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门内大街东坛根胡同！
除我之外，我的兄弟姐妹都出生在那里；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成人，然后他们又相继在那里去世。那里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那里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方。可是在2003年到2004年，它彻底从北京消失了……
我出生在长白山深处、鸭绿江畔的一个小县城，两岁时，为了躲避朝鲜战争的战火，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住进了东坛根。对于出生地的两年生活，我曾经搜遍了记忆，一点点印象都没有找到。我的记忆是从东坛根这条胡同里开始的。
北京人管城门里面的那条街叫“门脸儿”。永定门内大街就是“永定门脸儿”，这一带人把它简称为“门脸儿”。永定门北面正对着正阳门，也就是前门。前门里面是内城，建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前门外面是外城，建成于明朝嘉靖年间，前后差着一百多年。两座城门都在北京的南北中轴线上，一个是内城的主城门，一个是外城的主城门。老年间，如果有人问你住城里还是城外，十有八九，他不是问你住北京的城里还是城外，而是问你住以前门为标志的内城以里还是以外。因为，在嘉靖年没有修外城以前，后来的永定门一带确实是城外，是北京的郊区。重要的标志就是天坛，这座世界最大规模的“坛”就在这里。中国自周朝以来，凡大型祭祀活动，诸如祭天、祭地、祭日月等，都是在都城的郊区举行，即所谓郊祭。嘉靖年修了北京的外城，把天坛圈到了城墙里面，弄得住在前门以外，永定门以里的人跟别人说起自己的“身份”很是尴尬，不知道是说城里人好呢，还是说城外人好。
老北京讲究的是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永定门在南城，穷人居多，因此，住在永定门一带的人，身份自然就比不上住在内城的人。永内大街东西各有一片居民区。西边的居民区挨着先农坛，叫西坛根；东边居民区挨着天坛，叫东坛根。因此，住在这一带的人也管先农坛叫西坛，管天坛叫东坛。如果到前门以里，要是跟别人说起东坛西坛，大概听者会不知所云。
然而，东坛根这条胡同并不古老，我查过光绪年间刊印的《京师坊巷志稿》，上面没有它的名字。这说明它的历史只能从民国算起。小时候模模糊糊听人说过，这片房子的最初房产权，是吴佩孚的一位亲戚兼副官的，不知确否。
东坛根也好，西坛根也好，居住的以穷人居多，胡同勾连，各有六七十个院落，住有几百户人家。然而，这一百多个院子当中，只有在也属于东坛根这一片儿的三益里这条胡同里，有一座黑漆蛮子门的像模像样的四合院，可它还不是独门独院。这个院儿是三家合伙开买卖的人合住的。正房和耳房住着大股东，姓侯；东西厢房住着小股东，也姓侯，和大股东是乡亲；倒座儿南房住着另一个小股东，姓李。他们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学，一块儿边上学边玩儿着长大的。其他那些院子都是不规整的大杂院，住着各色人等。
先说永定门内大街。
我小的时候，老北京还古貌犹存，虽然年久失修，可永定门城门楼还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瓮城和箭楼的模样了），两侧的城墙也还在。城门楼三层飞檐，凌空翘起，楼顶绿琉璃瓦剪边，画栋雕梁，油漆剥落。它是那样高大，像一个庄严的老爷子注视着在它周围生活着的人们，以致我后来在想起它的时候，都要抬起头来。城门洞里两扇大门永远贴着墙，好像从来也没有关上过。夏天的时候，门洞里总是有许多人或站或坐，享受着飕飕的凉风。
站在城门向北看去，一条笔直的马路经过天桥、珠市口、大栅栏，通向前门。马路中间铺设着四根铁轨，过一会儿就有一辆电车响着当当的脚铃，轰轰隆隆地从这里驶过。永定门是电车的终点站。城外，护城河上从西北向东南斜架着一座铺着铁轨的木桥，不远就是电车厂。小孩子们过河，如果没有大人跟着，往往不走正对着城门的大桥，而走这座供进出厂电车通行的窄桥，因为它没有护栏，没有整块的桥板，只有支撑铁轨的枕木，能够看到桥下面流淌的河水——哪怕只有一点点危险，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一个比我大的孩子曾在这座桥上摔倒，正好这时有电车通过，他的一条胳膊被轧断了成了残疾人。P4－6
