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实》汇集了旦正才让先生从事广播电视事业以来的十几篇文章。电视文学剧本《含泪的笑》，生动刻画出流浪艺人贡嘎与财主家的佣人拉措摆脱大管家的纠缠，最终结为连理的故事；广播剧《雪山悲歌》，以令人血脉贲张的笔法，展现了以藏族军官莱丁为代表的西藏人民浴血奋战、抗击英军侵略的感人故事……数量宏富的文艺作品，充分凸显了“文学生活化、生活文学化”的创作宗旨。这些文学剧本视角新颖，文笔洒脱，字里行间，点点滴滴，处处侵染着先生对生活的感知和纯真奔放的性情，展现出一派自然纯真之美。其创作理念，讲求意境深远，构思严密，人物刻画精细入微，剧情跌宕起伏，值得细细揣摩，品读玩味。

《秋实》汇集了旦正才让先生从事广播电视事业以来的十几篇文章，包括研究、随笔、电视文学剧本和广播剧等，其中有多篇获奖文章，《秋实》是旦正才让先生投身广播事业的真实写照，亦反映了青海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集。

把握大局 真抓实干 再上新台阶

寄语藏语电视——写在藏语电视综合频道上星之时

纪念藏语广播创办四十周年

明确任务振奋精神努力做好我省的广播电视工作

增强藏语广播电视新闻时效性刍议

广播电视新闻翻译刍议

办好有中国特色藏语广播电视初探

往事悠悠话当年

难以忘却的往事

逝去的彩虹(电视短剧)

含泪的笑(电视文学剧本)

孤堡(三集电视文学剧本)

雪山悲歌(广播剧)

后记

把握大局 真抓实干 再上新台阶

这次会议（全省广播电视局长会议）回顾总结了去年的工作，安排部署了今年的任务和工作重点，贯穿着“把握大局、再接再厉，同心同德、开拓前进”的主题。指导思想明确，工作重点突出，任务具体细实，为全省广播电视工作再上新台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首先，大家对加强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更加统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也是确保广播电视事业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江泽民总书记要求我们讲大局、讲政治、讲学习，我们要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把理论学习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通过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进一步深刻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以及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从而加深对邓小平伟大思想的认识，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不动摇，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激发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作为己任，繁荣和发展我省的广播电视事业。同时，必须学好广播电视工作所需要的新闻、文艺、科技、管理、法律等有关业务知识。要学以致用，努力改进工作，提高领导艺术和工作水平，以推进事业的更大发展。

其次，对今年的工作重点更加明确。今年将迎来香港回归、十五大召开。这给广播电视宣传提供了搞好工作的大好契机和用武之地，我们要努力发挥舆论的作用，围绕这两件大事搞好宣传工作。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提高节目质量，繁荣广播电视文艺，多出优秀作品，治散治滥加强管理，并且要继续依靠科技进步，推进事业发展，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再次，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有了进一步增强。广播电视作为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性质，决定了各级领导必须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广播电视的全部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自觉维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组织、带领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为发展全省广播电视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当前，我省改革进一步深化，开放进一步扩大，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省委八届五次全委会制定的《关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实施意见》，既从宏观上为我们宣传思想工作创造了环境和氛围，又对加强广播电视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广播电视工作显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

随着国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力度的加大，贫困地区的广播电视事业必然会更快地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发出的《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对治理滥散，确保广播电视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对深化广播电视改革、实现广播电视由扩大外延向发展内涵的转变，加快广播电视结构的调整，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也应该说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一个良好机遇。我们务必充分把握当前广播电视工作的有利形势和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增强信心，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实干苦干。这里需要明确或强调的几点：

一是要继续坚持讲政治。凡属贯彻中央精神的问题，属于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的问题，属于关系到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服务的问题，如完整转播中央两台和省上两台第一套节目的问题，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的问题等，必须从维护中央权威、从服从大局、从政治高度考虑。各级电台、电视台务必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节目质量放在工作的首位。州、县转播台、差转台、广播站则必须将转播好中央台和省台一套节目作为首要任务，这是广播电视工作讲政治的一个重要体现。

各级领导要把讲政治体现在熟知并掌握党、政府制定和颁布的有关广播电视工作的政策法规上，哪些应该办、必须办、可以办，哪些不可以办、不准办，都要以政策、法规为依据。广播电视从业人员要备负其责，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如能否做到安全优质播出，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管理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二是要增强责任心，加强纪律性。广播电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P1－3

