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著者积四十年研究之成果，作者谨严客观、整体深入，一一论列北洋海军的装备、人员培训，大沽、旅顺口和威海卫基地的布置，海军章程的制定，海军衙门的机构设置、俸饷和奖惩制度，海军的训练和各项特别活动，经费收支及与颐和园工程的关系，中日甲午之战以及福建舰队与江苏舰队的发展等，使我们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有了更为翔实的了解。

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系统研究北洋海军的专著。

19世纪是一个海洋发展与海权争夺的时代，世界各大海权国家无不以坚甲巨舰重炮为其海军取胜的凭借。鉴于中国海防面临的空前危机，李鸿章以创建一支现代化的新海军舰队自任，在短短十数年间组成的北洋舰队，军威之盛，俨然成为远东西太平洋各国海军之首。可惜的是，因朝廷政治与财政等各种复杂因素，舰队装备等日渐落后于东邻日本，甲午一役，竟遭全军覆没的命运，中国海军的发展也自此一蹶不振。

本书中，作者谨严客观、整体深入，一一论列北洋海军的装备、人员培训，大沽、旅顺口和威海卫基地的布置，海军章程的制定，海军衙门的机构设置、俸饷和奖惩制度，海军的训练和各项特别活动，经费收支及与颐和园工程的关系，中日甲午之战以及福建舰队与江苏舰队的发展等，使我们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有了更为翔实的了解。

更进一步，作者企图经由海军现代化的“个案研究”，探讨中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化历程中所发生的有关问题，尤其注意到李鸿章，作为自强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现代海军北洋舰队的创建者，他对国际局势和中国所处的地位的认识；他的国防政策、建军理念，以及他所遭遇的问题与对困难的因应等，本书都有广泛的分析与讨论。

