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最渴求的是什么？是知识和智慧。如何获得知识？什么最关乎此？作者对著作版权的处理怎么样？学术规范吗？如何做到知识创新？知识的未来会怎样？新闻媒体对信息，对知识的传播有什么作用？现阶段中国为何有新闻敏感性？思想者、政治家、经济学家等知识精英该如何才能为知识，为知识的传播做出贡献，如何应对思想和哲学的匮乏？知识教育的现状如何？

对此，汪丁丁教授通过同积极思考的青年学子们的对话和讨论，对知识私有化、知识启蒙、新闻传媒、学术与教育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深入探讨。也许你没能去北大听课，但是你可以买《人与知识（青年对话录）》一书来参与讨论与思考。读汪丁丁的书，如同在黑暗的隧道中艰难前行，一开始你可能茫然无措，但最终你将适应这黑暗并发现其中的微光，在它的指引下一路向前。

《人与知识（青年对话录）》是汪丁丁从知识经济的视角，根据“有知的无知，即有限理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问题”—“精英意识与精英身份的矛盾冲突”这三个层面论述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包括对未来知识、教育与学术的发展的深刻思考。因此，《人与知识（青年对话录）》的侧重点是在物欲横流的浮躁年代，知识精英如何应对思想和哲学的匮乏。

序言 经济、知识、制度

第一篇 知识的私有化及其超越

文字的代价

知识的私有化及其超越——《读品2007》序

通才如何炼成

我会将自己的著作版权送予谷歌数字图书馆

我关于汪晖事件的评论文章

为什么维护学术规范比不维护更好

中国需要何种学术规范

从影响因子引发的联想——谈谈中国学术状况与出路

第二篇 有知的无知

时间持存理性——兼评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

谎言与知识

“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

男性与启蒙

重要的都是具体的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为周其仁《改革的逻辑》跋

第三篇 主义与科学

“主义”与“科学”

挑战全体科学主义者和非历史主义者一个平凡的问题

报忧远比报喜重要

演化——不确定性与创造

复杂秩序涌现过程的案例——评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

锁入效应与“英雄史观”——从“信息的故事”得到的断想

第四篇 专业视角看新闻

为什么我们没有新闻

严肃新闻的社会条件——丁丁《财经》“边缘”文章

转型期新闻的风格

中国新闻的三重身份：真相、批判、公共空间

何谓“新闻敏感性”

第五篇 其人其事

纪念杨小凯文章

逝者：赫希曼——穿越边界的思想者

逝者：布坎南——要政治家，不要政客

逝者：艾智仁——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斯密

逝者：于光远——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变奏

信孚与我的教育生涯

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丁丁和我们：胡舒立一席谈

《经纬》发刊词

编后记 汪丁丁：找回灵魂的任务

通才如何炼成

写这一主题，最好的开篇是引用我写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一位研究生的信：

……你在西方的学习，年轻时，脑内的神经元网络有极强能力建立各类知识在细节之间的神经元连接。所以，首先当然是勤奋，其次是广泛。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称为“博闻强记”。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注重各类知识的细节。例如，罗素在庞加莱那本书的英译序言里特别指出，博闻强记的学者很多（因为这是“学者”的定义），但庞加莱的特点是博闻强记并且注重细节（熟悉细节，这是“专家”的定义）。难得的就是同时熟悉细节和广泛的知识。我出国时已经32岁，记忆力远不如年轻时那样“过目不忘”，但仍比现在强许多倍。我反省自己记忆力的演变过程，总的趋势是由具体的场景演变为抽象的关系。我指的，是“场景记忆”，随着岁数增加，这部分可读取的记忆在全部可读取的记忆里占有的比重很可能越来越小。各类知识之间的抽象关系，随着岁数的增加，越来越清晰。在这一演化过程中，我意识到，细节特别关键。如果在最初（年轻时）不很熟悉各类知识内部的细节，那么，抽象关系就停留在“抽象”层面，不能（如在中年或晚年）获得直观呈现。

读了这段文字，我相信，一些读者已全然明白我下面要展开的思路，不必继续读这篇文章。恰好我主持的跨学科教育实验，在期末考试时出现了一些困惑。学生们的这些困惑是否可以缓解，与他们能否理解我这篇文章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跨学科教育的主旨之一是“贯通各类知识”，它的另一主旨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