执著中坚守奉献中收获

——《秋实》序

洲塔

唐诗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人的一生，穷毕生之力默默耕耘，执著坚守，求知奉献，才能真正感悟生命真谛，体现自我价值。乍看之下，这一生活哲理似乎无人不知，但回归现实，能身体力行、勤耕不辍者，却寥寥无几，而我的师长旦正才让先生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人生信念。作为晚辈，我和旦正先生一家渊源颇深。1978年，我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电视台从事播音工作，有缘初识时任青海省广播电视台藏语部主任的旦正先生及其爱人李毛女士。当时，旦正先生早已是深谙新闻广播、文艺创作和翻译的专家，李毛女士则是讲授播音课程的老师，因此，学识浅陋却求知若渴的我，非常喜欢到旦正先生家做客。旦正先生及李毛女士学养深厚，待人热情，对我更是关爱有加，呵护备至，常邀我在家中用餐住宿。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去旦正先生家，我都喜欢带着许多专业方面的问题，披晨露而往，踏斜阳而归，在畅聊家常的同时，时时就专业问题求教，而旦正先生及李毛女士总是不厌其烦，为我答疑解惑，往往聊至红日衔山，归鸦绕树，久而久之，遂成忘年之交。对于我个人而言，与旦正先生这样一位师长相识相知，何其幸哉！

作为旦正先生的晚辈，我冒昧地以“坚守信念、执著奉献”八个字来形容其近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先生出生于青海化隆乡村，其家族是藏军后裔，姓氏为“噶”。七八岁开始读私塾，深受汉文化熏陶，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识文断字，饱览藏文经典史书，潜心研究古今文学名著和经典史书，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及专业功底。经过不懈努力，由当年的放羊小伙儿到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室专业人员，由身着藏袍、头留盘辫的藏族青年成为成果颇丰的专家学者，由幼时大家眼中的“小鬼”变成贡献突出的国家干部。从业四十余年来，先生长期从事藏文翻译、文艺编辑、文学创作、新闻管理等工作，兼涉汉文古典文学、新闻学、民族理论等领域，成果斐然。收入本书的作品，题材广泛，门类繁多，囊括译著、论文、广播剧、杂文、电视剧本等。译著《党性与世界观》《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等，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党的理论在藏族聚居区广为人知；电视文学剧本《含泪的笑》，生动刻画出流浪艺人贡嘎与财主家的佣人拉措摆脱大管家的纠缠，最终结为连理的故事；广播剧《雪山悲歌》，以令人血脉贲张的笔法，展现了以藏族军官莱丁为代表的西藏人民浴血奋战、抗击英军侵略的感人故事……数量宏富的文艺作品，充分凸显了“文学生活化、生活文学化”的创作宗旨。这些文学剧本视角新颖，文笔洒脱，字里行间，点点滴滴，处处侵染着先生对生活的感知和纯真奔放的性情，展现出一派自然纯真之美。其创作理念，讲求意境深远，构思严密，人物刻画精细入微，剧情跌宕起伏，值得细细揣摩，品读玩味。

在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旦正先生在广播电视方面的较大成就广为人知。他主持构建了青海电视台藏语电视节目如电影、电视剧、节目预告、文艺、天气预报、专题节目等，构筑了多位一体的节目体系，组织完成了《新闻》《日月宝鉴》《文艺天地》《译作之窗》等栏目的设置，使青海电视台藏语电视节目更趋完整。作为翻译出身的新闻干部，旦正先生对翻译及广电事业有着诸多独到的见解。他提出，发展繁荣藏语广播电视的根本要求，首先应立足于为广大藏族群众服务，打造藏族群众“看得懂、听得清、喜欢看、愿意听”的节目，在宣传内容上做到通俗化，宣传形式上做到大众化、口语化，在藏语书面语上避免以安多、康巴、拉萨三大方言之间的差异，放弃以各自方言为中心的思想，实现一统化，以解决节目源不足的问题。同时，经过审慎分析，旦正先生认为，藏语广播电视应坚持“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原则，突出民族性、地方性，追求特色，打造品牌。针对青海广电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他提出了“结合实际，大胆创新，勇于开拓，走自己的路”的口号，认为办好藏语广播电视，“通俗化、大众化”的翻译是关键，并提出翻译名词规范化的观点；要求广播电视新闻人员必须熟悉汉藏两种语言，翻译时针对时政论文坚持直译，一般农牧业生产消息坚持意译，凡是群众语言则择优用之，对拉萨方言、安多方言翻译中敬语的使用、汉译藏时名词术语的处理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广电事业管理工作中，他极力坚持喉舌意识、实践意识和贴近意识，主张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队伍，以岗位培训、自学相结合的形式，对青年从业人员进行喉舌性质、舆论阵地的教育。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旦正先生先后培育出众多有政治责任心、崇高使命感和极高专业素养的藏语电视从业人才，以实际行动谱写了青海藏族电视事业的新篇章。

