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心编选了自汉至清的传记文学二十四篇。是历史性、文学性与欣赏性的统一，并兼顾作品风格的多样性。传主涉及历史长河中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不同命运的各类人物，但无论其高低、贵贱，大多数乃是民族的精英或脊梁。传文作者亦多为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或文人雅士。在编著中，除所选传记原文外，附有作者简介、注释和赏析。注释以利阅读，赏析旨在导读。阅读这些传记，既是在读历史、读人物，也是在读文学、读精神。传记中所记录的历史风云，所描写的人物风范，所传递的作者情感，所表现的文学品质，必将给读者以教育启发。

传记，是我国古代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按文体大类分，乃属于散文的一种。而溯其源，则至为深远，它最早萌发于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中。但是那些散文由于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即使像《晏子春秋》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本书精心编选了自汉至清的传记文学二十四篇。除所选传记原文外，附有作者简介、注释和赏析。阅读这些传记，既是在读历史、读人物，也是在读文学、读精神。传记中所记录的历史风云，所描写的人物风范，所传递的作者情感，所表现的文学品质，必将给读者以教育启发。

序 言

管晏列传

苏武传

让县自明本志令

五柳先生传

五斗先生传

圬者王承福传

宋清传

种树郭橐驼传

李贺小传

六一居士传

方山子传

《金石录》后序

秦士录

先妣事略

徐文长传

徐霞客传

柳敬亭传

李姬传

芋老人传

大铁椎传

江天一传

梁九传

八大山人传

左忠毅公逸事

管晏列传

司马迁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贫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疆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疆于诸侯。后百有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人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惺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人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问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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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是我国古代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按文体大类分，乃属于散文的一种。而溯其源，则至为深远，它最早萌发于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中。但是那些散文由于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即使像《晏子春秋》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因此可以说，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

严格说来，我国古代传记是从西汉司马迂《史记》中的史传文学开始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其中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就是“实录”精神，同时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把叙事和描述人物个性及典型性统一起来，语言也极丰富，在先秦散文之外树立了另一种文章风格的典范。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及《管晏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荆轲列传》等等，都是著名的篇章。其中有的人物描写的情节段落，如“鸿门宴”、“陈涉起义”、“荆轲刺秦王”等，已入学生教材，家喻户晓、耳熟能详。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的恰当评价。司马迁创立“列传”一体，成为后来各类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状”之祖。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则开创了纪传体的断代史。它虽是受诏而作的官书，但不少传记也写得十分成功。其中又以为儒学之士与公卿所写的传记为出色，如《苏武传》、《霍光传》等。尤其是《苏武传》，可谓作者倾力为之的力作，慷慨悲歌，千载下犹有生气。此后，那“牧羊”的苏武，其英名、形象就反复出现在历代文学戏曲作品之中。

回顾魏晋时期，需要特别提起的是，文学家写传记虽比较少见，但三国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可谓两特例。曹文述“志”，实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议论文；而阮文以“传”名篇，又实为讽刺“挥中之虱”。这种以自我形象为中心的“传”体形式，以议论、讽刺见长的传记写法，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现，也是传记走向开放、开拓的开始。紧随阮籍之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即仿效作《五柳先生传》，该传也是传记文学史上的名作。

唐以诗名，文亦胜。从唐代开始，传记文学则独立于国吏之外而获得广泛的发展，文学家写人物传记的逐渐增多。不但作者不再局限于史官，立传对象也不限于死者，范围大为扩展：以文传人可择要记叙人的一生，也可记其某一二可资取法的部分，而略去其他。隋末唐初诗人王绩作《五斗先生传》，即承阮籍、陶渊明之流风。至中唐，散文创作走上健康的自由发展轨迹，传记文学也随之繁荣。韩愈和柳宗元是散文大家，突出贡献是直接把描写对象关注到社会底层人物。此外，李商隐的《李贺小传》倾情“鬼才”，也是文情并茂的动人篇什。宋以词名，随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传记文学亦有较大的发展。至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突破一般书序以记叙书籍编撰过程为主的写法，以夫妇所收藏的金石书画的聚散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在金兵进犯、宋室南渡前后家庭由幸福美满至颠沛流离的坎坷经历，不啻为一篇记事详赅的传记，笔端毓秀，情辞恳切，堪称至性至情之文。

有清一代，散文与时繁富，传记文学亦蔚为大观，并与时代、家国联系得更为紧密。清初作家钱谦益与徐霞客生当同时，颇多交往，所作《徐霞客传》全面描述了霞客的一生，并高度评价了其游记的学术价值。继东林而起的复社领导者之一的黄宗羲的《柳敬亭传》，所记虽是一代艺人说书之经历，但“亡国之恨顿生”言中。明末复社成员、“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其文宗法韩、欧，所作《李姬传》写秦淮名妓香君，后孔尚任据此作《桃花扇》，将她塑造为剧中女主角。以散文名世的失意文人邵长蘅，尤以传奇性传记见长，其《阎典史传》歌颂抗击清兵的英雄殉难事迹。康、乾年间，以其文章和文论被称为桐城派创始人的方苞，作《左忠毅公逸事》，写左光斗举拔贤才和为国荐贤的两件事，突出了他的爱国精神。桐城派文章谨约、雅洁的特色，在这篇传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本书精心编选了自汉至清的传记文学二十四篇。选文的原则是历史性、文学性与欣赏性的统一，并兼顾作品风格的多样性。传主涉及历史长河中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不同命运的各类人物，但无论其高低、贵贱，大多数乃是民族的精英或脊梁。传文作者亦多为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或文人雅士。总之是传写名人，名人作传，合而为之即为名人作名人传。在编著中，除所选传记原文外，附有作者简介、注释和赏析。注释以利阅读，赏析旨在导读。笔者认为，阅读这些传记，既是在读历史、读人物，也是在读文学、读精神。传记中所记录的历史风云，所描写的人物风范，所传递的作者情感，所表现的文学品质，必将给读者以教育启发。编著中如有不当，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