人类知识原本是贯通一体的，中西皆然。贯通一体的知识裂为百科，流布天下，成为相互分离的专业知识，在西方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中国则更晚，是西学东渐之后的事情。于是，现在的大学知识，只能陈列为一系列课程。也是追随西方反思，中国教育界近年试着讲授“通识”课程。不过，以我的观察，目前流行的通识教育远远不是跨学科教育。因为，那些通识课程仍是分离的知识而非贯通的知识，甚至也不表现出试图贯通人类知识的倾向。

我们即将或已经进入的时代，被称为“ 知识时代”。这一时代的劳动者，德鲁克称为“知识劳动者”（knowledge worker）。知识劳动者的主要技能不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协调不同专业知识的能力。为了培养这种能力，根据教育界领袖们的建议，21世纪各国教育的主旨正在从传授知识转变为培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由于专业化的局限性，知识劳动者怎样可以判断他专业之外的任何一项知识是“新的”呢？所以要有跨学科教育，成为对专业教育至关重要的补充。

在跨学科教育视角下，人类知识是贯通一体的，只不过因为专业化的缘故，每一专业的学生为应付考试，只熟悉整体的某一局部。事实上，每一个人，以有限的生命不可能去追逐无限多的知识。那么，如何培养知识劳动者？跨学科教育不同于专业化的教育，根本在于它只呈现一系列模块化的整体知识而不要求学生深入到任一模块内部去熟悉知识的细节。这样，学生在跨学科教室里学习的，是一幅知识地图。同时，学生在专业课程的教室里学习知识地图的某一模块内部的细节。例如，我主持的是“行为金融学”实验教育，我必须安排足够多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但由于这一实验同时还是跨学科教育实验，所以我必须减少一些金融学专业课程，为了增加一些跨学科课程。

如果教学方法仍是专业化的，那么，跨学科课程永远收效甚微。所以，培养知识劳动者，我们首先要培养跨学科教师。知识在跨学科教师的头脑里呈现为整体，是消失了细节的整体，是由许多知识模块联结而成的整体。一名教师的跨学科能力，在他讲授某一知识模块内部的细节问题时，可获得充分表现。不同于专业化的教师，细节问题，在跨学科教师的讲授中，处处表现出通向其他知识模块的冲动。

怎样培养优秀的跨学科教师呢？我开篇引用的那封信表明，要从青年（如果仅仅是知识的贯通）甚至童年（如果不仅是知识的而且还有人生的贯通）开始培养。因为，脑内神经元网络通常随年龄增加而渐渐地“官僚化”，从而更适合某一专业而不适合跨学科。又如开篇所述，记忆力的趋势是从具象的场景记忆渐渐转为抽象关系的感悟。如果你在脑的青年时期不努力学习各类知识模块内部的细节，那么，这些知识模块之间的联系，对你而言，充其量不过是老师告诉你的那些联系，而不能成为你有直观感悟的知识联系。也就是说，没有细节，你将很难感悟模块之间的联系，于是你仍是一名专家而非通才。

P17-20

经济、知识、制度

编辑徐玲嘱我作序。我的《青年对话录》，两年前由老友赵婕主持编辑，刊行了其中五本，由我作序——“普通人写给普通人的序言”。赵婕转去担任一份大型期刊的主编，很认真地将这套书的编辑工作和她整理过的文稿交待给徐玲一另一位值得信任的优秀编辑。感谢赵婕写了“编后记”，让我和读者得知这项工作的细节。

两位编辑将《青年对话录》新的三本书定名为《人与经济》《人与知识》和《人与制度》，准确地凸显了这三本书的核心思想——返回到以“人”为核心的经济学、知识论和制度理论。写文章，我的习惯是接着我写过的文章写。为这套文集的前五本和后三本作序，我更要接着写。所以，“普通人写给普通人的序言”与读者现在读的这篇序言，是互补而不是互替的。上一篇序言，有感于我写的许多不容易读懂的文章经过一位既熟悉读者又熟悉我的优秀编辑的重新整理，居然变得通俗易懂。这一篇序言，也是有感而发的。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是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然后回国教学的。那时，西方人开始反思和批判自己的经济学。我清楚记得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见到由凯恩斯主编多年的《经济杂志》展望未来百年经济学的专号，被邀请发言的经济学领袖们多数都对当代经济学过于技术化的倾向表示不满。根据他们的预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未来的一百年，经济学将逐渐摆脱技术化的倾向，转而关注真实世界里的重要问题。