旦正先生关于民族问题及广播电视的研究评论及个人体悟，更是入木三分，发人深省。他将知识厚度、研究深度紧密结合，先后运用汉、藏两种文字发表了诸多关于民族问题及藏语文翻译的论文。这些论文视野广阔，论证严谨，观点新颖，令人受益匪浅。在《增强藏语广播电视新闻时效性刍议》一文中，他以全局眼光和翔实可信的材料，深刻分析了藏语广播电视新闻时效滞后的成因及被动态势，提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增设安多方言、建立中短波大功率广播发射中心和广播电视中心、发挥全社会积极性等提升藏语广播电视新闻时效的举措；在《办好有中国特色藏语广播电视初探》一文中，以翔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提出实现藏语广播电视特色化的进程中亟需处理的五大关系，即搞好中心工作宣传与办出特色的关系、延长播出时间与节目不足的关系、现实要求与人员素质的关系、提高节目质量与搞好创收之间的关系、设备完善与经济能力的关系等，主张办出有民族地方特色的藏语广播电视。多年来，他的论文先后获得全国广播电视学刊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广播电视著作奖等殊荣。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怀揣着万分敬意，在字里行间感悟旦正先生的相关文章，我深深感知到了旦正先生丰富的阅历、严谨的创作、老辣的笔触、悸动的心灵和对藏语电视事业无怨无悔的坚守。名家有言：生活阅历与文化积累向来是创作和研究的双翅。细细品味先生的作品，在全方位领略先生不凡阅历及深厚学养的同时，我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先生在窗前捉刀凝神、展纸沉思、超然物外的创作神态。在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经济社会中，如其献身研究创作、苦行僧般苦习勤修的能有几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众多作品总是渗透着一派标格清远之韵，散发着一股清拔儒雅之气，隐含着一种激越果敢之态。

四十五载春秋，四十五篇华章。一篇篇厚重朴实、清新典雅的作品，使人受益良多，感怀万千。真可谓方寸之地，气象万千。眼前的作品集，是旦正先生数十年坚守和奉献结出的硕果，是作者孜孜不倦、精心耕耘的心血结晶，值得我们精研细读，汲取养分。

“春华秋实，时之循环。”先生以《秋实》为书名，真可谓名实双符，恰如其分。承先生信任，邀我作序，欣喜之余，也有些诚惶诚恐，但学贵得师，亦贵得友，作为先生的晚辈和忘年之交，我愿壮胆为之。最后，恭祝旦正先生身体康健，万事胜意！

是为序。

2012年3月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我已到古稀之年。有件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是我的同乡、青海省原副省长班玛旦增在他快退休时，不胜感慨地说：“我快要退休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这一生干了些什么？留下了什么痕迹？细细想来，什么也没有留下，在这方面我还不如你，你还写过几篇东西！”当时我不以为然，只觉得他有点太过伤感了，但随着时光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他讲的不无道理。作为社会人，一生中，对社会的贡献有大有小，而绝大多数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匆匆过客，默默无闻，不会留下什么不被后人遗忘的痕迹。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要在我身后留下什么痕迹，只想让我的后人们知道我是怎样走过人生道路的。

