和制度。这种政府与农民间的“互动”，一直贯穿了整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

中国农民的“反行为”，在全世界的农民行为中又是独特的，在不同文明的有关分析中也很难归类，它不是大的反抗(甚至与大规模的反抗无关)，而仅仅依靠那些静寸削、肖的日常行为而最终对修改制度发生影响，导致了制度变迁，这是其他国家多没能做到的。尽管毛泽东1959年曾说，农民的这些“抵抗”都是合理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这些行为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压制。现在看来，农民的这些“抵抗”对国家政策的修订起了很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这正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没有他们，人民公社制度也许早就维持不住。农民们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修改了原有制度，并导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变迁。

但是，在农村改革这一历史事件中，光有农民的行为，而没有上层党的决定还是不行。1962年包产到户的被取消，就是明显的例证。所以，“走群众路线”，尊重农民的呼声，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的一大特点，也是政府与农民双方互动的明显例证。因此，对于农民群众的行为，尤其是针对政府政策的“反行为”，是不能简单地当做消极的东西，应当认识到农民的“抵抗”对于政府政策修订的积极作用。经过双方“互动”，才实现了后来的农村改革。

关于农民“反行为”的研究，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希望更多的同仁重视起这一问题，使它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不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农民的努力，和听到他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