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记录了江平八十年的沉浮与枯荣，也涉及其亲历的众多历史事件；不仅是江平治学历程的全记录，更是中国法治进程的缩影。江平先生的八十年，不仅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更锻造出一种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

第一卷 似水流年
一、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出生地是一个谜
大连的文化与历史
印象中的大连
小康生活
亲眼看“八·一三”之战
从大连到北平
北京生活记
家庭教育氛围很好
初中时经常去中南海玩
强化治安运动
吴佩孚的葬礼
我的哥哥是国民党少将
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两个烙印
二、崇德三年
考入崇德中学
崇德中学溯源
崇德中学的VI系统
崇德中学很宽容
高中三年，轻轻松松就过来了
崇德学生分四类
管理食堂，练习自治
民主学生运动的洗礼
担任崇德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加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地下党与学生自治会
出黑板报，演《陞官图》
足球成了我最大的爱好
教会学校不强迫信教
报考燕京大学
顺带说说芮德兰事件
三、我在燕京大学
考入燕京新闻系
与清华擦肩而过
燕京大学的教与学
燕京大学的TOSS传统
燕京大学的生活
只记得教《新闻学概论》的张隆栋
学生自治会选举
接头暗号是AB
参加高唱队
参加义校，接触生活
参加黑白社
加入燕京足球队
护校运动
我看到了战争场面
燕园被解放
欢迎解放军入城
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
改名江平
如果恢复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钱依然可以用
司徒雷登身后事
四、“最早我是文工团的”
南下前被留下来
参加“青训班”
我们穿上了灰布军装
推选文工团领导
唱砸合唱，我无地自容
配合形势做宣传
取消“自由”
郭沫若的赞美诗
在文工团的乐趣
文工团解散
从文艺到体育
自学俄语，引进“劳卫制”
组织派我学法律
别了，燕京大学
五、杂忆留苏
人人都要抢“白旗”
九天九夜到苏联
从莫斯科到喀山
分到喀山有点不情愿
喀山大学
列宁与喀山大学法律系
初到苏联，印象最深的是战争的残酷
苏联女孩爱找中国男生
第一个拦路虎是语言关
军事训练课
苏联农村
斯大林逝世
转学到莫斯科大学
苏式Seminar
口试
苏联民法和西方一样
学拉丁文是莫斯科大学建校二百年以来的传统
开设了罗马法
法律的继承性问题
苏联法庭很尊重法官的独立性
苏联的法学著作也是不错的
去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冻饺子是我们的最爱
第一次听音乐会
“秘密报告”早就公开了
给中、苏司法代表团当翻译
访苏成员好几个成了“右派”
首批留苏法律人
跨国婚姻悲剧多
我们亲历了中苏关系建交早期的全过程
苏联不允许别国共产党公开活动
第二卷 廿载逆境
六、从天堂到地狱
一生最难忘的是划为“右派”
“北大派”与“革大派”
北京政法学院的反右主要针对钱端升
北京政法学院的苏联顾问
整风运动
有人要我谈斯大林
“大鸣大放”开始了
我的一张大字报
向院党委反映意见
反右开始了
政治批判四步走
所有“右派”都是领导决定的
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
处理
“要夹着尾巴做人！”
七、五十年后谈反右
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国共政争主要争取民盟
反右是“阳谋”
反右运动的国际国内背景
法学家的忏悔问题
八、苦难的历程
婚变
大跃进中的北京政法学院
超强度劳动
我们的劳动任务主要是背粪
余叔通摔死了一头驴
身残
九死一生
差点煤烟中毒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在外语教研室教俄语
为“文革”埋下祸根
1960年大家都浮肿
四清运动
政治气氛变了
九、“文革”十年
“文革”始于高校
保皇派与造反派
北京政法学院的第一张大字报
政法公社与政法兵团
再婚
我们这些人的尴尬
引火烧身
诗书丛里觅快活
我的毛笔字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斗、批、散”
在五七干校当食堂会计
林彪事件震动很大
摘帽右派的身份影响分配
回北京找工作
在延庆教英语
让我教政治有点受宠若惊
1976年是很重要的一年
初为人父
延庆生活不容易
调到外国语学校
第三卷 我的教与学
十、归队
北京政法学院复办
差点去了法学所
为右派平反
申诉
调整工资
担任民法教研室负责人
首开罗马法、西方国家民商法
教师、教材奇缺
北京政法学院被“五马分尸”
艰难的“复校”
80级新生学习条件奇差无比
索还图书
自编教材出了问题
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
恢复与外国人的联系
十一、法大十年
最早筹建的是中国法律大学

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
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
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 “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
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
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
启迪有密切关系：
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
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法律委员会期间，他是法
律委员会委员，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
。他那“右派”经历与燕京大学的学历和我相同，再加上
我们对政治风波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
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的
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
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
是绕不开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关心宪
