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首先将抗战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任务界定为“新启蒙运动”。名之为“新启蒙”，显然是相对于“五四”思想启蒙而言的。王元化认为，较之于“五四”时期“价值的重新估定”，以及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抗战新启蒙运动的中心内容可以总括为两点：民主的爱国主义和反独裁的自由主义。同时，新启蒙运动“又必然的是一个大众化运动”。
抗战新启蒙运动在文学上的发展，就是抗战文艺。爱国主义，标明了抗战文艺在内容上的特殊性：“必须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因此，抗战文艺首先“是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学运动”，其总的目标和方向，应该是“号召各派别的作家共同走到文艺抗战化这条路上来”。
在1936年前后的“两个口号”论争时期，有人曾经主张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分别视作统一战线中“作家关系间的标帜”和“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王元化显然从这一统一战线初期工作的前人经验中充分汲取了教训，强调指出：“抗战文艺不仅是号召作家在政治立场上的结合的口号，同时，它更是一个创作方向的文艺运动的口号。”
从左翼文艺的脉络着眼，抗战文艺也“否定了普罗文艺阶段的绝对对立性和思想派别的宗派性”，从而增加了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它应当表现多方面的社会内容，容纳各阶层作家不同的阶级立场，以及由立场所决定的多样的创作方法。当然，王元化仍然认为，“抗战文艺是有阶级性的”，“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仍然是抗战文艺中能够正确地反映现实和把握抗战意识的“一支生力军”，只不过要注意避免“把它夸张为‘独占’的形式”。
《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一文最能凸显王元化个人特征的，是作者赋予了“新启蒙”之“新”以“理性”的内涵。“提出理性这口号”不仅意味着在认识抗战现实方面，“必须抑止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而且要清除“民族失败主义”的“毒害”，理性地“看清现实”。
对于抗战文艺批评来说，理性也必不可少。在自己的营垒里，当然有必要反对公式主义、进行自我批评，但不应使用“抗战八股”这种“含有抹杀”或者“取消主义”意味的词句；对于不同派别的作家，也唯有通过“不武断”“不宗派”的“合理的批判”，才能促使“联合阵线”的巩固、抗战文艺的健全发展。
发扬理性精神，也是抗战文艺完成“反对反动意识和封建伦理观念”这一重要课题的关键。不可否认，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还是保存着封建的伦理观念”，这妨碍了另“一个更高级更重要的伦理观念：抗战”。解决这一矛盾的正确路径，只能是“通过抗战的关系间接的进行”“反封建的任务”。
“把五四阶段上所提出”而未能“彻底”完成的任务，“放到一个更高的基础上来给与解决”。这实际上也即王元化提出“新启蒙”的最初和最根本的含义。在王元化看来，除了反对封建伦理观念不彻底之外，“五四启蒙运动”遗留下来而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它们同时也是抗战文艺所应该负有的“重大的使命”：一日“教化工作的深入和普及”，二日“批判的接收‘文化遗产’”。
前一个使命也就是“文艺大众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只徘徊在少数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圈子当中，而同大众始终是割离的”。因此，“新启蒙运动乃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更高一级的发展”。从“新启蒙的意义”着眼，“单是创作大众化的作品仍是不够的”，“还应该号召文艺理论的大众化运动”；“要推进抗战文艺，光是几个文人”也是不够的，“必须号召大众一起来完成”。“大众不但只是消极的接受文艺作品，并且还应该积极的来参加文艺运动。”
P6－7
时间紧迫，不遑从容地写一篇后记。但对一些师友，必须首先在此表达我诚挚的感谢！
本书的选题和策划完全归功于王岳川教授。老师的建议被我变成了申请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的课题。在帮助我达成访学愿望的过程中，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王德威教授不仅慨然应允担任我在美的指导联系教授，并且郑重地向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审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精心撰写的正式推荐信。王教授的这一“背书”（endorsement）极具分量，可以说几乎确保了我的申请万无一失。而在此之前，我虽然已经久仰王教授的批评家文名，但与教授并不认识，只在他于2011年四五月间来北大主讲“鲁迅学术讲座”的席间，面呈过一本我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其实，每年从世界各地申请到王教授名下访学进修的学者已经让他感觉不堪重负（overwhelming），后来我也亲眼目睹了王教授为接待和指导包括我在内的各路来访学者，耗费了个人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经费，但他仍然尽可能满足最多数量申请学人的愿望，每每把他名下的名额用到最大限度。这大概也是他能够身居哈佛东亚系这一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要津，并长期保持在学术引领地位的胸襟和气度使然吧。
