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至清，王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性的帝王之一，但记载历代帝王将相的“二十四史”中竟然找不到他的帝纪，这是为何？少孤而勤勉的王莽凭着什么爬上大司马大将军之位？王莽为什么能兵不血刃地取代刘姓江山？既然如此，王莽的新朝为什么又成为一个短命皇朝，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轰然倒塌呢？……本书全面叙述了王莽的成长、专权、篡汉、改制以及败亡的历史细节，分析了王莽的多重性格，阐释了王莽成功篡汉的主客观因素，着重梳理了王莽何以倏兴倏亡的执政历程，并结合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王莽的历史功过进行了详细的勾勒。

自秦至清，王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性的帝王之一，但记载历代帝王将相的“二十四史”中竟然找不到他的帝纪，这是为何?少孤而勤勉的王莽凭着什么爬上大司马大将军之位?王莽为什么能兵不血刃地取代刘姓江山?为什么在多数人期望中登上皇位的王莽最后却在社会各阶层的反抗中死无葬身之地?为什么有人说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的志士仁人，有人却说他是虚伪、狠毒的小人?……

前言

苦寂的青少年生活

王莽家世和王政君

王氏家族中的一棵秀苗

风波迭起的宦海生涯

初入政坛

稳步升迁

击败政敌

被贬南阳

蛰居三年

重返政坛的抓权岁月

集权与专权

安汉公

谋取国丈

吕宽之狱

宰衡太傅大司马

九锡之赏

权谋周密的篡汉历程

鸩杀平帝

摄皇帝

假皇帝

真皇帝

复古大旗下的新政时光

王田私属

五均六管

币制改革

制礼作乐

官制改革

行政区划改革

贤愚杂用的朝堂

学术大师与政治流氓同命运

无能之辈统率精锐之师

奴才与屠刀相伴

平庸与才俊异位

战乱纷起的边陲

更印章引来边陲烽火

吹牛吹不来胜利

举国反叛的最后命运

刘氏子孙首举义旗

星星之火起四方

君臣离心与骨肉相残

昆阳城头敲响丧钟

重臣离叛

死无葬身之地

细说王莽一：誉满天下，是做人还是做秀

持久的做秀高手

政治做秀捞资本

利用元后获美名

谦恭背后的虚伪与狠毒

细说王莽二：代汉立新。是必然还是偶然

机遇一：西汉皇朝盛极而衰

机遇二：王门独步政坛廿余载

王莽的个人因素

细说王莽三：失权丧命。是天意还是人为

暴政者

泥古不化的唯利是图者

空想的改革者

低能的领导者

好大喜功者

结语：盖棺难定论

正史中无名分的皇帝

古今中外的评说

王莽不值得肯定

参考书目 

后记

稳步升迁

王莽外交儒生、名士，内事诸父的行动，使他在官途上稳步前进。

永始元年(前16)，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向成帝上书，愿分自己的户邑以封王莽，这实际上是为王莽从成帝那里讨封。恰在此时，王莽结交名士的活动也收到效果。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一班有影响的儒学名士，也闻风而动，众口一词地赞扬王莽。本来，成帝对他这位表兄弟颇有好感，因为在其他表兄弟争为奢侈、耽于声色犬马的时候，只有王莽在苦读经书，尽心侍奉老母寡嫂，结交名士儒生，表现了不同凡响的品性和作风。这时，看到如此多的人为王莽说项，对他自然更加器重。于是，下令封王莽为新都侯，以南阳新野之新都乡(今河南新野东南)为封地，领户一千五百，同时又晋升他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在中朝成为决策机构之后，王莽一身而兼的三个官职中，骑都尉与侍中都是中朝官，由此王莽成为经常在皇帝左右、具有相当影响和权力的大臣。而且，由于职务的关系，他还能够与相继担任大司马领尚书事的诸位叔父有更多的接触，建立更密切的感情联系。这次升迁，对王莽来说，不过是他政治生涯中向前迈进的一个阶梯，他的目标却远不止此。

在他看来，这是进一步求名的好机会。因此，他不是忘乎所以，显示一般贵族子弟得官辄沾沾自喜的浅薄相，而是完全相反，他不仅细致周到地为皇帝服务，完成职务范围的所有工作，而且“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这些举措自然收到了意料之中的效果，在中央和地方任职的王氏党徒纷纷上书成帝，推荐王莽“才可大用”，在野的儒学名士也一齐赞扬王莽的德行为“世之楷模”。这时候，刚到而立之年的王莽在朝野所获得的声望，不仅超过了他那些终日醉生梦死的兄弟辈，甚至也使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父们相形见绌，即所谓“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

P8-9

王莽生当公元前后(公元前45～公元23年)的两汉之际，自西汉以后，在中国，他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原因在于，自秦始皇建立统一全中国的封建皇朝之后，他是第一个用“篡弑”的、不流血的方式改变旧皇统、建立新皇朝的帝王。因而被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牢牢地钉在了封建道德的耻辱柱上，作为巨奸大憝(dui)的典型遭受了近两千年无情的鞭挞。今天，我们不应该继续将王莽放在封建道德的天平上进行谴责，而应该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来评判他的事功。

我的细说，主要想依据最重要的文献资料，通过审慎细密的考辨，对环绕王莽的一系列问题做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诠释。比如，王莽的篡汉是对“臣事君以忠”的最高封建道德信条的背叛，但他为什么能够顺利成功呢?