现在我来讲讲我的人生轨迹。

我的老家在离化隆县城7．5公里的石大仓乡右大仓村。我们这个家族共有五户人家，住在一个由高墙环绕的长方形大庄廓内，前面并排有五个大门，庄廓前面两侧都有个土碉堡，据说是防匪用的。村里其他人把我们这几户人家叫“雅日仓”，雅者牛也，日系山，仓乃是对这几户人家的统称。这个名称的由来，据说是庄廓后面的一座山，形状像牛心，故有此称谓。从左至右，我家是第二家。第三家是桑热嘉措家，他可是个知名人物，从小出家在支扎寺当阿卡，后被有关人士选送去为旧政府做事，曾任马步芳儿子马继援的藏文教员。解放时，他第一个站出来欢迎解放军，以后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他为藏族办了不少好事：宪法制定前，国家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是由他带人到北京翻译定稿的；第一批藏语电影如《山间铃响马帮来》《董存瑞》等是他带人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翻译配音的；青海第一份“藏民报”《青海藏文报》前身是他创办的；青海藏语广播由他开办并运用这一工具宣讲党的政策，以安定民心；是他组织了一批人，专门搜集、整理、翻译了数十部《格萨尔王传》；他曾担任青海省教育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尤其在民族教育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去过苏联，毛泽东接见过他。我初学藏文时，课本就是他亲手编写的藏文文法及正字学。

据说我们这个家族是藏军后裔，姓氏为“噶”。我没见过爷爷，奶奶七十多岁去世，眼睛不太好，但耳朵很灵。我父亲黄加，共有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大。大叔琼角，小时在化隆支扎寺出家，后来还俗，住在共和曲沟地方；二叔却旦，一直操持家务，以后将家搬至贵德罗汉堂斗后浪村；大姑尕梅，家住我家庄廓前面，后随参加工作的女儿去了海西天峻县；二姑才让卓玛，住在我家庄廓后面的山坡上，以后也是迁至贵德罗汉堂斗后浪村落户。

我父亲以后当了兵，一直为部队放马，人们称他为兽医副官，有个中尉军衔，实际上他不懂什么医道。前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贵南沙沟的一名女子为妻，名叫夏若吉，并生有一个儿子叫尤拉太，以后婚姻破裂，儿子随母亲。第二次是和我母亲结婚。我母亲叫鲁毛，是甘肃天祝龙沟人，上一世多识活佛就出生在我母亲家，据说我就出生在龙沟我小姨家。在我之前我母亲还生过一个孩子，但未存活。

从我记事时有件事对我刺激很大，这就是我去探监。我父亲被关在监狱里，我是从铁栅栏的缝隙中挤进去跑到父亲怀抱中的。成年后，从我大叔口中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我父亲在贵德巴卡台一带放马时，曾猎获了一只有很大鹿茸的大鹿，刚好碰上马步芳的一个红人叫尕葫芦营长，他提出将这只鹿送给他，父亲坚决不给，结果是不欢而散，没过多久，在年三十晚上，突然来了一伙人，将我父亲和另外一个人五花大绑地押送到了西宁，关在小桥监狱，罪名是盗卖了军马。我父亲吃了不少皮肉苦，以后家里人找桑热嘉措说情，总算放了出来，另一个人被枪毙了。

父亲出狱后，我们没去化隆老家，而是走到了永登窑街山根住了下来。人们叫他主任，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工作。此前我父亲曾收养过一个乞儿，取名南拉太，此时已成年，娶了亲，妻子叫德吉措。我已到上学的年龄，隐约记的由南拉太哥哥背我上私塾，晚上又接我回家。在学校里整天念《三字经》《百家姓》。不上学时，就到山根的一座庙里去玩，庙里有两棵大桑树，树底下可以拣桑籽吃。晚上我和父母亲睡在一起，哥嫂小两口另外有房。不知过了多久，有天早上母亲喊他们起床，喊了半天无人应答，去看时他们已经走了。母亲伤心地哭了好多天，说俩孩子什么也没带，饿了吃什么。此后不久，有天我又到庙里去玩，突然看见我父亲被绑着吊在桑树上，我吓坏了，哭喊着跑回家。父亲啥时候回的家，为了什么我都不知道，只听说是被一个姓冶的经理吊打的。有天深夜，父母亲收拾了家里的细软，我们坐一辆大板车逃走了。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们到了一个叫芨芨滩的地方，基本上在一个大山根里，只有两户人家，都是藏族。一户姓杨，据说很富，庄廓很大，只有一个女儿，这是他家的牧业点，更大的家业听说在农业点。我们投奔的这家姓董，家景也不赖，只有一个儿子，名字叫董启云，原籍也是化隆。离这两户人家不远处有个小村庄，我白天到村里办的私塾念书，课本是《千字文》一类的老古董。我父母就住在大山里给董家放牛，也没有什么报酬，每年要给董家交多少斤酥油、曲拉，其余的奶产品归自己。我不上学的时候也住在大山里帮父母亲放牛，不论刮风下雨，母亲都得早早起来挤奶、烧牛奶、打酥油、晾晒曲拉，她的活很重。

