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是索取的另一种说法
如果真正掀开生活的盖头，人们可能大吃一惊：奉献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索取，放弃本来就是收获，利他原来也是利己！
究竟利己还是利他才是人的本性，曾经是人类思想史长期争执不休的话题，双方各执一端，都可以列举无穷无尽的例证。两千多年前发生在儒家内部的那场论战就是一个缩影。
孟子试图区别人的两重属性，首先，他肯定了人要吃、要喝、要生存等等要求的合理性，不过他将这一切解释为人的动物本能；话锋一转，孟子又将人性认定为“良心”，这是一种摆脱了人的动物性的新的属性，是构成人的必备要件，如“礼让之心”、“恻隐之心”等等。
换句话说，在孟子的眼中，不是“索取”，而应当是“奉献”才是人性的基本倾向。为证明“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个基本属性和与生俱来的本能，他举例说，年幼的孩子在水井边上玩耍，眼看着他马上要掉到水井里去，你会袖手旁观吗？不会，你的第一反应是冲上去，把孩子拽住。你的这一“反应”是本能，绝无功利要求，不是为了讨好、巴结孩子的父母，不是想到领取见义勇为的奖赏。“人之初，性本善……”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正是孟子思想的通俗化教育。人之“初”中的“初”，不是从年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人的“根本”意义上说的。
同样是儒家道统的传人，荀子关于人性的看法则大相径庭。他认为，人本性在于“索取”。从娘肚子掉下来起，人就以衣食住行等为第一要务。人的一生中，尽管需要会发生某些量的意义上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需要的实现、欲望的满足是永恒的主题，是人生活的动力和目标。人们所谓的战天斗地、挥汗如雨、“制天命以用之”的各种感人肺腑的恢弘场景，在荀子的眼中，不过是一群自私利己的生命为一己私利而忙碌奔波罢了！
在西方的思想史上，以利己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性恶论”，几乎毫无异议地占据上风，即便事实上存在着古代雅典哲学“性善论”的思想开端。伊壁鸠鲁、马基耶维里、霍布斯、叔本华、尼采等杰出人物，以无可战胜的姿态，携手牵起了这条思想主线。
在利己主义理论的视野里，即便是通常被人们看做具有奉献意味的“善举”，也不过是利己精神的一次巧妙伪装。
让我们也戴上这副眼镜看一看：一个青年人坐在公交车上，途中，上来了一位老人，他站了起来，给老人让座，旁边的人们投来赞许的眼光。然而，这位让座的青年真的做出了善举吗？分析一下看看，青年人的让座，对这位老人而言，是一个善举，但是，自己却失去了座位，不得已站着，于是对于他自己而言，则显然并不是善举。继续分析下去问题就更多了：这位老人坐上了本来属于青年人的座位，这位老人是否道德呢？再回过头来看，这位青年人此举就更糟糕了，居然将座位连同“不道德”的名誉一起让给了那位可怜的老人，这青年人的“善举”又从何谈起呢？
在经验生活中，利益分明，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奉献与索取，利己与利他，善与恶、得与失等等，呈现给人们的是一对对的悖论，没有终极一致的结论。
再回头来看看汉语的文字吧！
从量的角度看，利益有大有小，有缓有急，有远期有近期，有直接有间接。追逐利益只是个笼统的说法。
汉语是一种非常独特而有意思的语言。
由于它的模糊性、歧义性和经验性，同样的话可以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而相反的话，也可以使人获得同样的感受。汉语内在所包含的意蕴要远远大于或异于它的语言表达本身。对某一句话的理解，如果人们仅停留于语言所传达的意思本身，那么，将有可能导致极大的误解。比如说，有人客气地对你说，“有空来我家玩，吃顿饭”；你可别当真，因为他压根不会去准备那顿饭的！“言不由衷”、“听锣听声、听话听音”、“字里行间”等等成语俗语都在提醒人们，要高度关注汉语的高度灵活性和艺术性。
任何语言都有一定的环境性，关注这一点是理解语言所要表达的一个关键。然而，对于汉语，则远不止于此，对话双方的观点、情感、阅历、经验等等看起来与表达没有直接联系的因素，却往往是“听懂”意思的关键。“听懂”汉语，百分之三十以下靠语言本身；百分之七十以上要靠对语言之外的种种因素的理解或琢磨。就像欣赏一幅绘画作品，如果你只看清了上面只是画着几只鸟，而没有理会画的意境，不能说你“看懂了”这幅画。
在汉语里，对相同的“意思”经常可以采取多种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表达；反之亦然。老师“批评”学生，也可以通过“表扬”的语言；下级巴结上级，也可以使用“批评”的语言。让对方在稀里糊涂中接受自己精心包裹起来的“意思”，是说者的基本目的。
应当说，汉语中对“奉献”和“索取”的表达，以及对它们的理解正是这一艺术语言的一个范例。不过，这与上述关于汉语的评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现代汉语的奉献与索取，放弃和收获也就是汉语所讲的“失”与“得”。其实，汉语除了它的艺术性之外，还有极为强烈的“辩证性”。在古代汉语里，“得”与“德”是意思相通并可以互换的通用字。老子所著《道德经》原名就是《道经》和《得经》。在历史长河中，是什么原因使这两个字由相通演变为相背，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令人深思的是，“得”与“德”之间的确存在着古人可能想到或没有想到的深刻辩证联系！
