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文学与口述历史
小说和历史
——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
也是口述历史
——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代序
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选载）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上）
——一篇迄未发表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代序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下）
——一篇迄未发表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代序
桃园县的“下中农
《通鉴》与我——从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鉴》说起
“臣光日”“柏杨日”各有千秋
——贺柏杨版《资治通鉴》白话译本大功告成
从《人间副刊》谈到台湾文艺
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
《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
“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讲词试稿曹雪芹的“文化冲突”
——“以经解经”读《红楼》之一
海外读《红楼》
谏友篇——兼评批唐德刚《海外读（红楼）》
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
未识其小，先失其大！
——谈“红学”答宋淇先生
未识其小，焉能说大？
——为《（红楼梦）识小》答唐德刚先生
既识其小，免失其大
——为《红楼梦》“唐、宋”之争进一解
曹氏三代为清室丝官浅说
——“新红学”七十年反思之一
史学之茶与红学之茶
——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中央大学”讲稿节要

文学与口述历史
《传记文学》按：
旅美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应《中国时报》邀请参加时报文学奖评审工作，飞来台北三日，并于九月十五日晚作“文学与口述历史”公关演讲，演讲会由本社发行人刘绍唐主持，唐教授自拟长达三千字演讲大纲，惟因时间关系而有甚多省略，现讲稿经《时报人间副刊》整理完竣，本社特参酌唐教授演讲大纲略加补充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唐教授早于一九五七年即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部门工作，为该部门仅有的三位工作人员之一。此一工作当时在美国史学界为一大创新与拓荒之举，故唐教授贵为中美史学界搞“口述历史”工作的元老。在此期间，其个人工作收获也极为可观，也是他对我国史学界最了不起的贡献，即先后完成《胡适口述自传》（中英文稿）、《（黄沈）亦云回忆》（译中文稿为英文）、《李宗仁回忆录》（中英文稿）及《顾维钧回忆录》（英文稿）四部巨著。前两者中文稿已由本社出版，后者本刊正摘要连载中。
《顾维钧回忆录》长达一万一千余页，除顾先生自己所保存之原始文件与资料外，其主要部分（一九一二一一九三四）为唐教授所编写（已故夏连荫女士编写童年部分）。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往往为“无名英雄”，设非唐教授此次演讲提及，编者竟未之前闻，更未向读者交代，甚感愧疚，谨在此向唐教授表示歉意。
一、导言
我是学历史的，自小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记得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章回小说”讨论会上，有一个美国学者列了一堆章回小说书目，大约有四十几部一百多本，他说：“中国作品实在太多了，谁可能把那么多的作品看完呢？”我举手说：“我统统读过了。”他不相信，反问我说：“你怎么可能读那么多书？”我说我在中学读书，没有女同学同我谈恋爱，也没有球可打，更不会滑冰、跳迪斯科，没办法之下，只好看小说了。我对文学大概就止于对这些书的欣赏罢了。所以我只能算是欣赏文学的读者而已，实在不够资格以行家来谈文学，尤其没有资格谈台湾和香港等名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台湾近廿年的文学成就远超过五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的作家，可惜我因为太忙，对台湾和香港的大批作家的作品看得太少。
其次说到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我的本行，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用来吃饭的工作。
文学与口述历史我既然都有些关系，现在我就把个人的一点体验与看法报告一下。
首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口述历史。
二、什么叫口述历史？
我写过几本口述历史，加起来可能销了一百多万本，而且现在仍继续出版。而什么叫口述历史呢？有人问我：“你的口述历史是不是胡适先生讲，你记，就成了？”“你怎么能记那么多呢？”另外，我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他们也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当兵最高的阶级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等战役就没法打胜仗了，我们搞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刚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所以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有何不同？大概可以这样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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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家文明是可不受外界影响而单独存在的。如果一种文化水平太低，或太古老，它就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或侵略；反之，它就必然向外扩张和影响别人，以邻为壑，来淹没别人。我国古代文明之扩张属于后者，现代文明之含辱蒙羞则属前者。不是我活就是你死，哪有了局？和平共存，则中外文明终有拉平之一日。

唐德刚的大半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频繁战乱，又受过大量中西方典籍的学术洗礼，教读异邦之余，不时生出心怀故国的感慨，因而写出本书中这些札记性的零星作品，囊括了其在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红学研究方面的十余篇文章和演讲。唐德刚认为，优秀的史学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学精品，主张“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避免僵硬执拗地治史，颇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