不知过了多久，据说来了共产党，我们这一带已经解放了。这样父亲把牦牛都交回董家，启程往老家走。半路上到了一个叫松山滩的地方，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马场，据说还有部队站岗，但此时一个人都没有，里面有不少空房子、畜棚等。父母亲走累了在里面休息，我高兴极了，钻空房子捉麻雀玩。我爬上一个岗楼，脚下垫了块石头，从枪眼里往外张望时，突然看见一伙当兵的趴在大门外，枪口对着院里，呼喊什么。原来他们是解放军的侦察兵，发现里面没人才端着枪走进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印象很深。当晚他们住在军马场，宰了好几只羊，都是父亲帮他们宰羊煮肉，羊下水全给了我们。我们在这儿吃住了几天。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叫鹦鸽嘴的村子，约有百余户人家，全是汉族。也许是没有盘缠的缘故吧，我们找了间有锅灶的房子住了下来。父亲给一个大户人家看水磨，磨面的人磨完面都会给一些面粉，我们一家三口可以勉强度日。村子边上有条大水沟，沟边有所小学，我又去上学了。母亲养了几只母鸡，下的蛋一个也舍不得吃，都拿去卖了换回纸张、课本等学习用品。寒、暑假，我都要帮妈妈干活。那个地方烧火、煨炕都很困难，冬天我和母亲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拾牛粪，背上一背斗冻牛粪往回走时，常常憋得气都喘不上来，两眼直冒金花，找不到一个土坎坎能把背斗放在上面休息一会儿，那种滋味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暑假时我和母亲去收过庄稼的地里挖老鼠“仓儿”，所谓的老鼠“仓儿”就是看哪个老鼠洞口的土堆大，就挖哪儿，挖不太远，就会挖出老鼠储备过冬的粮食穗头或豆荚，背回来晒干，用棍子敲打，菠出粮食，就可以补贴家用了。我在学校还参加了少先队，并担任了中队长。

土改时，我家是雇农，分得一匹尿失禁的母马和一匹马驹、几亩地，还有三间草房。以后我小学毕业了，成绩还不错，要上完小就得到县上，要住校，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父亲不打算送我上学了。这时，我的一个姓潘的老师找我父亲做工作，说不要耽误了孩子上学，没有钱他可以借给我们。就这样父亲领着我走了一天的路，到县上去报考二完小。据说只招50名学生，而报考的有150多名。我第一次看见城里的孩子们大部分穿着有四个兜的制服，很神气。考试后，父亲对我说：“孩子，听说明天要发榜，我们再等一天，看来我们不会有希望。”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去看榜了，也没抱什么希望，看了就打算回家去。但是没想到我竟然是第一名，父亲很高兴。回家后用母马换了头耕牛，找的钱除了还潘老师的钱外，就都花在我读书上了。我在二完小读完第一学期正难以为继时，我化隆老家的二叔骑着一头驴子来找我们，让我们回家。就这样，回到了从我记事起连一点印象都没有的老家石大仓。我二叔有个女儿，比我小五岁，加上我们三口，还有老祖母，共七口人，家中的景况虽然比我们漂流在外要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儿去。粮食不够吃，每年春天借，秋天还。我想上学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有70多只羊，两头犏牛，两头驴，在我们没来之前，由叫班德的孩子放牧，我来了后不但顶替了他，还有其他两户人家的牛羊也由我放牧。此时我虽然上不了学，但求知欲却很强。村里绝大多数是藏族，也有几户会讲藏话的汉民，有一户人家还有不少古典小说。我经常借来看，比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等。我随身带着本字典，有好多字不认识，放羊时边看边查字典。由于记忆力强，通过这种方法认识了不少字。我有个姑父，是个苯教徒，他懂藏文，我每天早早起床，到他家去学藏文拼音，到了晚上，我又去为村里的男女青年教识字扫盲。除了放牧外，我也干过不少农活。我家有70多亩地，都在大山上，秋后天不亮就得到地里，农具全是二牛抬扛，扶不住犁，挨骂是常事。割田时腰疼得像要断了一样。最苦的活还是烧野灰．秋天在地边里把草皮挖成块状，春天还要翻晒，等晒干了再捡摞成长方形的堆，叫拾灰；一切就绪后，在前边放上羊板粪点燃，叫烧灰；这期间还要在上面加土，叫盖灰；烧完了，再打碎，背到地里作肥料。整个过程，手指头都要脱层皮，每年农历二、三月份背灰时，正是刮风的季节，人们的鼻子、嘴里全是灰尘。