王莽生活的西汉末年，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百姓生活每况愈下，激起他们改变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五德终始”、“三统”、“三正”的观念，使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认可通过改朝换代实现“与民更始”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这一切，构成了有利于王莽篡汉的时代大背景。而篡汉之所以在王莽手中完成，是因为他的家族为之创造了较其他任何人更为有利的条件。他的姑母王政君作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而富于春秋，历元、成、哀、平四世，使其外家“一门十侯、五大司马”，盘根错节，权倾朝野，稳操汉朝政柄二十多年。而王莽在接任大司马大将军之前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的尊师重儒、谦恭好学、敬老礼贤、同情贫弱、抚恤孤寡等表现，又使他倾其诸父，超迈群弟，成为王氏家族中出而代汉的惟一人选。王莽充分利用当时今文经学宣扬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以接二连三的符瑞将自己的篡汉文饰成天意所钟、人心所向的神圣之举，最后水到渠成地改易皇统，建立起一个新皇朝。兵不血刃，匕鬯(chang)不惊，真仿佛天佑王莽，使他的改朝换代犹如一幕轻喜剧般的轻而易举。

既然如此，王莽的新朝为什么又成为一个短命皇朝，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轰然倒坍呢?

应该说，王莽篡汉本身并不构成什么罪恶，它只是当权集团改易其最高代表人物的一次换马。问题在于王莽执掌最高权力后如何对待和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由于他实行的王田奴婢政策、五均六管之法、币制、礼制、官制、行政区划变易等改革措施，不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就是无事生非，徒增烦扰，加上他轻开边衅，肆意恶化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而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制造了愈来愈深重的苦难，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不仅下层百姓对他深恶痛绝，而且上层统治集团也对他失去了信任，由此引发了遍及全国的反抗浪潮，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和集团都参加了造反的行列。王莽最后陷入了造反者燃起的火海，机关算尽，骗术失灵，落得个碎尸万段，死无葬身之地。王莽的下场证明了西汉政论家贾谊早就阐发过的真理：“与民为仇者，有速有迟，而民必胜之。”

本书最后，对王莽所代表的集团、他的思想性格以及对他的总体评价，从学术的角度加以详尽辨析。力图证明，尽管王莽是豪族地主和大工商业主的代表，但他一经登上皇位，他又有着不同于豪族地主和大工商业主的特殊利益，因而与之拉开了距离，到头来，豪族地主和大工商业主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王莽最后也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与之一同赴死的仅仅是一小撮铁杆党徒。王莽的思想没有超出主流意识的范畴，基本上停留在实用的层面上，并且更多展示的是主流意识的糟粕，因而显得浅陋、粗鄙，充满矛盾。王莽的性格虽然可以看作最腐朽的外戚集团的表现，但其虚伪、奸诈、阴毒、残忍又打上鲜明的个性化的印记，堪称那个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王莽的评价与封建时代最大的不同是除去了封建史家加在他头上的那个“乱臣贼子”的恶谥，但依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视其为“仁人志士”者有之，誉其为“最有胆识的政治家”者有之，赞颂其为“无私的社会主义者”有之，认定其为“改良主义者”有之，将其全盘否定，认为其一无是处者亦有之。我始终认为，对于封建社会当权的政治人物来说，其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活动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应该是评价其历史功过的主要依据。历史已经证明，王莽及其全部活动，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生产力遭到一次空前的大破坏；不仅没有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且给百姓制造了深重的灾难。他全部活动导致的最后结果，是全国全民性的大起义。真是罄(qing)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样的一个人实在也无法给予肯定的评价。

至此，我想说的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目标是：给王莽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价，给读者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王莽。

孟祥才

2005年10月于山东大学

我对王莽这个历史人物产生兴趣的时间是1972年秋天，这时我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当时刚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这可能是“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桩冤案)因林彪事件停止，业务工作也无法进行，绝大部分人处于“逍遥复逍遥”状态。为了打发光阴，各人都找自己有兴趣的书读。自此时起，我陆续读了《马恩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书。

在读《汉书》时，王莽这个人物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因为这个由汉室“大忠臣”到汉室篡政者的经历使我看到了一个虚伪、奸诈、阴毒、残忍的独裁者的典型。此时正在批判林彪篡党窃国的罪行。林彪事件使我产生了许多联想，也增强了研究王莽的兴趣。于是认真搜集辨析有关史料，开始了《王莽传》的写作。用了约半年的时间，写出了15万字的初稿。当时根本不考虑出版之事，只是兴之所至，写出来，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而已。因为在“四人帮”肆虐的时代，学术著作的出版已经停止了。

1976年5月，我由北京调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不久，粉碎“四人帮”，各出版社开始关注学术著作的出版。我的一部《梁启超传》的书稿由北京出版社付梓不久，我在历史研究所的同事殷瑞渊先生，此时已调到天津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知道我有一部有关王莽的书稿，建议由他们出版社出版。我将修改过的书稿交出版社后，该社请河北大学漆侠先生审稿。我根据漆先生的意见对书稿又做了一次修改，1982年12万字的《王莽传》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小书尽管比较精炼，但我总觉得分量太轻，许多内容未能展开论述，期望以后能有机会为王莽写一内容更丰满的传记。1995年哈尔滨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皇帝系列丛书，向我约了《王莽传》。我于是对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全面“扩容”，以30万字的篇幅比较详尽地对王莽的政治生涯、思想性格以及他生活其中的时代背景进行论述，这就是1997年出版的《新朝旧政‘新帝王莽》一书。

这次应中华书局之约撰写的《细说王莽》，基本上是在前二书的基础上对王莽一生事功进行通俗评说。目的是给读者一个真实的王莽，在了解充满兴味的故事的同时，也能有所感悟和启发。

中华书局编辑祝安顺先生在书稿修改加工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谨借本书出版之机表示衷心感谢!

孟祥才

2005年10月26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