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至1806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可以视为一种区域性中欧。这个帝国以其联邦的形式，以其大量的各式各类世俗的和教会的领地邦国及帝国城市，为优异的、在多样性方面出类拔萃的文化繁荣，构成了一个理想的框架。其原因在于大量的、相互间极为不同且相互竞争着的领地邦国和宫府城市的共存同在，在于西欧三大教派借助1648年的和约在帝国范围内的平等地位；在那个时代的欧洲这是极不寻常的。完全不同的、由信仰决定的文化，即新教的阅读-话语文论和注重感性的天主教文化，能够富有成就地竞争着共同发展，这一点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对小教派文化而言也是如此，如犹太文化和胡格诺文化。

　　本书以中欧地区的独立邦国和独立教派为基线，叙述1648年至1806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阐述了1）帝国文化繁荣与多样性发展的理想框架——帝国的法权秩序，包括帝国成员及其广泛的独立、帝国的统治机构、人口、社会与经济；2）帝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有利前提——帝国法保障的三大主要教派（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平等地位和小教派文化发展的可能；3）帝国文化发展的宗教基础，在圣像问题上对《圣经》的不同解释成为天主教文化与新教文化分道扬镳的起点。详述了帝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教会的建筑、艺术和音乐，教育、图书馆与文学，大众文化、民众信仰、风俗与习惯，小教派文化，宫廷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展。

存在了约800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松散的欧洲帝国。这个信仰多派的、多民族和种族的、政治倾向多样性的、结盟但放松的国家形体，今天，被调配想为欧盟的前身。在这个角度上，本书以经面世，就被当地文化界视为奠基之作。

导言

第一章 神圣罗马帝为（1648-1806年）的帝国法

  ——文化繁荣与多样性发展的理想框架

1 帝国成员及其广泛独立

2 统治机构

3 人口、社会与经济

4 多元化文化发展有利前提

5 外交和战争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第二章 1648-1806年间文化发展的宗教基础

1 在圣像问题上对《圣经》的不同解释成为文化分道场镳的起点

2 教堂内部的不同陈设

3 关于圣餐的争辩

4 神圣礼拜和崇拜的不同观念

5 圣徒与圣物崇拜

6 朝圣和游行

7 宗教修团和修道院，兄弟团和修道院联合会

8 教会的结构

9 牧区和牧师

10 宗教文化的特征

第三章 教会的建筑、艺术和音乐

1 改革派领地邦国和帝国城市

2 天主教领地邦国和帝国城市

3 路德教派领地和帝国城市

第四章 小教派文化

1 犹太人

2 门诺派、唯灵论者、摩拉维亚兄弟会、海伦胡特兄弟会

3 虔信派

4 胡格诺派

5 法律保障的小教派文化的生存环境

第五章 宫廷文化

1 宫廷在17和18世纪时的意义

2 形形色色的邦君宫廷

3 宫廷文化的特殊领域

第六章 教育、图书馆与文学

第七章 大众文化、民众信仰、风俗与产惯

第八章 启蒙运动时代的发展

总论

史料与文献目录

人名索引

地名索引

译后记

  1.3. 帝国高级教士、帝国伯爵、领主和帝国骑士

教会拥有的八十多个帝国领地，大多数为众多的高级教士所掌管，分别在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中组成“莱茵高级教士议团”和“士瓦本高级教士议团”，分别拥有一个完整的教会联合席位。包括埃尔辛根、伊尔泽、罗根堡、舒森里特、乌尔斯贝格、威滕豪森、奥克森豪森、茨维法尔滕和魏恩加滕等地的帝国修道院，它们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巴伐利亚境内士瓦本人和南部符腾堡人的文化生活。在莱茵高级教士议团中汇聚了19名高级教士，有来自埃森女子修道院的，还有来自韦尔登、科内里-明斯特和巴莱·科布伦茨等地修道院的。此外，这一议团中还包括三间雷根斯堡帝国修道院，即圣埃莫拉姆修道院和上明斯特与下明斯特两处妇人修道院，以及多瑙河畔诺伊堡旁的凯斯海姆西斯特秦泽教团修道院、奥格斯堡的圣乌尔里希和阿夫拉修道院的高级教士。在帝国议会里既没有联合表决权也没有席位的还有奥托博伊伦修道院，尽管它也是帝国直属修道院。所有这些帝国修道院都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有着堂皇的修道院建筑和华丽的皇帝大厅。它们统治并影响着整个文化区域。修道院的教士和院长一般出身于市民和手工业者阶层，只有少数人是农民出身。就如高级教士聚集在可以共同行使表决权的议团中一样，伯爵和领主也属相应的机构。

由于存在着众多的直属于帝国的伯爵和领主，西部和南部帝国区域的复杂性非常突出，这些伯爵和领主们也参加帝国议会，并拥有联合表决权，就是说，分别在维特奥、士瓦本、法兰肯或威斯特法伦的伯爵议团中拥有“份票”。他们是上层贵族中的低级贵族。维特奥议团中有拿骚-乌辛根、拿骚-魏尔堡、索尔姆斯-布劳恩菲尔斯、索尔姆斯-罗德海姆、塞恩-维特根施泰因-贝勒堡的伯爵和领主。士瓦本议团中有富格尔伯爵和冯·施特恩贝格伯爵等等。法兰肯议团中有冯·霍恩洛厄伯爵、冯·卡斯特尔伯爵和冯·舍恩博恩伯爵。