序一

序二

序三

自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新海军产生之背景

第一节 绿营水师的组织及其废弛

第二节 西力东渐与海防告警

第三章 自强运动与新海军之诞生

第一节 湘军水师与长江水师的相继成立

第二节 购买新舰的失败——李泰国、阿思本兵轮案

第三节 新海军的先锋——江南制造局及福建船政局

第四节 新海军的建立——福建舰队与江苏舰队

第四章 李鸿章与北洋海军

第一节 两洋政策的制定

第二节 南洋海军的式微

第三节 北洋海军的代起与李鸿章的建军理念

第五章 装备与兵员的筹备

第一节 北洋海军的装备——船炮的购置

第二节 人员的培训——学堂与留学教育

第六章 军港与基地的建设

第一节 旅顺军港的兴建

第二节 大沽与威海卫等基地的布置

第七章 海军改制与北洋舰队的成立

第一节 海军衙门的创设与北洋海军的改制

第二节 北洋海军章程的制订与海军总查的设置

第三节 北洋舰队的编制与人事

第四节 俸饷制度与奖惩章程

第八章 北洋舰队的训练与活动

第一节 基本的训练

第二节 特别的活动

第九章 经费来源与收支概况

第一节 海防经费的来源与窘状

第二节 额外的借拨与颐和园工程移用

第三节 实际收入与开支概况

第十章 中日海权的争夺与北洋舰队的倾覆

第一节 中日海军建设的竞赛

第二节 北洋舰队的战败与东亚海权的易手

第十一章 结论

征引与参考书目

索引

图表目录

二 太平军与湘军之水战

太平军自金田起事之后，不数年间而蔓延于大江南北，势达十余行省。兵锋所至，几于无坚不摧，足见此时清廷的八旗兵固然不能作战，即便是号称为六十万之众，每年耗饷两千万两的绿营兵，也因军力废弛而不堪一击。至于分布在长江大河各地的绿营水师，则更是有名无实，表面上虽有不少艨艟巨舰，装点门面，然却经常委之江畔，任其帆索隳弛。太平军之能够顺利地越洞庭，破武昌，据金陵，往来于两湖、江西、苏皖之间，运粮济师，轴轳千里，实皆由于绿营水师之不足为敌。虽然清军曾于咸丰三年（1853）之春，由向荣奏调广东的红单船，及闽、粤的快蟹、大巴拖罟等大号海船至江南，并由李德麟、吴全美等指挥作战，尤以广艇号为水师的劲旅，但以船大而重，并不适于江湖水战。同年五月，御史黄经又曾上书请求下令江苏、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督抚造船练兵，以攻剿太平军。清廷谕令湖南巡抚骆秉章办理。然秉章却以力所不及为辞，而未能奉行。官练水师未成，意外地民练水师却反而成功，此即是湘军水师。先是曾国藩于咸丰三年之初，奉命办理湖南练团时，本拟只练陆勇，并无训练水师构想。嗣以是年五月十六日，湘军将领江忠源以湖北按察使率兵往援南昌，因受编修郭嵩焘的建议，具疏请饬湖广、四川仿照广东船式造战船、练水师，使曾国藩主其事。同时并致书国藩，劝其广造战舰以为肃清江面之用，国藩方才改变计划，返回衡州造船。起初所造者，仅为长龙、快蟹及拖罟之类的战船。后因船体过大驾驶不便，乃接受黄冕之议，改以轻捷灵便的江南舢板，因为大小战船之上皆架有大炮，故时人多称之为炮船。因此，乃使湘军水师自绿营水师脱颖而出，而成为一支对抗太平军的新武力。

论及湘军水师，规模并不太大。咸丰四年（1854）二月成军之初，仅有战船五百余号，水师五千人，合为十营，计衡州六营，分由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统领；湘潭四营，分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坦、胡作霖统领，并以褚汝航兼主全军的营务处。每营计有快蟹一（由营官率领）、长龙十及舢板十（分由哨官率领）。快蟹之上计有船工水手人等四十五人，每营计有战船二十一艘，官兵四百四十七人。以战斗装备而论，各船除分配鸟枪，喷筒、火箭、刀、矛以备短战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大炮。计长龙炮七，头炮二，皆为洋装型（旧式前膛洋铁炮），重八百斤至千斤，边炮四，各重七百斤，梢炮一，重七百斤；快蟹制与长龙同：舢板配炮四门，头炮一，重七百斤至八百斤，梢炮一，重六百斤至七百斤，中俱为洋装。腰炮转珠二，重四五十斤，合计大小炮位最少一百一十七门。不过，由于快蟹、长龙不能得力，至咸丰五六年间（1855—1856），其制又稍作改变，快蟹全裁，长龙减为八艘，而舢板则增至二十二艘，至是全营船只乃由二十一艘增至三十艘，而全营员额也增加到五百三十二人，舢板之成为作战主力，于此可见。

至于太平军方面的水师，则较湘军水师出现略早。远在广西时即曾设立“水路兵”。及至咸丰二年（1852）占领益阳（十月廿二日）、岳州（十一月七日）时，由于先后掳获大量的商船、民船、渔船，乃使其水路兵的势力大为增强，因之特设“典水匠”（将军）以为统率。迨至汉阳（十一月十三日）、汉口（十一月十九日）及武昌（十二月四日）先后陷落，太平军的水路兵势力更达到高潮。在以唐正财为指挥的统领之下，浩浩荡荡，蔽江而下，清代防守江湖各处的绿营水师，几乎当者披靡。计自咸丰三年一月二日（2月9日）太平军离武昌东下，至二月十日（3月19日）占领南京，为时仅历月余，其发展的神速，实与水上军力的强大具有密切的关系。

太平军水营在战船方面，虽然为数颇多，“几于浮江万艘”，可是因为多系掳获的商船及民船，不但种类繁杂且性能亦为不一，再加以仓卒成军，既无组织，又乏训练，在操纵与驾驶方面也难以纯熟。在水营战船之上，虽亦置有长龙（抬炮）、鸟枪、铅码（炮弹）、红粉（火药）之属，但因使用不惯，故主要的武器仍不外传统的戈矛、刀剑与喷筒、火罐等物，以致掳有清军的各类炮船，亦以缺乏技术而无法应用。基于以上所述，可知太平军水营，虽以“船众人多”之势，一举连陷名城，将清军的水师击溃，可是论其组织、装备与战斗力，却较湘军水师略逊一筹。