马歇尔写《经济学原理》的时候，生怕技术细节误导读者，特意将几何和数学推导统统放在脚注和附录里——这是社会科学长期坚持的写作风格，以威克斯蒂德的两卷本《常识政治经济学》为典范。学术交流，在小范围之内，不必写书，这就是所谓“口述传统”，古希腊诸学派大多如此。文字传播成本逐渐下降，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写书的方式对古老的口述传统构成威胁。柏拉图反对文字，似乎文字是遮蔽真实记忆的药，文字不能取代情境却诱使读者相信它足可取代情境，于是，读者无法参透“颜子所好何学”（参阅我写的一篇短文“文字的代价”）。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展，书本知识越来越成为人类知识的主要部分。不过，在凯恩斯的“小圈子”里，面对面的交往仍受到最高程度的重视（参阅《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文字确实是一种药，犹如今天的微信，或者说手机，让我们忘记关注面对面的交往，沉迷于无数陌生人举办的假面舞会。那么，知识呢？知识远离它由以发生的真实生活情境，在假面舞会里飘来飘去。知识不再有根。怀特海很早就有警觉，称之为“错置实境”谬误——因为他见到太多的年轻人真心相信他们说出或写出的一连串符号（语词）是涵盖着真实体验的。于是他们相信，只要大众媒体铺天盖地使用“市场”这一语词，大众体验的生活就已经是市场生活了。这样的错置实境谬误也在我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假如我们坐在一家雅致的餐馆里，假如菜单上的菜品名称足以唤醒我们的美食记忆，宁波汤圆、清蒸鲥鱼、港式片皮鸭……那么，真实体验往往令人失望。我们习惯于用语词代表我们的真实体验，我们几乎无暇检验或者很难检验这些语词是否早已脱离了最初的情境。

继续讲我们这一代人的经济学故事。我们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包产到户在农村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获得勇气将这一方法（“一包就灵”）运用于城市。这一背景意味着，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很少对市场经济有切身感受。当我们的西方老师在黑板上书写长篇数学符号时，与我们的同学——他们从小生活在市场社会里——完全不同，我们没有市场体验，于是我们能够研读的就是那些数学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于是我们当中多数人其实努力要成为应用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让我将上述情境所意味的东西充分展开。当我的那些来自发达市场国家的同学带着从小习得的市场生活习惯研读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数学公式时，他们头脑里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每一数学符号代表着它所涵盖的那些市场生活体验，关于这些体验，来自市场社会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大致相似。其次，这些数学符号经过不论何种复杂的逻辑演算之后，所得的结论——通常也是一组数学公式——所包含的每一数学符号依旧代表它所代表的那些体验。而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课堂交流，旨在检验结论当中的每一数学符号代表的那些体验是否依旧符合他们的市场体验。但是这一过程并不发生于我和他们之间，因为我压根没有这样的市场体验。那么，我怎么保持名列前茅呢？仅仅因为我是数学系的毕业生，从而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同学们要用两小时才可完成的逻辑演算，并且我来自应试教育传统最深厚的社会，从而我懂得怎样获得最高的考试分数。我在三年之内完成了博士学位的课程和论文要求，但我不相信我那时是一名经济学家。

我知道许多和我一样的留学生，都只不过是应用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我们回到中国讲授经济学，而且因为是中国社会最优秀的一代人，我们掌握着经济学的话语权，我们成为大学校长、经济学院长和经济系主任，我们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像我们在西方体验过的那样，我们改造国内的学术期刊——让尽可能多的技术细节充斥着由我们审阅通过的论文。

技术，最初，它是一个希腊语词，意思是“机巧”，也就是关于偶然性的艺术。后来，它失去了自己的古典含义，逐渐成为人类控制世界的欲望之车，并因此而与权力结盟（参阅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五章至第八章）。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符号，原本是要尽可能减少文字的歧义性。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符号的代价，如凯恩斯在一封信里指出的那样：鲜活的观念因此而死去。因为，数理风格要求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下推演文字，从而不再有隐喻和联想，不再有古典文风的魅力，于是阅读也不再是富于创造的。对于一篇通过严格匿名评审程序发表在优秀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而言，大多数读者只能同意作者写出来的每一行结论，少数读者可能不同意作者的某些或全部假设，只有老练成熟的读者才可洞察因错误假设而导致结论所意味的体验与真实体验之间出现的本质差异。换句话说，数理符号是柏拉图描述的迷药，它使大多数读者和作者误以为符号涵盖了真实体验。哈佛大学老牌的中国问题专家帕金斯有一次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学术期刊撰文，特别提醒中国经济学家不要像他们的西方老师那样，从书架上抽出一盘统计数据塞到电脑里运算得到结果，就相信自己解决的是中国问题。如此计算的结果，你怎么相信你解决的是中国的而不是德国的经济问题呢？事实上，目前发表的很多经济学文章，如果将文章里的“中国”改换为“印度”或“西班牙”，完全不会对文章的结论产生影响。知识不再有根，知识不再能返回常识。事实上，不仅经济学，而且知识论和社会（制度）理论，都已随着技术进步而沦入“错置实境”的迷途。这是西方的命运，现在也是中国的命运。

