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史研究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明清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首先表现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这个形成并不意味着这个格局是妥当的，仅仅意味着它已经成型了。这就是说，明清文学史研究有了一定的定势，这个定势就是咱们多少年来作为教科书传播的《中国文学史》给你划定的框架。这是跑马圈地，圈出这幺一块地来了，明清文学史研究就在这个圈子里头展开。也就是说，明清文学史只研究圈子里这些问题了，在圈子之外的东西咱们就不做了。在这之外有没有有价值的东西呢？还是有些有价值的东西的，但是大多数有价值的东西都在这个圈子里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以来这么多学者的研究，有价值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容纳到明清文学史研究格局的总体中来了。
当然，这个格局本身也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格局的构成是不平衡的。这种研究格局的不平衡性，从每一部文学史都能看出来。从较早的、比较正统的文学史，比如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直到1999年新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这么多的文学史中，明清文学研究的格局构成都是不平衡的。总的来看，小说占的分量最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去作个统计，一般情况下，都超过全部篇幅的40％。例如，翻开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部分，第一章《三国演义》，第二章《水浒传》，你顺着往下数，诗文占几章？诗文一共占两章。戏曲占几章？戏曲一共占两章。还有一章散曲与民歌，其余五章都是小说。清代的情况有一点变化，在清前中期文学中，蒲松龄《聊斋志异》等占一章，清初至清中叶的长篇小说占一章，吴敬梓《儒林外史》占一章，曹雪芹《红楼梦》占一章，总共占40％。在明清文学史中，40％到50％的篇幅是小说，20％左右是戏剧，其他20％左右是诗文，不到10％是民间文学，构成这么一种研究格局。
那么，这种研究格局跟明清文学的构成特点符合不符合呢？显然不符合。按照我的统计，整个明清时期的传奇作品，包括已佚的和现存的，总数不超过3 000种。而诗歌、散文的创作究竟有多少种呢？单是诗文集就数以万计，单篇作品更是数不胜数。所以从数量上来说，这种研究格局显然是不符合明清文学史的实际状况的。这种研究格局的形成，让你遗忘掉大量的诗文作家、作品，仅仅记住少量的小说、戏曲作家、作品。
即使在小说、戏曲的范围，能写进文学史的也不过是不足实际数量10％的东西，很少很少，写进文学史的东西和没写进文学史的东西之间也有很大的悬殊。可见这种文学史的格局就是要你遗忘掉大量的小说、戏曲作品，只记住其中少量的作品，所以它同样体现出一种不平衡性。
总之，明清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在文体上是不平衡的，在作家、作品上也是不平衡的。这样一种文学史研究的格局，按照我的解释，它在整体上给人们的面貌是一种英雄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史建构，也就是说英雄创造历史，真正能在历史上留下辉煌一笔的是这些英雄。在现今流行的文学史当中，你无法看到普通百姓的创作情况、接受情况。这其实也是整个世界文化的一种格局。
传统的历史观念认为，历史就是英雄人物(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活史，英雄创造历史，英雄也构成历史。英雄一生的辉煌业绩，英雄所体现、所代表的道德品格和精神力量，成为历史聚焦的唯一焦点，占据着历史写作的主要篇章。就像元杂剧中的“末本”和“旦本”一样，英雄就是“正末”或“正旦”，以“主唱”的方式成为整部杂剧的结构枢纽和“话语权威”。至于芸芸众生，则仅仅是匍匐于英雄的光环之下的“草芥小民”，他们无非是历史戏剧的配角，只有“宾白”或“插科打诨”的份儿。
咱们历来讲人民创造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咱们20世纪文学史的写作，包括明清文学史的写作，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编撰的文学史，直到现在编撰的文学史，咱们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以英雄史观作为基本的历史观念。咱们一直是以英雄史观指导着文学史的建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无法描述文学史在当时的实际状貌，无法解决文学史状貌与文学史价值之间的关系，你就只能以牺牲大多数来突出极少数。这是个值得充分重视的问题。近些年来很多人提出要写文学的接受史，写文学的活动史，等等，这样才能使文学史丰满起来。但是直到现在，应该说，文学接受史方面的成果，文学活动史方面的成果，还是非常少的，大量存在的是文学评价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把握和描述，无不基于他们各自的价值判断。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这种“决定”，便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著作，便都是这种价值判断的产物。