由于水上的交通运输、调兵运饷，关系于天国的命脉，太平军当局对于水营自然不敢加以忽视。故于定都金陵之后，即将之大加整顿。分令唐正财与许斌升二人为水营正副统领（一任指挥，一任造船），并命督造战船，唐正财且曾因功晋封为“航王”。此外，并于天京附近设立“战船衙”、“金龙船衙”、“主造战船”、“督镜炮”、“铸铜炮”等官，负责制造船炮及军器。其他太平军还在安庆、彭泽、南康等地设立造船厂与修船厂，以应付长江中游的作战。咸丰四年（1854）十月间，唐正财在安庆仿照湘军水师船式，制造炮船，采取“以炮船对抗炮船”的战略，因而使其战斗力大为增强。

关于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营的战争，自咸丰四年二月开始，到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湘军光复金陵为止，前后计达十年之久，其主要的目标即在争夺长江中下游的控制权。武汉三镇三得三失，固为双方水战的主要中心，而湖南洞庭湖沿岸的岳州、城陵矶、靖港，及江西鄱阳湖至长江之间的梅家洲、湖口及九江，乃至沿长江南北两岸的田家镇、富池口各地，也都是主战场。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且皆以炮船对炮船，故常互有胜负。咸丰四年十月间，湘军将领杨载福、彭玉麟攻克田家镇，大败秦日纲及韦俊，焚烧太平军船只四千余号，夺获五百余号。但至是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湘军水师攻击梅家洲时，却为石达开及罗大纲所败，并且使萧捷三所部轻舟一百二十余号陷入内湖，而与长江一带的外江水师被迫分离。经过三年的围困，直到咸丰七年的九月九日（10月26日），经过第二次的湖口之役，方使杨载福的外江水师及彭玉麟的内湖水师离而复合。不过，自此太平军的水营也渐趋衰微不振。尤其是在咸丰十年之后，由于主客观历史的发展，对于太平军日益不利；一因太平天国连年内讧，元气大伤，虽有英王陈玉成及忠王李秀成支持残局，但势已远不如前。二因清廷经过连年征战，决定将人事调整，专任曾国藩指挥江南的军事。自是清军的力量乃大为加强，形成对太平军包围之势。此外，则为列强对华的影响。最初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战，尚为维持中立而不愿轻易介入；及至英法联军结束之后，自清廷取得巨大利益，于是态度大为改变，或直接间接地予清军以大量的支援；或供给清军以大批的洋枪快炮，乃至火轮船等现代化武器。太平军方面虽然也有不少的洋将代为出力，并希望能从外国购买此种现代化的武器，但因出海El皆为清军或英法联军所控制，仅曾一度占领宁波，且不久又被清军夺回。故在战斗力方面始终无法与清方相比，而处处为之吃亏。同治二年（1863）五月十五日（6月30日）九袱洲之战，已使天京屏障尽失，及至同年十月，航王唐正财所率领的天军太湖水师营为李鸿章所部的淮阳水师，以及戈登（Charles Gordon）所领导的常胜军联合击溃之时，天京的外援亦为断绝，至是胜负之数已成定局。故知太平军的平定，湘淮军的苦战固为主因，但西人的介入中国内战，其影响亦为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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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是海洋发展的时代，也是海权争夺的时代。同时，又是海军从传统迈向现代的时代。在科技突飞猛进中，铁船取代了木船；蒸汽动力取代了桨橹风帆；开花炸弹取代了空心炮弹。自1860年代又出现了海军的“铁甲时代”（The Era of the Ironclad）。接着，以铁甲笨重，需要有轻型战船保护，于是巡洋舰（cruiser，1800）乃应运而生。成为一时的风尚。待至鱼雷（Torpedo，1867）及鱼雷艇（Torpedo-boat，1877）相继发明，则以其体小、价廉、行速、攻击力强等优点，而成为时代的新宠。英国海军史家侯查理（Richard Hough）即曾明确地指出，鱼雷的出现，已使所有的战略战术信条；所有可接受的道德标准等海战性质都为之改观。足见科技的发达、武器的进步，影响海战至深且巨，海军的现代化乃成为必然的趋势。