P16-17

文化史著包罗万象，特别难写，因为它必须考虑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也是一项引人人胜的工作。19世纪著名的文化史家雅克布·布克哈特指出了文化史的关键性问题，即学科的专业性必须与知识的“业余性”相结合。布克哈特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结合。也正是这种结合使文化史著述较为通俗可读，较为完整，然而，这也使各科专家们更易于依本专业原则提出批评。不仅如此，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合写的文化史还有这样的危险，即用“多学科杂拼”(Muhidisziplinaritait)取代“学科间互渗”(Interdisziplinaritait)。尽管有这样的危险，但是，如果一部期望值很高的手册应该走合科共册的道路，那么出于上述理由，就要进行这样的尝试，即将神圣罗马帝国最后的一百五十余年的文化发展的特征在一部不同于手册的文著中，完整地、出自一家手笔地、使用史学家观察方法表述出来。为了使自己少受批评，我将那些易引起争议的章节送给不同领域的专家，请他们提前给予批评审查。因此，我诚心地对诸位大学教授表示感谢：A．毕尔博士(美因茨大学音乐学系)、0．博舍尔双博士(美因茨大学新教派神学系)、K．穆泽纳德博士(埃尔朗根大学艺术史系)和G．史维格博士(慕尼黑大学天主教神学系)。

本书有意选择的地域不是德国或奥地利，而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当时有影响的区域，这是一个政治的和文化的松散整体，类似于一种区域性中欧。因此，本书不仅涉及德国和奥地利，还包括今天隶属于下列国家的地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列支敦士登、瑞士、法国、卢森堡和比利时。时间跨度是从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签订到1803年的世俗化运动，及至1806年帝国解体。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巴洛克和启蒙运动时期。

非常感谢我的学生、高校讲师K．阿曼博士和高校助教H．史玛尔博士对原稿进行了批评性审读。感谢鲁汶大学教授R．德·史吕伟博士对比利时区域内的各种有关问题提出了帮助性建议。

鉴于图画对于文字阐述和论证的重要意义，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本书尽可能多地选用插图。在这方面，我要感谢那些给我提供照片或幻灯片的档案馆和资料室，感谢给我提出建议和帮助的女士们先生们：I．布鲁克穆勒、I．朱斯特、A．威尔海姆及我亲爱的夫人碧雅特。同时，至诚地感谢维也纳的教育、科学和文化部，感谢奥地利研究会，感谢纽伦堡赫尔曼·古特曼基金会及D．里奇和H．诺沃特尼先生，感谢巴伐利亚汇划一储蓄银行协会及M．皮克斯博士和克鲁格博士，感谢雷根斯堡葛茨房产管理处及K．葛茨先生，感谢慕尼黑银行联合会(哈克先生)，感谢美因茨大学的朋友们，感谢施特劳宾储蓄银行基金会及其主任鲍尔先生，感谢他们对本书出版印刷的资助，特别是对插图的资助。我还要感谢帕骚国家图书馆的施皮岑贝格女士对我的帮助，感谢我的学生B．克林、G．费古特、尼娜·史奈德、M．克鲁格、A．里兹和C．史奈德，感谢他们帮助我处理微机文本。里兹女士和史奈德先生制作了索引。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出版人，Ch．布鲁纳教授、M．维兰博士和W．曼特尔博士，感谢他们将本书收入他们的丛书，感谢维也纳的布劳出版社，特别是P．劳赫博士、爱娃·莱因霍尔德一维斯茨博士和U．狄特迈耶女士，感谢他们的诚意合作。本书脱稿于2000年夏。

彼得·克·哈特曼

2001年6月于美因茨

哈特曼教授说文化史特别难写，因为太容易招致各相关学科专家的批评。其实，对中国人来说，欧洲文化史也特别难译，尤其1648—1806年的德国文化史，这是一段宗教信仰与世俗利益、欧洲帝国与民族国家以及感性张显与理性沉思等等因素交织叠合共同影响文化创造的历史。对此，无神论的文化背景和周期性发展的历史传统使我们常常一厢情愿地理解诸如宗教分裂、国家统一和缪斯宫、圣母日等等概念。我曾经与哈特曼教授谈及异域文化现象的表述问题，他主张白描、对照和突出强调。就是说，对所探讨的文化现象首先进行白描，然后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同类现象的比较对照，最后强调该现象的突出特征。这部《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1648一1806年／帝国法、宗教和文化》就是用这种方法写作成功。然而，用中华词语白描般地译绘“不圆的珍珠”(巴洛克)，用诸侯割据的历史知识对照式地译述“教随国定”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用百花齐放的意象强调性地翻译“教派化”文化繁荣的特征，等等，其难度不亚于文化史的写作!在此说明这一点，是希望读者对译文中的不妥之处，特别对几处有意识地没有遵照约定成俗的译法，予以宽谅。

陈晓春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教授，德国蒂宾根大学博士，主攻方向是德国语言与文化历史。陈老师承担了第一章至第五章及索引的翻译工作。赵杰是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在读博士，从事基督教与宗教学研究。赵老师翻译了第八章。刘新利是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德国美因茨大学博士，特别关注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刘新利翻译了第六章、第七章及导言和总论，并对全书进行了校订，加上了译者注。山东大学世界历史硕士研究生吕蕊翻译了地图，并核对了索引。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求助于山东社会科学院的王如绘教授、山东大学出版社黄福武教授和德国金莱茵排版行的Theo Smets先生。无疑，这是本书质量的保证。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刘新利

2005年3月4日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