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孔子所讲的人道,是可以让生命不朽的,那么人道的内涵包含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仁与义。
仁是什么?整部《论语》里只有一句话:“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夫仁者”这样的说法,通常是在给概念定义时用的,孔子尽管在《论语》中讲了一百多个仁字,但是就只有这一句是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孔子自己对“仁”所下的定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明确指出:行人道分为两个境界:第一,“己立”、“己达”;第二,“达人”、“立人”。
第一个境界是自己的,第二个境界才是“仁”。孔子所谓的“仁”,不只是你自己立了、自己达了,你还要达人、还要立人。单单己立、己达是不行的,己立而且还要立人,己达而且还要达人。
我们先谈什么叫做立。立就是自己能站住,就是要靠自身的学有所成、德有所用,让自己立足于社会之上,而不必倚靠、依赖别人。
“达”是什么呢?达就是做事情很通达,没有滞碍。而这样的品行,不论是在家、在邦还是在国,通常都是行得通的。所以“得”字,就是道德的德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行得通,得到通达的效果,因此就叫做有德的人。有德的人,是一定能够通达于人世的。
子张问孔子,什么样的人能称为“达”?是不是一个有名的人就叫做“达”呢?孔子说,不是,你所说的只能算“闻”,跟“达”是不一样的。“闻”是被人知晓,在家族中出名的、在整个社会很有名的、在国家间非常出名的人,不一定就是达人。因为他往往表里不一。他自我标榜是个有仁心仁行、替别人着想的人,而实际上,他的行为和动机却并不是如此,可能是私心自用。闻人只是有名,看起来好像替别人着想了,但那只是一个假象。所以名人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名实不符,一旦被别人发现了之后,马上就变得臭名昭著,所有的人都不容于他,那是比不被别人所知更惨的。
达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必须很正直;第二,做事很正义;第三,遇到事情的时候要讲理;第四,善于去体会、观察别人的言语跟心声。人最要命的是别人讲话你不听。我们看到很多地位高的或者有一点儿成就的人,别人讲话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了”,其实他压根儿没听进去。这种人绝对不会是达人。达人会很真诚地对待别人。别人讲的话,你要听懂,并且能听进去。不要用你自己的意思去曲解别人的意思,这会造成误会和彼此的隔阂。
要善于体察别人的言语和心声。现在连亲子之间都沟通不良了,为什么?儿女常说你不懂我的心,因为有代沟。这个代沟就成了大问题了,为什么会有代沟?是因为你没有去体察儿女的心情。
第五,还要能够洞悉别人的内心感受。所以《菜根谭》里说,当你要去教导别人的时候,要“思其堪受”,也就是要注意别人的感受。你如果疾言厉色地骂人,不管你说的是否正确,别人都是不能接受的。教育之道,是要处处考虑,了解受教者的感受,了解他的需要和心声的。
第六个重要的德行是,教人者或居上位者,在面对任何人时,都要有忍耐之心,懂得对人退让的道理,处处考虑对人退让,绝不贡高我慢、骄傲凌人,能奉行此道的人,才能成为达人。
具备了以上所讲的这六种德行的人,他岂能不处处通达、事事通达,到处都行得通?自己立了、自己达了,还不算是人道的最高境界,人道的最高境界,是要达人、要立人。
所以达人跟立人,基本上就是“仁”。
孔子说,人要做成“仁”道的时候,那就做成人了。处处只为自己着想,不为别人着想的,绝对不是孔子所讲的仁人。
做君子而不做圣人 孔子的“仁”会不会太高了,我们做不到怎么办?孔子的弟子们也有过这样的误解,在《论语》中,孔子亲自解释说,他所讲的“仁”必须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换言之,孔子的教育是强调“人人都能实行”的时教,而不是立意很高却做不到的空想,所以他鼓励大家学做君子,而不是圣人。通过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说明。
第一个例子出自《论语·宪问》。宪问去问孔子:“如果有一个人对不起我,我心里很抱怨他,我以德报怨好不好?”孔子说:“不必,以正直报怨就可以了。如果以德报怨,那以什么来报德呢?”他对我那么坏,我还要以德报怨,这是违反人性,只有有人无己的圣人才做得到,普通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孔子说,以直报怨就可以了,就是仁了。
第二个例子出自《论语·雍也》。子贡有一次问孔子:“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为别人完全付出,使得别人能够完全获得,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不能够算是仁呢?”孔子说,有人无己的德行,境界太高。仁道是要让大家都能做到才行,换句话说,人道是每个人都能走的道,这才是真正的人道。