玩儿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代后记）
我天生是一个爱玩儿的人。
我生在鸭绿江边。据母亲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在江边洗衣裳，岸边栽一根木桩，绳子的一头拴着木桩，另一头拴着我，我在浅浅的江水里玩儿，一点儿也不闹。后来朝鲜打仗，母亲她们挑豆子，把不好的挑出来，留着自己吃，好的当军粮，送到朝鲜前线。母亲她们把豆子摊在一块大木板上，好的放这一头，不好的放另一头。我则似乎是干着别的事，眼睛却一直瞄着木板上的豆子。待她们挑的差不多了，我便装作没事一样走过去，一伸手，把已经挑好的豆子搅到一起，然后嘎嘎笑着飞跑藏了起来。大人们只好又从头做起。待豆子又挑得差不多时，我再次出现，故伎重演。如此再三再四，二舅妈忍无可忍，揪住我，说：“我让你破坏抗美援朝！“顺手拿了一个小罐子，用火点着纸在罐子里一燎，一下拔在我的腮帮子上。我于是大哭，从此再也不敢接近那些豆子，以致到现在也有些惧怕二舅妈。
无论是泡在江水里不闹，还是“破坏抗美援朝”，在我都是“玩儿”；而腮帮子被拔上罐子，则是“玩儿”的心态被无情地毁灭了。要不，我为什么先笑后哭呢？
检索人生，几乎一事无成，都是因为无论干什么，先存了一个“玩儿”的心态。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玩儿”的心态，我把成败荣辱看得很淡，心情大致不错。那么较劲干什么？玩儿呗！
普通人的一生，有没有“玩儿”的心态很重要。大凡成就事业者，首先，总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或天分高，或祖业好，或门路多，或根基深。其次，才能说到勤奋啊，刻苦啊，努力啊，头悬梁锥刺股什么的。旧时因科举不第，现在因谋官不成，或做生意赔了血本，都出现过精神错乱，甚至自杀身亡的。可是，如果在办这些事之前，你先存了一个“玩儿”的心态，那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或者，在事后你能想得开，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玩儿罢了。那结果也会好得多。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啊认真，多少人因为你误了卿卿的性命！
读唐诗，从来都喜欢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你们不待见我，我还不待见你们呢，拜拜您哪。“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既然借酒浇愁如同抽刀断水，那我“玩儿”去还不行吗？虽然李白曾经供奉翰林，伺候过杨贵妃，写过什么“云想衣裳花想容”，但是，李白毕竟是李白，他没把那些当成事儿，一言不合，咱们猪八戒摆手——不侍猴（候）儿啦。李白所以能如此，跟他永远有一颗爱“玩儿”的童心大有关系。正所谓大丈夫不失其赤子之心。试想，如果李白成天老是想着如何报效君王，沉思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那么，中国盛唐就没有了李白，诗坛就减少了绚丽的色彩，以他的无与伦比的才气，我们就会看到那时有两个杜甫并立。果真这样，难道那不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吗？还好，盛唐的恢弘大气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乱成就了杜甫，我们后人可以骄傲地向世界说：我们既有“诗仙”，也有“诗圣！”
“玩儿”的心态是一剂医治痛苦的良药。
知青上山下乡，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片苦难，除非那些先知先觉者，绝大部分当事人的心里也没有太多的痛苦。所谓蹉跎岁月，那只是后来才觉悟到的。只是随着时光流逝，人和人的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特别是林彪死了以后，心灵痛苦才在知青中间弥散开来。我那时在北大荒的生产建设兵团，经历了大家以“玩儿’’来集体度过痛苦的全过程。