这样的文学史构成，它不可能为你提供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整体的文学创作面貌，而仅仅是勾勒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文学创作的发展大势。作为文学史主要角色的这些经典作品，的的确确是咱们应该记住的，文学史接受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应该记住这些经典作品，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要说明这些经典作品之所以要记住，我们就应该告诉读者：为什么其他的要遗忘？遗忘的究竟有多少？因为在文学史记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极其广阔的文化背景。在文学史构成中，应该记住的只是从大量遗忘的东西里头筛选出来的精华部分，同时这些精华也是被遗忘托出来的，是被遗忘的作家作品托出来的。没有大量的作家作品的存在，就没有这些精华的存在。文学史创作的本来面貌应该是这么一种状况。但是现在的文学史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没有人民群众的存在，英雄是不可能出现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在的文学史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
现在的文学史也没有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出来的，而不仅仅是英雄创造的，虽然英雄在历史上起着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据说拿破仑打个喷嚏，世界历史就会变化。但是历史的变化毕竟是人民大众长时期努力劳作的结果，而绝不是偶然的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历史，不应该是英雄人物的生活史，而应该是平民百姓的生活史；不应该是社会等级的秩序史，而应该是平等的人的发展史——这应该是现代历史研究者的常识。尤其是20世纪以来，人的意义，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意义，越来越成为历史写作的主题和历史写作的焦点。现代的历史观念早就对传统的历史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怎么能够任凭传统的历史观念继续支配着文学史写作呢？任何文学现象都不是凭空生成的，它必然从文学传统、尤其是文体传统中汲取精神的源泉，也必然与文学传统、尤其是文体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探索这一源泉，揭示这些联系，正是文学史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尽管明清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但是具体而微的文学史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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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青春不再，去日苦多，往往萌生一个念头，就是要更多地记录下一些人生的痕迹，以供将来自我欣赏或他人品评。身为教师，用录音或录像，记录下自己在课堂上的一言一行，就是一个相当“风光”的做法。
1999年初冬，我到郑州大学文学院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讲授“明清文学史研究”课程，为时五天，每天六节课。当时的郑州大学文学院中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后来我的博士生、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小菊博士，是个有心人，为我的讲座课程录了音。虽然因为时间紧，原拟讲课提纲未能全部讲完，已讲的内容也录得不全，但这毕竟是我第二份讲课录音(第一份是1998年12月一位本科生为我讲授的《红楼梦》课程做的录音)，实属珍贵。
时隔多年，2004年3月至7月，我又一次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讲授研究生专业基础课“明清文学史研究”，上课的时间是每周二晚上18：00～21：00，地点是教九楼102。旁听的还有一些本科生、博士生、进修生、访问学者以及其他院系的研究生，一共百十来人。这次我多了个心眼，在上课时，自己用操作起来还有点儿生疏的数码录音机，为整个讲授过程录了音。我原本不过是想“立此存照”，给自己留下一份比较完整的历史记录罢了。
在课堂上，当你面对“如饥似渴”的学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神经高度紧张，思想高度集中，思维高度敏捷，语言奔泻而出，虽然有讲义，但是仍然有时“信口开河”地胡侃，有时“天马行空”地跑题，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这是个人伏案写作时不可能达到的境界。因此，这样的历史记录，就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也许会生发出许多崭新的命题，引导我今后的学术研究。
因此，我要感谢选修我的“明清文学史研究”课的郑州大学约20位学生和北京师范大学约80位学生，没有他们的“在场”，就不可能有这份历史记录现在这样的面貌。《礼记·学记》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正是在与学生的对话和交流中，我得以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地“自反”和“自强”。在此，我衷心地感谢所有选课的学生！是你们，促使我完成了一次生命的投入，也促使我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升华！
“无巧不成书”。2005年6月17日，我接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赵明节先生的电邮，写道：“这几年，我一直在筹划‘大学名师讲课实录’系列的出版，已经出版丁4种，目前在运作的有十来种。我想请求您的支持。不知您是否有兴趣为我们做一两种？您下学期或明年有合适的课程可做吗？基础课最好，研究生专题课也行。现奉上我草拟的该选题‘实施方案’，请您过目。”明节先生是北师大的校友，与我多年交往，情深谊重，此举意义重大，自然义不容辞。于是我就现有的两种课堂录音——研究生专业基础课“明清文学史研究”和本科生专业选修课“中国古典小说名著选读”，草拟了一份简单的说明文字和章节目录，寄给了明节先生。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明节先生的慨允，将我的这两部书稿都列入了选题计划，在此我表示真挚的谢意！