每个人都能走得通,每个人都走得过去,每个人都能到达目的地。这就是既不损人又不损己,这种人己两立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当前全世界最好的价值观。P19-23
20世纪是个追求成功的时代,但21世纪却会是个追求成器的时代,因为人类终将再度找回智慧。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理性生命反省规律下,它将带来人类的平安与幸福。
20世纪追求成功的努力,造就了21世纪追求成器的醒悟。成器真的比成功更重要。有很多人成功,但因为不成器而终致失败,甚至失去生命与心灵的平安。
成器的人不一定有外在的事功,但他却有真正的幸福、充实的生活及生存的核心动力。
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开宗明义就说:“20世纪的西方是个没落的西方,西方的没落是智能的沉沦,知识的爆炸。”很不幸的是,东方民族大规模整体接触与接受的西方,正是20世纪没落的西方。连带的,一切的学习与模仿也都是20世纪的西方。而这种追随式的学习随着“西化风气”的普及让东方与西方一起沉沦,也随着西方的困境发现而重新寻找出路。东方的智慧吸引了诺贝尔奖的得主们,在20世纪末的一场集会后,得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预言。就是这句预言,使得寻找出路的方向指向了中华古圣先贤。
于是近年来,小儿诵读《三字经》,成年人,尤其是企业家们学习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成为当下的流行;而听讲《史记》与观看《三国演义》,更成为热门时尚。但在古籍中,圣贤们所传授的人生智能与终极价值,完全与时下所认知的“成功”价值观背道而驰。两者之间,究竟该何去何从,到底该如何选择是好,正严峻地挑战并考验着每一个当代人的觉性与意志。
今人都说成功好,但是在《论语》中孔子却以“功大而器小”来评论管仲的一生功过。在孔子的眼中,管仲虽然有纠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成功,并且也曾给予最高的评价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但孔子也严厉地细数了管仲许多不成器的致命缺点,并认为就因为这些缺点,导致他辅佐齐桓公所造就的不世霸业——齐国的国富民强,只能维持四十年而已。由此可见,孔子认为“成器”显然比“成功”更重要。
今人都说成功好,但是为什么历史上屡建赫赫事功的帝王将相不计其数,而能得善终者却微乎其微?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能力,但却因“器小”,而终究只能落得个“无颜见江东父老”的自刎下场。这又证明了“器大”比“能力大”更重要。
今人都说成功好,但是为什么最具评断性权威的史书——《资治通鉴》(国学大师章太炎将其列入必读的七本古籍之一),标榜的却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观?难道说,论断一个人是否为“英雄”,还有比“成功”更重要的标准吗?
今人都说成功好,但是孔子却在对答鲁哀公及季康子之问时,只称赞颜回为弟子中“唯一好学”之人。孔门弟子三千,其中不乏在政治上有权势有地位的公卿大人,在经济上很成功的大商贾,而颜回只是个“一箪食一瓢饮”的穷人,甚至到死的时候还没有钱买椁木下葬的穷小子,但孔子却因为唯有他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的君子儒的境界,所以只承认他是及格的学生。其余的,如子路、子贡等人都只不过是些登堂而未入室的弟子;等而下之的,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普通弟子或门人而已。孔子特别要求其弟子们,“要做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而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关键差别,就在于能否真正将自己揉造成“大器”上。
成功与成器,从来不矛盾,但是从重要性上,成器却是比成功要紧的修炼。成器能让我们所努力成就的事功不朽,更能让我们不至于“功亏一篑”;成器能让命运不济之人仍然有成为“英雄”的可能;成器更能让人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成就自己有格局、圆满而精彩的道德生命。
“成器”的课题,过去向来很少有人注意,在本书中,笔者尽量搜集整理孔子在《论语》中教导世人的成器法门,分享给对生命造化有兴趣的人士。
昨天的困顿并不代表今天依然坎坷,今天的富贵得意也许正在为明天埋下祸根。生命是可以改造的,无分贫富、贵贱,每个人生而平等都可以通过改造自我来运化自己的生命;生命的改造又是无止境的,人的一生都要修炼才能趋于圆满,只是各个时段所要修炼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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