刚到北大荒，十六七岁，大家还都是孩子呢，除去干活儿累，有时想家，谁的心里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对于“学习”，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天天读，心里厌恶，却没有人敢说，每天集体装样子。深恶痛绝那是以后的事。毕竟年轻啊，精力充沛。女青年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还可以把本来没有脏的衣裳洗来洗去，男青年就得找点儿什么来玩儿一玩儿了。体育运动是首选。生产连队不大，却有两百多名知青，每天吃过晚饭之后，篮球场总是一片笑语喧哗。打球的，分成两拨儿，还有一个裁判；看球的，围成一圈，没有倾向性，乱出主意，瞎起哄，主要是逮谁哄谁。篮球能参与的人少，有人提议踢足球。小学校的操场就成了战场，会踢不会踢的一起上阵，弄得一片狼烟滚滚。晚上则是打乒乓球、打扑克。由于年纪还小，除个别人偷偷谈恋爱以外，大家对于男女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甚至相互间的接触都很少。那时的玩儿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玩儿。后来出了林彪事件，我们好像一下长大了，心里有了一种不可言说的痛苦。伟大领袖选定的接班人都这样儿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信的呢？我们上山下乡，说是接受再教育，今后接革命的班，可是谁教育谁，接谁的班呀？面对着一片谎言，人人感到自危，又不能对任何人说，玩儿吧！比以前“玩儿”得更厉害。正常的娱乐不足以麻醉痛苦的灵魂，荒诞不经的狂放和没有恶意的恶作剧就成了流行时尚。
记得那是1971年的冬天，在修水库的工地上。我们住的地窖子在半山坡上——地上挖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的坑，宽五六米，长二三十米，或三四十米不限，深一米，用原木架上房架子，上面覆以树枝、洋草和土，顶头安一个门，这就是地窖子。但这还不能住人，还要装修一下内部。地窨子两边是通铺，每边各占两米，铺以树枝、洋草，中间留出一到两米的通道，通道的适当位置埋两个半截的油桶，当作取暖的炉子。地窨子根据大小可住几十人到百儿八十人不等。白天，抡镐刨土，抬筐上大坝；晚上，几十人龟缩在地窖子里，一起熬漫长的冬夜。那天下工以后还没有开饭，我一个人走到地窨子外，坐在木头堆上吹箫。我并非爱好吹箫，只是穷极无聊，觉得这玩意儿有点儿“雅”。我吹的是《苏武牧羊》，心里想的词儿却是：“苏武老头儿卖豆腐，卖豆腐不够本儿，回家打媳妇儿。媳妇儿说不怨我，怨你给得多……”暮霭四沉，炊烟袅袅，周围一片静寂。我的心里空落落的，既不敢瞻前，又不愿顾后，只好反复地让苏武打媳妇儿。有人大喊了一声“开饭啦”，我走回地窨子里。那年活该倒霉，夏天时向上面把小麦产量报高了，只好把口粮也上缴了国库，我们几个月以来一直吃苞米面。又是苞米面大饼子，四两一个。我心里一个劲儿骂娘，却不敢骂出声来。也不知道是怎么起的头，大家不约而同地夸起老陈大哥，引诱他使劲吃大饼子。老陈大哥姓陈，是哈尔滨知青，因为谦虚而客气，总管别人叫大哥，他自己成了“老陈大哥”。
“老陈大哥真能吃！”
“老陈大哥真棒！”
“老陈大哥平时不露是不露，只要一露就镇倒一大片！”
“老陈大哥……”
老陈大哥不经夸，明知道大家是拿他开涮，他还是管不住自己，四两一个的苞米面大饼子，就着冻白菜汤，吃了一又一个，在大家的夸奖声中，他一共吃了六个！老陈大哥撑得弯不下腰，一打嗝，稀溜溜的苞米面顺着鼻孔往外冒。地窨子里的几十号人这下高兴了，笑声响成了一片。现在也许有人会对这一举动提出关于“人道主义”的责难，但细想那时，没有一个人是出于要戕害一个革命同志的目的，大家只不过是觉得好玩儿罢了。老陈大哥牺牲了自己，大家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那时打扑克牌还不兴赌博，但见了输赢没点儿刺激也不行。于是，冬天买一斤糖块，胜者吃一块糖，负者舔糖纸，要求是要舔得咂咂有声。夏天则是买一堆西瓜，胜者吃西瓜，负者头顶西瓜皮。我就曾经顶着好几块西瓜皮，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西瓜汤。这一类活动不分男女组，而是男女混合编队。贫下中农有话：男女混杂，干活不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就知青的整体而言，如果没有“玩儿”的这一剂药，那漫长的上山下乡过程，一定会更加痛苦，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死于自杀。在那个不健康的年代，不－－健康的“玩儿”成了化解痛苦的健康手段。