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
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
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我与吴敬琏先生交往和合作，
从北戴河中央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也快十年
了。我和他是同龄人，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
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他常常讲，中国的市场经济面
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
公权力，就会造成“权贵市场经济 ”，所以他大声呼喊市
场经济需要法治。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
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的主
要问题。而对私权的侵犯，或者叫对人权的侵犯，主要来
自公权力的滥用。人权保障仍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
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
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
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
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
批判的旗帜。
往时，曾参加过王铁崖教授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那
时，我是以晚辈身份去参加的。今天，人们以我的八十寿
辰做纪念活动，我是以长辈身份来参加的。自1956年从教
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就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
以来，我的学生中在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
开始招博士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
弟子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
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写的，把
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写了约十章近十万字左右，又彷徨
起来了，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
后来我的学生赵旭东和其他学生们结合我八十寿辰的纪念
活动，给我配备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
修改的方式，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感谢陈夏红先
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传在我80岁生日的2010年正式问
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吧！出版成书后，叫个
什么名字呢？我自己诗词集中最喜爱的一首是《临江仙·
悲歌》：
“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
，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
天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于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讲述了
自己80年的“沉浮与枯荣”。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
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
衷了。
谨以此序献给亲爱的读者。
江平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为江平自传，从其出生至今所经历的事件进行了回顾。由江平先生口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陈夏红记录整理，全书约45万字。
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
江平先生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

一百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建立现代
中国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作为法学家和教育家的江平
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在这本口述历史
中，为我们娓娓道来地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心怀天
真理想的革命青年，在苦难煎熬中思索和磨练，最终
成为一位“只向真理低头”和为“法治天下”和“宪
政民主”高声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故事。每一
个向往富裕、民主、文明中国的中国人，都能从这本
书中获得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生动知识和人应当怎样生
活的人生教益。
——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他言中溢大爱，行中见正气，他把“美”散布人
间，江公何尝不是性情中人！大哉，一代师表，我心
中的楷模！
——著名律师 张思之
江平教授总有超乎一般法学家的宏观视野和前瞻
性看法。他总是用宏观的视野向前看，并提出独特的
架构和理念。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江平教授对中国法
律乃至中国整体的发展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江平教
授的卓越贡献，最终奠定了中国法学研究的方向和法
治事业的基础。
——著名法学家 王泽鉴

九天九夜到苏联