有天我放羊回到家后，听说我婶婶将我母亲的发辫缠在她的靴子上，踏在地上暴打了一顿，母亲离家出走了。我母亲一直多病，身体很弱，加上她又是背井离乡，无亲无故，被人欺负，我悲愤交加，当晚没进家门，去了我二姑家。我发誓再也不踏进家门半步，除非分家另住。这样老人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分家。老庄廓给了我，羊圈的木料好，经堂给了二叔，拆后重盖，我分得5只羊、1头牛、I头驴，这就是全部家当，以后定为贫下中农。

过了不久，我当上了农业合作社的会计，整天忙着登记人社农户的农具等，没几天又说是要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我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就在这时，我村有个在青海省人事局工作的干部，叫索南才让，他要在农村招收一批干部。父亲同意我去报名，结果被录取了，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我生来第一次坐汽车，感到很兴奋。当时化隆到西宁的班车都是盖着篷布的卡车，跑起来尘土飞扬，比在地里背野灰好不了多少。我们到西宁时天刚黑，在湟光下了车，电灯照耀得像白天一样，小贩们推的用玻璃镶嵌的食品车上点着一盏盏煤油灯，有些卖烧鸡，有些卖醪糟，还有些卖瓶装的五颜六色的汽水，真让我大开眼界。现今民族宾馆的原址上，有座木质楼房，是家餐馆，我们一块儿参加工作的共九人，吃完晚餐后，都住在大什字省人事局招待所。以后几天内，他们都分配了工作单位，就剩我一人住在招待所，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下我没有被分配，后来才知道，因为年纪太小，只有十五岁，没有单位愿意接收我。每天吃豆腐，我实在吃不惯豆腐味儿，就喝稀饭，吃咸菜。过了一个多星期，我被分配到省广播电台．我们一块儿来的几个人也在电台，这样不感到寂寞。我们都干不了工作，整天看书学习。有位同志原来参加过工作，以后回家不干了，这次是第二次参加工作，所以机关单位的规矩他懂，我们私下里都听他指挥。有天他说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班，我们就到现如今报社一带的一大片菜地里买了不少萝卜．在田边的小水沟里洗净后，爬到西门口的城墙上，在城楼附近边吃萝卜，边俯瞰街景，十分惬意。快到吃晚饭时去了趟办公室，看到别人都在打扫卫生，我们被领导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是无组织、无纪律，吊儿郎当。我们都像做错事的小孩子，垂手而立，连大气都不敢出。晚上回到宿舍，我们才将错误地诱导我们的这位同志进行了集体围攻，把气全撒在了他身上。  没过几个月，有些人调到果洛去工作，我们有四个人被送到青海民族公学去插班学习。当时民族公学的藏文五七班共分甲、乙、丙三个班，经过口试，我们都被分到丙班上课，但在上汉文课时，我又在甲班学习。我因在农村干了不少超体力的农活，吃了不少苦头，深深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所以无需别人开导，学习欲极强。当时学校早上让学生起床是敲钟，因为我在家只学过藏文拼音，后来到机关，也只是学习小学藏文课本第二册：“学校门儿大大开，念书娃娃上学来”，班上此时正在讲授藏文文法及正字学，好多都听不懂。每天早上在学校起床钟未敲响之前，我已在教室后面的麦地田埂上来回走着背诵正字学，即便是星期天也很少上街，整天坐在水渠边看书。我经常请教同学们，个别同学被我问烦了，就说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吗？！我嘴里不说什么，但感到很伤自尊。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超过他们！以后民族公学改为青海民族学院，我加入了共青团，并以良好的成绩通过考试，毕业回了原单位。