就是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现在，“玩儿”依然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抱着“玩儿”的心态，不把自己当回事儿，敢于嘲笑自己，也肯于嘲笑自己的人，日子一定过得比那些老拿自己当事儿的人要滋润。
那年和一个朋友去云南，在昆明一下飞机我们就去了民族风情园。我是第十一次到云南，而那位朋友则是头一次。他总是问我：“滇池在哪儿”滇池就在几百米外，可我有点儿累，不愿再往远处走，便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到后来，那位朋友实在觉得没有看到滇池的希望了，便指着旁边的一个小水坑，说：“这就是滇池吧？”我十分庄重地点头，说：“对，这就是滇池。”如此一来，他虽然没有看到滇池，却玩儿得非常开心；我也没有因为亏待了朋友而觉得有愧。以后我们常常说起这件事，总是会引起一阵开怀大笑。
文人好像都有个书房，这书房又大多有个好听的名字。我偶然也成了文人，便也有一个书房，那书房也有一个名字，叫“二能不易斋”。这是一个有些曲折意味的名字，和我“玩儿”的意识有关。活了大半辈子，时至今日，一事无成，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想想过去，看看周围的人，我绝对比上不足，也绝对比下有余。没上过大学，成了编审；认识几个字，写了一点儿东西，成了所谓作家。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可是，我却又的确时时感到惆怅，心头泛起一阵阵苍茫。常常想到死，不是从现在才想到的，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现在想得比以前勤了。我知道这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恐惧，而我又不能回避它拒绝它。于是，活着就成了一件幸福美好的事。我“好读书，不求甚解”，内容太沉重的书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读金庸倒是可以不吃不睡，原因只有一个：好玩儿。无论写什么东西，都不求闻达，事先绝不会有要写《红楼梦》或其他名著的想法，只是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不管别人怎么样，自己瞧着亲切就行。自知不是当官的材料，也没有那个命，因此也就没有仕途功名心，不用为了升迁而累得贼死。然而，我还是一年不如一年，饭量小了，还常常失眠，吃饭睡觉就成了大事。可我毕竟不是桃花源中人，能吃能睡也不容易！于是，我的书房便被命名为“二能不易斋”。这在我也是一种“玩儿”，可以使我从永恒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常八九。但，人来世上走一遭不容易。在做“忠臣孝子”的同时，要尽量活得轻松些，潇洒些，自由些，这应该不算是消极或者颓废吧。
“玩儿”很重要。“玩儿”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我的老爹（代序）
刘烨楠
我的父亲——刘进元同志，他不喜欢我这么称呼他，还是叫他爱听的老爹吧——他从小就生活在永定门内一条叫东坛根的胡同里。那是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胡同了，可东坛根对我老爹而言，意义大不一般。那里有他童年的美好记忆；有他对挨饿的深刻体会；有他熟悉的老街坊们；同时也是他成长成熟的见证地。在我的记忆里，东坛根是一条不长的胡同，从南头儿走到北头儿也不过三四分钟的路。但是胡同里的院子倒是真不少，几乎可以说是十步一个院门。每个院里又都有很多的住户，这些人我熟悉的并不多，但我知道他们大都是我老爹的老街坊们，所以见到他们，我也总是会和他们打招呼。