1951年8月13日，我们第一批留苏学生离京，前往苏联。这一走，就是九天九夜。大体的路线是从北京到满洲里，再穿越西伯利亚，最后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
我记得光从北京到满洲里，就花了两天两夜时间。那时候火车很慢，一路上也老有各种各样的意外，时不时停车让道。从满洲里到莫斯科，还有七天七夜的旅程。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个很新奇的旅程。穿越西伯利亚的时候，两边都是连绵不绝的林海，都是茫茫无际的西伯利亚森林，真是感觉到了苏联的辽阔。贝加尔湖那么大，我们绕着贝加尔湖走，无边无际的草原、无边无际的森林，真是大饱眼福。
走在贝加尔湖边的时候，不禁想到西汉时期苏武牧羊的故事。苏武牧羊时的北海，就是贝加尔湖。在那么罕无人烟的地方流放二十年，需要多么坚忍不拔的毅力啊！
蒙古族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成吉思汗是这个民族最辉煌时期的英雄代表人物。经过历史上的变迁，后来逐渐衰落，到了近现代它分成了三大民族居住区：第一部分在俄罗斯叫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以蒙古族居民为主，首府在乌兰乌德；紧挨着贝加尔湖，我们乘火车经过这里，是—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第二部分在中国叫内蒙古自治区，应该说也是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很多蒙古族居民已从游牧民族转为农耕民族。第三部分就是19世纪20年代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是戈壁滩和大沙漠，地大，人口稀少。
我们在路上靠什么维生呢？上面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好多罐头，都是梅林牌的。梅林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牌子，红烧肉、竹笋等，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发了好多。这些罐头不光让我们度过了九天九夜的旅程，而且到苏联后，还吃了一段时间。
我们在苏联待了很多天后，才慢慢习惯苏联的食品和生活。刚到苏联时，苏联人还觉得奇怪，老问这些中国学生怎么不吃苏联的饭菜。其实主要是因为语言不通，基本上没法交流，只好吃罐头。这种生活水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那个时候，的确是比较高的。
从莫斯科到喀山
1951年8月21日，我们抵达向往多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苏联毕竟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我们到了莫斯科，心情非常激动。抵达当天，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即举行洗尘晚宴迎接我们的到来。
我们一行三百多人，到苏联后就被分散开了。其中，法律、航空、化工三个专业的学生都被安排在喀山，分别进人喀山大学法律系、喀山航空学院和喀山化工学院。
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喀山大学法律系。喀山位于莫斯科东部大约1300公里的地方。在当时的苏联来说，喀山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喀山在俄语里叫KaзaHb，但“喀山”本身是来自鞑靼语。在鞑靼语中，“喀山”一词意思是“大锅”，因其形状似一口铁锅而得名，喀山市四周环山，其名即来源于此。喀山城始建于1005年前后，2005年的时候曾搞过建城千年庆典。今天的喀山，是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首府所在地，属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
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居民，以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塔塔尔族为主。鞑靼人原来定居在现在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是13世纪时蒙古人侵欧洲之后留下的后裔。当年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克里米亚建立了汗国，信奉伊斯兰教，其间经过了几百年迁徙流转，基本上完全欧洲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军队从1941年开始试图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与苏联军队展开了拉锯战。斯大林以许多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与德国合作为由，把全部鞑靼居民强逼流放到中亚一带，其中大约46%被流放的人死于饥饿或疾病。“二战”胜利后，流放到喀山的大部分鞑靼人定居下来，成立鞑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分到喀山有点不情愿
我们去苏联那时候，喀山的整体实力，在全苏联可能排在第七八位，甚至更靠后一点。因此到了苏联之后，我们被分到喀山的同学，都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像我们学法律的在喀山大学法律系，这是列宁学习过的地方，好赖还说得过去。喀山航空学院毕竟也还是在喀山市里，但像喀山化工学院，就在喀山的远郊区了。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来说，千里迢迢到苏联来，结果却被分派到了喀山这样偏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也没人照顾，大家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有情绪。
在有中国留学生的这三个学院里，喀山航空学院的学生数量最多，技术水平应该也是算很不错的。中国留学生不光学航空，也学火箭制造之类，后来在七机部的很多人，都是那时候我们在喀山时的同学，后来也跟我们一样，转到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后毕业。
喀山化工学院也很不错。我们第一批的留苏学生里面，有一个叫彭仕禄的同学，他是彭湃烈士的儿子。彭仕禄4岁时，彭湃烈士就被敌人杀害，从小颠沛流离，不断改名换姓，以防敌人斩草除根，在组织的抚养下长大成人，1951年被派往苏联留学。彭仕禄到喀山化工学院后学习化工，毕业后又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