及时发现学校的人文高级访学基金，并积极鼓励系里相关教师充分而妥善地加以利用的，是陈平原教授。陈教授和夏晓虹教授拥有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所以两位老师的鼎力帮助和推荐至为关键。温儒敏教授和康士林（NicholasKoss）教授热心而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另外两封不可或缺的推荐信。我的同事蒋晖教授和秦立彦教授无私地为我的申请提供了专业而出色的技术协助。
如果时间和篇幅允许，王元化第三次反思也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事件和环节，但好在现在这样也已经可以独立成篇，因为它比较完整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王元化是怎样炼成的？本书着重讨论了让王元化成为王元化的重要“三读”。而在展现这一过程中，另一个为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也自然包蕴其中，这就是“王元化到底是不是胡风分子？”在对后一个问题的解答方面，或许笔者拥有一定的发言便利。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冯汉柱图书馆允许我较大量地复印和扫描与王元化研究相关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冯汉柱图书馆的馆长南希（Nancyr Hearst）女士，提供了很大帮助。馆内的资料大多都是她每年到中国亲自选购的，所以她对所有书刊都极为熟稔。上海《学术月刊》的张曦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刘阳老师，应我的过分要求，不辞辛苦地为我查找、复印和邮寄王元化刊印于1947年的《文艺漫谈》一书，一并致谢！
此外，一直拖欠系里几位老师和同事的约稿，因为没有践约，所以请恕我由于抱歉和愧疚而不好意思指名道谢，但这一份信任和鼓励铭感于心。通过你们，我也深深地为自己能够处身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感到自豪，为能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者之中最出色的一群同事共事而深感荣幸！
最后，再次感谢王岳川老师对我写作的不断督促和“不得不”耐心的等待！
感谢责任编辑张向奎老师、代立媛老师专业负责的辛勤工作！
王丽丽
2016年1月
本书对王元化学术和思想的评述，暂止于传主《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的出版。对于王元化而言，1979年年底决不仅仅标志着一个自然年代的即将终结。自从在1955年被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王元化不得不进入漫长的阅读、思考和学术潜修的阶段。伴随着《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一王元化前半生的集成性和标志性成果的最终问世，王元化背负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污名，也于当年不久后被彻底洗雪。换言之，1979年这—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界分之年，同时也成了王元化一生二世的分水岭或界碑。如果可以将王元化学术思想的成长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80年代可以称作王元化学术生命的发荣开花期，90年代以后是硕果累累的成熟收获期，而1979年之前，则是根系形成深固和主干茁壮成长的积累孕育期。
之所以主要聚焦王元化学术思想的奠基阶段，除了这一时期对研究者而言具有较为合适的历史距离之外，还因为笔者拥有一定的自信：顺着胡风及其同仁这一座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不可绕过的高峰所延伸铺展开来的脉络，探究并触及王元化在八九十年代新创和抵达的另一座思想史的高峰，其取径和研究的视角不会轻易地遭人取代。相反，借助于这种相对特殊的角度，我们还有可能在原本看似独立耸峙的两座山峰之间，揭示和呈现出前此被遮蔽或忽视的实质关联，从而进一步促使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史的图景显得更加丰满和真切。