记得小的时候，每次老爹从幼儿园接我回家时，都要路过天坛，他总是骑着自行车沿着护城河边上的小路走，因为那里是一个小花园，是专供永定门这一带的居民散步或是闲坐聊天用的。我们管那里叫“河边儿”，凡是住在这里的人，只要说是去河边儿，大家就知道是指护城河边上的这一溜儿小花园。老爹边骑着车边给我讲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情，从他的描述中，我知道护城河以前可没有现在这么好看，只是河边儿上有一条土路，不像现在到处是水泥铺的地面，还有台阶可以走到河的边沿那里，那时也没有河沿的护栏，不安全。老爹说，它虽然不好看，但可比现在好玩。河水的味道虽然也不好闻，总有一股一股的腥味儿，但是水的污染可比现在小多了，水面上有鸭子，水里面有鱼，不像现在什么污水都往护城河里排放。污染严重，水里就什么生物也没有了，只有河边的蜻蜒依旧。
说到蜻蜒，我从老爹那儿可是学到了不少关于它的知识。夏天，每次接我回家的路上，老爹总是把自行车停在小花园的路边上，然后领着我到花园里去捉蜻蜒。每捉到一只，他就会把蜻蜒的翅膀夹在我的手指缝里。我总是把指缝闭得紧紧的，生怕那些蜻蜒会从我的指缝中跑掉。一般，老爹每次都会给我捉八只，刚好可以让我的手指缝都夹满蜻蜒。这时，我们就回奶奶家去了。在路上，老爹会告诉我蜻蜒的种类，不一样颜色的蜻蜒都叫什么名字，还有蜻蜒的眼睛是复眼，为什么蜻蜒飞得很低的时候表明马上就要下雨了……等到了奶奶家，我就用线把所有的蜻蜒的尾巴系住，防止它们飞走，然后放到纱窗上，好让它们晚上吃蚊子。
我老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我并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他过世的时候我才刚刚两岁。可是有一件关于他的事情，是我一直以来都引以为傲的，那就是我是全家所有的孩子里面唯一对爷爷有印象，并能一眼把他从照片上认出来的。我听老爹说，爷爷很疼爱我，虽然有我的时候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不能下床了，但他还是每天让老爹把我抱到他的屋里，给他看一看。每次看到我，无论爷爷被病痛折磨得多么难受，他总是会露出很欣慰的笑容。
奶奶对我来说，意义就和爷爷不一样了。除了我上幼儿园的那几年，每个周末才去看她，从七岁开始，我和她朝夕相处生活了六年半。奶奶是除我父母以外我最亲近的人，有时候这种感情甚至更胜我对父母的感情，因为他们总是很忙，陪在我身边时间最长的人就是奶奶。她是一位左邻右舍都公认的好老太太。五十岁的时候，奶奶因为半身不遂而导致右半身瘫痪，虽然她用惊人的毅力让自己重新站了起来，但走起路来，腿脚仍然不利落，右手也不能握东西。就是这样的身体状况，奶奶还是坚持每天给我做午饭。奶奶对我的爱是点点滴滴的，可这点点滴滴汇成了大海，用言语无法形容。后来，因为奶奶觉得住在楼里太寂寞了，就和我老爹商量搬回了东坛根的老房子里，和老街坊一起生活，她觉得踏实，开心。奶奶的年龄越来越大了，老爹和姑姑叔叔们为她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她的生活。我则在每个星期的周末去东坛根看她，和她聊天儿，和她起腻，从来没有间断过。每到星期五的晚上，奶奶就会挨家给孩子们打电话，问明天什么时候来，盼着见到我们的心情从电话里都能感觉出来。第二天一早，奶奶就叫保姆去菜市场买回来新鲜的鱼、肉和蔬菜，做好了饭摆在桌子上，等着大家来一起吃。这一天，是她每个星期最开心的一天。孩子们都回家了，她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了……2001年4月8日的早晨，奶奶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她走完了值得骄傲的一生。我一直在哭，跟我的老爹发脾气，不让人把奶奶抬走。直到火化前的那一刹那，我抚摸奶奶的脸庞，还是觉得她是有体温的。已经这么多年了，我还老是觉得奶奶并没有离开我。