我的具体工作是搞汉藏文翻译，此时才真正感到我学的那点知识实在少得可怜，一篇几百字的稿件费大力气翻译后交给老同志修改完竟是满篇红，再抄一遍，又会出好多错。夏天天亮得早，我每天早上到办公室打扫完卫生后，就戴上草帽开始翻着藏文字典学习了，因为太阳照在我脸上睁不开眼，所以我买了顶草帽挂在墙上。就这样由于自己的不懈努力，进步很明显，有个老同志，过去是他修改我的稿件，现在是我修改他的稿件，可以说基本上能胜任工作了。出版社找我翻译了两本书：《党性与世界观》《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完稿后，出版社只出版了《党性与世界观》一书，《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一书因形势发生变化，已不宜出版，只好作罢。

我21岁时，结了婚，我们没有请客人，更没有摆宴席。我们的生活道路很不平坦，在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工资都很低，加在一起也只有110多块，除了要抚养几个孩子外，还要赡养我的父母亲。以后母亲在天祝得了病，我在西宁买了靴子、藏服把她接回西宁，父亲此时已被安顿在电台古城台家属院。过了不久，母亲的病吃药不见效，日趋加重，我用架子车拉着她到二医院检查，诊断为宫颈癌晚期，没法救治，我的眼泪直往肚里流。我不相信医院的诊断结果，第二天又用架子车将母亲拉到中医院，请当时的名医王慕康老先生把脉，结论都一样，我不敢在母亲面前流泪，痛苦到极点。没过多久母亲便去世了，真是祸不单行，刚料理完母亲的丧事，还没有缓过劲来，父亲也离开了人世。此时我真的崩溃了。好在这年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大哥南拉太，精神上有了些许安慰。日子还得过下去，这时我们已经是七口之家，生活很拮据。差不多每个月都得从电台福委会借钱过生活，等发了工资立刻还债。我们的生活水平很低，吃的全是一毛钱可以买一堆的菜，每星期改善一次生活才能买二斤羊肉或猪肉。孩子们穿的衣服包括鞋子，都是妻子学着做的。有时实在不行，就给福委会写个报告申请补助，也能得到一点钱。所以几个孩子也遭了不少罪，平时的生活只是填饱肚子，就是过年每人只有两毛钱的年钱，孩子们也很懂事，他们从来不打架吵嘴，在外面更不惹祸。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父亲在旧社会当过兵，这成了我的污点，我在省电台藏编部当过七年的“负责人”，但都没有正式任命。所以不论我如何努力，也不会有所作为。记得我住在鹦鸽嘴时，父亲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个雷管，他为了听响声，就放到石头上砸，不响，就将雷管夹在左手拇指和食指中间拿火去点，本想像放鞭炮一样，点着就扔掉，哪料想这东西见火就炸，结果将拇指和食指的上半截全炸飞了。，后来中指也无法伸展。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他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军事知识也没有的老农民。后来在我入党时，组织上派人进行外调，才解除了对我父亲的怀疑，我随之得到解脱。

“文化大革命”后，有些人好像看破了红尘，坚决不让孩子上学。但我有个想法，不管家有多穷，绝不能耽误孩子们上学。我的几个孩子大多很争气，都有不错的文凭，可以在社会上谋生。

随着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神州大地又席卷了改革开放的浪潮，组织上给了我不少荣誉。生活上我们夫妻俩的工资增加了不少，随着孩子们逐渐成人参加了工作，我家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情况孩子们都是知道的，我不想多说了。

漫漫人生路，既漫长又短暂。我和老伴风风雨雨为这个家操劳大半辈子，到今年11月11日，我们结婚已经50周年了。回首往事，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俩都活到了七十开外，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而且四世同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伦之乐吧！

如果要问我这一生中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我最大的遗憾是在我青年时期就失去了父母亲，他们为我付出了一切，生为人子不能尽孝道，每每想起，令人心酸不已，这是我今生无法用金钱买回来，也没法弥补的终生憾事！

到此为止，我已经简述了我的大半人生路，但我还想提示的是，作为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有自尊，绝不要为求得一官半职去仰人鼻息，去讨好、去折腰，要学会不卑不亢。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千万不要贪不义之财，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这样才会心安理得。在社会上想获得一席之地，得到别人的尊重，那首先除了要尊重别人外，主要的是要有丰富的精神财富，即要有广博的知识。这就要求自己终生都要孜孜不倦地学习，不懈怠地积累知识。换言之，就是要靠真本事吃饭。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人生体会。

我从事广播电视工作已45年，其问已利用空隙时间写过一些文章、短剧等，为了不至遗失，现整理汇集在一起，并取“春华秋实”之意，定名为《秋实》，当作资料存放吧。

旦正才让

2011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