这就很自然地涉及一个很多人都深表关切的问题：王元化到底是不是“胡风集团分子”？包括王元化在内的所有当年涉案人员陆续获得平反，就已经从事实上反证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罪名实系捕风捉影。如果所谓的“集团”都是“捆绑”而成的，那么自然也就根本不存在过什么“分子”。或许，更加学术和有效的提问方式应该是：胡风事件对王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王元化的一生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胡风事件”对王元化生命和思想历程的影响既深且巨。尽管晚年的王元化十分注意与“宗派”意义上的“胡风分子”之名保持显著的距离，但也没有在思想方面彻底否认自己与胡风等人曾经存在的一致性。也许恰恰是因为从一开始，王元化就不是出于所谓“宗派”的理由而与胡风等人交往，所以他们的接近反而更加纯粹地体现在思想方面。实际上，这也是本书各章将要逐渐呈现的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到80年代中期以前，王元化绝大部分的思想劳作成果，都是他与自己50年代的精神危机和从危机中产生的疑问不断对话的产物。因此，尽管王元化早在1938年就开始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和工作，但他最后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可圈可点的独特印迹，以至于成为本书评传的对象，其思想的真正起点，只能从发生于1955年的“胡风事件”中去寻找。
也正因为如此，本书还想表达的一个想法是：虽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王元化逐渐从胡风及其同仁这座思想史高峰的影响阴影中走出，在文化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开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并在90年代以后较长时期占据学术文化界的引领地位，但这一客观情势的造成，并不是由于王元化事先期待并预见到自己将要被思想史选中，所以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般地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他并不情愿的境遇中，在历史非常吝啬和苛酷地赋予他个体的极为有限的可能空间里，小心翼翼地摸索和尽己所能地艰难挣扎所开掘而成的。尽管事后证明，他所开掘的所在正好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穴位，但这一意料之外的“幸运”的获得，正如晚年的王元化自我总结的那样：“不是我选择了这条道路，而是道路选择了我，时代选择了我。”
此外，王元化或许也是在新时期之后，最早提倡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中重视传记理论研究和传记写作的人。1981年，在一篇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作的文章中，王元化呼吁文艺理论界和鲁迅研究专家分头并进，在对国外“各种传记的写法”与“我国史书中的传记文学”“加以总结”和“比较研究”的同时，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风气精神”，“写出几本具有不同风格、体例互异的鲁迅传”来。
王元化向当时可能的《鲁迅传》的作者们提供的可以借鉴和取法的传记作品的范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盖朗琪罗传》那种格局的”“引人人胜的著作”：
不堆砌资料，不炫耀广博的征引，不在无关宏旨的细节上作繁琐的考证，而是深入到鲁迅的内心生活中去，探索他的精神世界及其复杂的历程……
另一种则是：
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以别林斯基文学活动为中心的《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那样，从我们现代文学史的波澜起伏的背景上，理出鲁迅的思想脉络和他在每一历史阶段留下的战绩……
当然，第二种写法“需要对鲁迅的对手”以及属于“同一革命营垒的”社团和个人的所有活动，“都进行系统的探讨，占有充分材料”，才能作出比较公正的历史评述。
王元化对传记作品的重视和喜爱，也使他在晚年明显表现出了撰写自传的强烈愿望，并部分地付诸行动，但终因不可抗的因素，没能圆满完成。
如果对照王元化所心仪的两种传记的范式，应该说，本书的写法更接近于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主要通过对王元化本人著作的细致解读和深人阐释，来构建和串联王元化的思想传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附带折射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些重要方面。毕竟，作品，仍然是追溯和再现一个人思想历程所可依凭的最清晰和最可靠的踪迹。
2015年12月
王丽丽著的这本《王元化评传》是《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的一种，全面展现了王元化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文学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的新道路，以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全书共分四章，包括：党内少有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读《小逻辑》、王元化读莎士比亚、《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诞生。
王丽丽著的这本《王元化评传》选择了中国著名的文论家王元化，对他的学术成果和贡献进行客观的评价，钩沉起学术经历和人生趣事。本书图文并茂，客观、精准地评述了传主的思想与人生，文字简洁、精练。本书能够使更多的国内外读者领略和认识这位跨世纪文论大家的审美风采，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