得，意味着得到、收获、索取；德，则意味着奉献、放弃、利他。如果真正掀开生活的盖头，人们可能大吃一惊：奉献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索取，放弃本来就是收获，利他原来也是利己！“得”是“德”；“德”也是“得”！“祸福相依”，“吃亏是福”，“丢钱消灾”，等等这些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话，原来是那样的值得玩味。
十八世纪，西方人开始进入机器时代，一场空前的工业革命以势如破竹的力量席卷欧洲。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对土地、能源、劳动力等等的需求成百倍、千倍地增加，与之相应，劳动生产率呈几何级数增加，人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百多年后，沉浸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享受中的人们，开始陆续从睡梦中警醒：新的文明，在短暂的时间内，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倍支付了能源、环境等自然代价，甚至还得不偿失地引发了战争、瘟疫、疾病、非自然的死亡、人性异化等等社会危机。
比如，汽车的发明是工业文明最杰出的成果之一，然而，据统计，由汽车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新的文明，在短暂的时间内，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倍支付了能源、环境等自然代价，甚至还得不偿失地引发了战争、瘟疫、疾病、非自然的死亡、人性异化等等社会危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的这句俗话，似乎是一条原理，于己于人，于个人于社会，概莫能外。事实上，无论“远”、“近”，也无论“陇”、“虑”多少，围绕这一切的中心还是“利益”的问题。
索取也好，奉献也好，得也好，失也好，都因“利益”而起，针对“利益”而言。之所以有了得失等等的说法，是因为利益的大小、利益的认定以及对利益的评价。
分析起来，从量的角度看，利益有大有小，有缓有急，有远期有近期，有直接有间接。追逐利益只是个笼统的说法。人们通常认为自己的经验判断是正确的，利益大小能权衡得清楚。然而，在大量的生活实践中，这种过于自信的判断往往导致的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于是有了“追悔莫及”的无限嗟叹！
黑格尔当年曾借喻警视人们：等到猫头鹰起飞，时间已经到黄昏了！
生活中，下面的情形经常与人们不期而遇：因为财富，有了纷争；因为享受，牺牲了健康；因为一时的贪欲，失去了自由；因为安逸，错过了事业发展的良机；因为当下理智的失控，陷于终身的精神折磨；……汉语或别的语言中的“如果不是……那么……”，“假设当初……那么……”等等句式的频繁使用，原因就在这里。
什么是“利益”？回答这个问题，明显涉及主体的需要、评价和选择。在一些情形下，它是因人而异的。不言而喻，贫穷需要金钱，病人需要健康，险境需要安全，孤独需要归属。一般来说，决定个人利益的评价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个人当时的现实需要：二是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信念；三是社会评价。这三者相互依赖也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个人的利益追求。
个人的现实需要，往往决定于他的生活态度。要知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决定弃官归田时，他比我们更需要那“五斗米”，因为除了吃饭，他还嗜酒。对个人的利益选择，社会评价也只有辅助或催化的作用。要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重复着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因此，在上述三个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个人的生活态度。促使人的素质养成的原因，有先天的，有后天的；而人的生活态度的形成，则基本是后天的。后天的教育、环境、经历等等客观因素对个人的影响是重要的。不过，就像同样的环境能造就不同的人格，个人的主观因素也不能低估。而个人的主观因素则主要取决于他摆脱动物生存方式的觉醒程度。
一般来说，每个人都面临着三类基本相似的需要或利益：物质生活的需要、个人发展的需要、超越个体有限性的需要。
物质生活的需要谁都不能回避，不过有贪廉之别；个人发展的需要大家都有追求，不过有道盗之别；超越个体有限性的需要人人都有向往，不过有明暗之别。说穿了，物质的欲望与精神的自由总是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的过去和现在都在证明这个反比关系，未来还会继续证明。精神的富裕通常需要物质的付出；物质的贪婪必然牺牲精神的自由。
按照一分为二的方法，人可以区分为灵与肉、物质与精神两个基本元素，而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却是不能肢解的。于是，必须学会在灵与肉之间寻找到合情合理的结合点。显然，这是奉献和索取的悖论症结所在，也是破解这个疙瘩的关键。
造物主设计生命是巧妙的：为了肉体的生存，让你有饿的感觉；让你放弃过分的贪欲，又让你有饱的感觉。对于饥饱麻木的人，造物主则增加了一层保护措施，设计了自我觉悟的精神世界，让精神的饥饿感将人从对物欲的过分贪恋中唤醒，从而明晰一个基本法则：
善于放弃是真的收获；勇于奉献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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