老爹的老街坊们，我有印象的并不多。一个原因是在我出生的时候，有的人已经搬走或是过世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是我的长辈，我和他们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老爹书里写到的傻柱子，另一个就是傅婶。对傻柱子的印象源于他管我老爹叫“哥”。他年纪比我老爹大，看上去的年纪又比他自己的实际年纪大得多，满头华发，连胡茬儿都是白的多，黑的少，在我的眼里整个就是一个小老头儿；可是，每次他见到我老爹总是会很自然地叫一声“哥”，我曾经问过老爹为什么，他说他也不太明白，但叫得多了，应得多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傅婶，我叫她傅奶奶，老爹小的时候和她住在一个院子里，是我们家的老街坊。我认识傅奶奶的时候她已经是老太太了，她的样子现在已经有点儿模糊了，只记得她是一个非常和蔼开朗的老太太，头发盘成一个纂儿在脑袋后面，一笑，没牙的嘴张得老大。傅奶奶在天桥商场的门口摆茶摊儿，我认识她的时候，茶摊儿上的用具已经和老爹小时候的不一样了，粗瓷碗变成了玻璃杯，除了卖茶水，还添了茶鸡蛋，只有烧水用的大壶还是老样子。每次我和老爹路过她的茶摊儿，老爹总是要停下来和她说说话，聊聊家长里短。而傅奶奶每次就会递一个茶鸡蛋给我吃，那味道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知道味道一定非常好，因为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爱吃茶鸡蛋的。
永定门一带现在已经完全换了另外一个样子，老街坊们也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永定门的城楼修复了，我没有见过老的城楼，所以觉得现在这个城楼还是很气派的。前些日子，我和老爹路过那里，我们还讨论现在的步行街，以前到底是永定门的哪个具体的位置，讨论了很久，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只是知道永定门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老爹带我去过一次北大荒。那是一个夏天，当面对他当年住过的宿舍时，那栋残破歪斜的房子把我的目光推开，可他却是那样兴奋，那样充满深情：当看到一望无际的原野时，我既感到新奇，又茫然无措，可他却满怀留恋地说起当年在每一块地号里的趣事；当那些老乡围着我们东问西问时，我心里不由自主产生了一种隔膜，可他却哈哈大笑，神采飞扬，让我怀疑他又想到这里来种地了……
时代差异给人的记忆定位是不同的。老爹写的关于永定门和北大荒的那些文章，有些忧郁，有些伤感，甚至有些凄怆，与我对生活的看法差距很大，但我可以理解他。再过几十年之后，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一定也会像老爹一样，在甜蜜中掺入了些许苦涩。但是，我一定又会和他不同，因为时代在进步，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以前，老爹的书出版后，他都曾郑重其事地在送给我的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下一句话：“阿难，希望你永远做一个善良的人。”这句话他对我重复说过无数次，今天，我在老爹的这些文章里，更多读出的仍是那两个字：善良。
无论时代怎样前进，对于老百姓来说，善良都是非常重要的品德。
以上就是我为老爹这本书写的序。希望他能喜欢。
刘进元编著的《碎片流影》是一位老人所写的一部有故事的回忆录，在故事里，有亲人、邻居、朋友和行色匆匆的陌生人；在回忆里，有饱含深情的老北京永定门，有青春如歌的北大荒，有不知如何形容其神秘和美丽的玉龙雪山……内容亲切，感情浓厚，不少情景让人动容。
此书文字平实，内容亲切，感情浓厚，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碎片流影》分“永定门的记忆”、“苍茫北大荒”和“用眼睛透视”三个编章，作者刘进元，1949年生于吉林省长白山深处鸭绿江畔的一个小县城，两岁时因躲避朝鲜战争的战火随父母到北京，十六岁上山下乡去北大荒农场，务农十年后返城，做了三十年编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