不能返回常识的知识，当然不是真知。年轻人考入大学，学不到真知，不如不学。因为不是真知的知识犹如迷药，让年轻人相信他们使用的语词就涵盖着真实体验。柏拉图设想了这样一个实验，假如有一台体验机，它为你提供一切你能想象的体验。那么，柏拉图问：你愿意在这台体验机里生活一辈子吗？后来有一部好莱坞电影《楚门的世界》，就源自柏拉图的思想实验。“鸦片，体验机，你愿意在鸦片引发的幻觉中度过一生吗？”有一年，我在北京大学我的课堂里这样提问。当时，有足够多的同学回答：我愿意。

我这篇序言已相当冗长，应当在这里结束。人类幸福感的来源，我常说，有三个方面：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的。在这三方面提供的幸福感当中，我的体验是：（1）来自精神生活的幸福感最为强烈且持久；（2）精神生活要求真知而不是幻觉。如果这一代年轻人仍难以认同我的体验，我寄希望于下一代年轻人。

汪丁丁

2014年2月1日

汪丁丁：找回灵魂的任务

2012年4月和10月，汪丁丁先生的《青年对话录》第一辑：《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追求的》《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第二辑：《阅读，成为你自己》《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先后出版。

《青年对话录》入选新浪好书排行榜总榜。《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入选了《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2012）》，在北京万圣书园、杭州枫林晚等著名的人文书店成为榜上好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于读者和社会而言，这样的情形自然可喜。在此，由衷感谢像苏小和先生这样的独立书评人、新浪这样的媒体和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对社会的责任心，他们的见识与情怀，让他们乐于把真正有深厚广远价值的好书推荐给青年人，他们愿意和汪丁丁这样的学者一起，为中国社会文化价值大厦的建构，贡献最好的思想栋梁。

2013年深秋，东方出版社的徐玲女士发给我她编辑出来的《青年对话录》第三辑：《人与经济》《人与制度》《人与知识》。这是一年多来的成果。从2012年初秋，徐玲第一次到我家，和我沟通，希望出版汪丁丁著作，东方出版社的许剑秋、黎松两位老总也出面反复商议，我因此了解到东方出版社一些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许总和黎总的出版理想和个人做事的风格，令人尊敬。徐玲的干练，做事的专注执着，也令人十分欣赏。当时，汪丁丁先生正在国外闭关写作他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但徐玲和我保持了密切沟通，她耐心等待，甚至把一些工作做在前头，不怕冒险做无用功。我乐见其成，反复与汪丁丁先生夫妇沟通，终于有了《青年对话录》第三辑的“东方版”。同时，特约编辑风君对此书成稿也有很大贡献。

延续前面两辑《青年对话录》的惯例，再写一篇编后记。一部分新读者，一向觉得汪丁丁先生的作品深不可读，读了我的编后记，发现去读汪丁丁先生的作品，是人生一大幸事。这篇编后记，我希望写得简短些。

就围绕“灵魂”这个关键词，说几句吧。

在汪丁丁的思想大厦中，有一些梁柱式的关键词，“灵魂”是其中之一。

比如，他说：“在历史终结的地方，总有生命；当生命试图超越‘生命’时，总有思想。如同麦田里吹过的风，思想转瞬即逝。但那毕竟是清新的，带着泥土的生命气息的，打动了我们灵魂的瞬间。”

在东北财经大学的跨学科教育中心，他孜孜付出数年，其衷心追求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

在他更多关于“人与制度”“人与经济”和“人与知识”的文章中，在琳琅满目的思想珠玑中，一条贯串的线索是“灵魂”。我读这三本书的书稿，就攀扶着这条“灵魂”线索，登上思想的华山。人，在此都担负着为自己找回灵魂的任务。

赵婕

2013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