自鸦片战争（1839—1842）后，林则徐及魏源等已意识到中西海军的差距，认为中国要与西方列强抗衡，则创建新海军实为当务之急。及至英法联军之役（1857—1860），新海军的产生更形迫切。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洋务运动的领袖无不有此共识。尤其是李鸿章，位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扼守京津门户，专司北洋海防，对于创建一支现代化的新海军更是责无旁贷。于是乃在短短十余年间（1875—1888），将西方先进的海军武器、铁甲战舰、巡洋快舰、炮艇、鱼雷艇等分别购置，延聘西方海军专家施以严格的训练。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其装备之新颖、训练-之精良、战斗力之强大，在当时的远东各国中都堪称一流，为中外海军人士所侧目。旋即巡戈于中国沿海港湾，甚至远航到朝鲜的仁川、釜山，俄国的海参崴，以及南洋群岛各地，俨然执远东各国海军的牛耳。

根据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的评估，是年中国的海军排名为世界海军的第八位，而日本的海军则仅名列第十六位，远落于中国之后。不虞，其后由于经费不足，未能汰旧换新，与时俱进，兼以训练废弛、纪律不整，不数年间，北洋舰队逐渐老化，而为日本迎头赶上。双方之战斗力亦为之逆转；以致甲午海战一败于大东沟，再溃于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的海军自是一蹶不振，造成国家民族的长期不幸。

论及甲午海战胜负的关键所在，近人多归因于双方船炮的优劣，认为中国的“坚船巨炮”不敌日本的“快船快炮”。实际还有一项-新的因素亦不容忽略，是即为鱼雷艇在作战中所发挥的特别作用。关于鱼雷艇的性能，日本的海军早有深刻的认识与精密的策划，而施以严格的训练。特别是远洋鱼雷艇“小鹰舰队”最为精良，视之为其海军的先锋，倚之为舰队的肱股，分别派往各地，从事于侦察及警戒任务。甲午战起，又将之纳入于联合舰队编组之内，展开各项作战的活动。尤其是在威海卫保卫战中最为凶猛，组成决死队乘夜潜入中国海港之内，施放鱼雷。以致我舰“来远”、“威远”、“宝筏”、“靖远”等均为其击沉，而旗舰“定远”亦为其击伤，因之对岛上守军构成莫大的威胁，人人自危，战斗力丧失，威海卫之陷落，实与之大有关系。反观中国：李鸿章于建军之初，即曾认识到鱼雷艇为“海上攻守之利器”。购置鱼雷及鱼雷艇，建立鱼雷营，派遣学生赴德学习制造鱼雷的技术，聘请英、德专家为之教习。及至北洋舰队成立，并于“北洋海军章程”之内，将六艘鱼雷艇分别编入左右两翼，可见其用心之周密。可惜这些鱼雷艇在甲午海战中非但未起到任何的作用．反而于威海卫被包围时，可耻地或逃、或降、或者被俘，使中国海军的尊严丧失殆尽，实为李鸿章之始料所未及。于此亦可知，武器与装备固属重要，然而如非严加训练，善于运用，则亦不过徒供战场上之虚掷，而为国际所腾笑。

甲午海战迄今已逾百有余年，其间我国的海军若有若无，几为世界所遗忘。直至最近方才展露良好的势头。根据2006年10月份之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的报道，可知美国对于中国海军快速的发展，诸如中国海军武器的投射能力、核子动力潜艇的活跃、深水鱼雷作战之训练，乃至航母的建造等，无不备加关切，是以乃决定于其海军战略学院之内，增设一个“中国海军研究所”，专门负责中国海军的研究。美国对中国海军的重视如此，吾人自应采取相应措施，以便了解世界海军发展的趋势。

本书为著者积四十年研究之成果，2000年曾蒙台湾编译馆刊出，殊为铭感。虽于出版之后，深获识者好评，然以校对不精，颇多疏漏。是以乃决定再将之修订补充整理，使之稍加完善。承蒙海军史同好姜鸣先生及潘振平先生之联合推介，后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之惠允出版，此一简体字校订本方得于焉问世。谨于此并致诚挚的谢忱。最后，内子伟虹曾于本书修订之时，鼎力相助，誊清文稿，查对原典，修饰文句，辛苦备偿，劳苦功高。谨亦于此，表示我的敬意与谢意。

王家俭

2008年7月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