这本《明清文学史讲演录》的蓝本，就是1999年和2004年的两份录音资料。当然，两次讲授，时隔四年半，所讲的内容多有不同，观点也有出入，毕竟人的思想是会变化的，听众、“语境”也不一样。总体上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还是2004年的讲演更为成熟一些。所以，在整理这本《讲演录》时，我就以2004年的讲课录音作为底本，只是个别的段落参照了1999年的录音，一些师生互动的片段也采纳了1999年的录音。
我的“明清文学史研究”课讲义的原稿，吸收了我已经出版的著作《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明清传奇史》、《中国古代文学史》、《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和即将出版的著作《建构与反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辨录》，以及其他论文中的一些内容，这点需要特别说明。
这次对课堂录音的整理，在尽可能保持讲授实况的“原汁原味”的前提下，我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删除了一些讲课时重复、累赘的话语，包括一些不必要的连词或感叹词，也包括一些口误；第二，核对了一些原始资料，尽可能地纠正讲授时“信口开河”地引用资料或展开论述时出现的错误；第三，抽换了部分例证，主要是对第四大部分“明清文学史研究实例”中涉及的我另一部书稿《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讲演录》的例证，作了部分的调整，以免重复；第四，润饰了全书的语言，在保留口语化、现场感的前提下，努力使语言表达更为准确、生动。
过去我读到一些学术界同仁“讲堂实录”的著作，心里总有点儿不以为然。因为讲课和著书毕竟完全是两回事儿，怎么能把讲义直接兑换成著作呢？著书是“一锤子买卖”，一旦将你的思想写成白纸黑字，就再也无法更改了，是好是歹，任由后人评说。而讲课却是一种“活动的艺术”，虽然每一次讲课都会留下各种各样的遗憾，但总有机会让你去弥补，去修正，可以“常讲常新”。但是，一旦将讲课内容凝固成著作，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你的缺憾了。再说了，讲义是“私有财产”，可以保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久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一拨又一拨地更换，讲义却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因为对新一拨的学生来说，再旧的讲义也是第一次听讲，总会产生新鲜感的。现在讲义印成白纸黑字了，要么你不再讲这门课，要么你就得重新备课，否则学生一书在手，你就等于在课堂上“背书”了，这可是“赔本的买卖”啊！
现在我也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而且一做还是两笔买卖，这不是“大傻帽”吗？不过，话说回来了，我打心眼里还是愿意傻这么一回的。因为一来把录音资料变成纸本文献，可以供更多的读者阅读，这不是可以使大学讲堂“化身千万”吗？说大了，这是造福文化界、读书界的事儿，不可、不为；说小了，这也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二来，既然有了纸本讲义，这就迫使我今后再讲类似的课程，就不能满足于“炒旧饭”了，必须重起炉灶新开张，对课程内容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是可以督促我多读书、多思考吗？演旧戏的感觉，毕竟比不上唱新戏，您说是吗？当然，等新戏唱得娴熟了，我还会保留一份录音的，那就应该只是“立此存照”了。
郭英德
2005年9月20日
草于北京洼里敝帚庐
作者着眼于明清文学与明清文化的关系，以20世纪以来的明清文学史研究为背景，对明清文学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个案的分析。作者首先从总体上概述明清文学史的构成特点以及明清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难点和意义，然后从纵的线索上梳理明清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横的方面考察明清文学与明清政治、经济、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就作家研究、文本研究、文学史研究三个方面，讲解如何进行明清文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作者在讲授时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泛而不专”，即以宽泛为主，而不以专精见长；二是“大而不小”，所选专题都具有较大的涵盖面，而不是专注于某一研究点的；三是“实而不虚”，问题的提出和展开大都实实在在，以大量的实例为证明，并与学生进行切实的对话。因此全书视野开阔，文史兼融，信息丰富，观点明晰，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体现出作者深刻的睿智和澎湃的激情。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们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著作往往呈现出严肃的面孔，给人的感觉经常是严峻的、冰冷的，因此，学术著作总是很难理想地实现自身的接受过程，学术的普及因之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学术真的就只有人们意料的那副脸孔么？我们想作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因此而出世。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该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本书着眼于明清文学与明清文化的关系，以20世纪以来的明清文学史研究为背景，对明清文学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个案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