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钱中文的“政治生命”得到重生。他却再次体验到“跌人生死相依的人生况味”。1979年秋他乘飞机（三叉戟）去云南昆明开会，坐在靠机翼稍后的窗户的座位上。飞机起飞后，他正欣赏着窗外的景象，突然发现从飞机机翼边缘不断放出一片片黑乎乎的液体，他看了半天，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正好有个乘务员走过来，他就叫她看看是什么东西。乘务员一看，二话不说，立刻往驾驶室跑。接着便听得扩音器报告飞机出现了些故障，立刻返航的消息。实际上他的偶然发现救了一飞机的人，而他自己的“肉体生命”也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巧合的是，他的“学术生命”似乎也经历了“劫后余生”的过程。昆明会议期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郝铭鉴先生正在编“文艺知识丛书”，问钱有无现成稿件。钱说正好有部书稿，已在一个出版社存放18年。原来，1961年，他应戈宝权之约撰写了《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的书稿，后由戈先生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运动连年，出版受阻。“文化大革命”中，钱中文的这部书稿竞被来出版社造反的红卫兵扔进了走廊上的垃圾堆，幸好被一位至今还不知其名的清洁工捡了回来，送回编辑部，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于是1979年钱中文取回稿件，稍作修改后，交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后，许多人都有劫后余生的欣喜，但对钱中文来说却不仅仅有欣喜，还有痛苦，即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痛苦。一场浩劫结束后，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也都在进行着反思。在那场文化浩劫和历史悲剧中，许多人其实都是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伤害者与被伤害者，从而也是悲剧的制造者与承受者于一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少人竭力与伤害者的自我形象分割开，而放大被伤害者的自我形象——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人性本能，但对于一个人、尤其一个人文研究者来说，唯有深刻的自我反思、自我解剖，方可使其人生指向自由之路。钱中文向曾经被自己批判过的几位老专家一一道了歉，卸却心头的重负，在精神上获得别人的谅解。他一直想对一位在外地工作的老专家当面致歉，但直到1985年他才知道，这位他少年时期热爱的散文家、漫画家已于1975年去世，这使他至今无法释怀，依然保存着曾撰写并发表过的批判文章，绝无隐讳之意。他对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如何被塑造的过程有过深刻反思。
当然，作为理论家，钱中文的反思更多指向文学研究。新时期初期，拨乱反正开始，预示了他学术生命的复苏，而这时期文艺理论问题成堆，如：如何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有思想，怎么看待总是左右着文艺创作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艺术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民族文化中的两种文化思想问题，反映论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艺术真实性问题，强调文艺创作表现思想的问题，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头绪纷繁，但是都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探索中。他首先是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学习与研究中开始自己的反思和探索的。
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往往都是对其片面曲解。由于独特的政治传统，当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解放，也首先是从全面清理、准确认识和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始的。文学所所长何其芳生前曾交代要由理论组编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书。在五七干校期间，钱中文很有耐心地读完了当时已经出版的40多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两部书稿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编完。但前一书已由别的单位编好就要出版，所以他只好放弃。于是钱中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商量后出版《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型本，由他进行选删，并撰写该书《后记》（写于1981年10月），对列宁文艺思想及其发展作了梳理。首先分析了列宁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艺反映生活的理论指导的能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文艺通过作家的审美感受，通过对现象的生动的直观和描写，揭示生活和认识生活的真理，给人以审美感受。文艺既描写人们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也表现他们多样的主观的感受。”而“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一组文章，是用反映论原理评述作家的最著名的文艺论著”（第448页），这些基本思路后来被他概括为“审美反映论”。《后记》还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在阶级社会里，“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文化与“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是并存的，强调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第453页）。接着又分析了列宁“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论断，指出科学技术不具有阶级性，因而也无所谓民主性。而有不少作品，它们“丰富了人类的审美经验，而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审美价值”，无产阶级可以照样利用它们。“这种作品说不上是民主性的精华……同时它们又不是糟粕，绝对不能把它们同一些消极的文化现象等量齐观。”（第454—455页）
此前，钱中文还于1978年写有一篇长文《列宁论两种文化及有关文学理论问题》：“列宁的两种文化的理论，教导我们对文化现象要采取历史主义的观点，同时也要看到它的普遍意义。”②这种理论“没有方法上的绝对化、片面性，即要么是民主性的精华，要么是封建性的糟粕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性”，有些作品“只能从反映社会生活与自然现象的真实度和它的审美价值去加以考察和评价”（第370—371页）。这种思路后来在钱中文成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这些分析又具有历史和现实的针对性，该文指出日丹诺夫“断言那时世界上只存在社会主义文学和资产阶级颓废文学，这就把问题绝对化了”，对中国的影响是“多年来，我们把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庸俗化，把欧美文学一律看成反动文学而拒之千里之外”（第382—383页）——这种反思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中大量引进西方文艺及其理论以及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文艺，提供了经典理论依据。
P11－15
《钱中文评传》是“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中的一种。我们试图在诸种理论向度构成的“坐标系”中，以重要理论范畴为“网上之结”，勾勒出钱中文文艺思想的发展轨迹：勾画“坐标系”的工作（《钱中文评传》的一、二、三、四、七诸章）主要由刘方喜完成，而根据“结点”——钱中文提出的“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等重要理论范畴来描画轨迹的工作（《钱中文评传》的五、六、八、九、十诸章）主要由李世涛完成，最后由刘方喜统稿。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结合钱中文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生存感悟及社会历史等，来分析和阐释其文艺思想及其价值。
我们的工作是在钱中文所倡导的交往、对话中完成的。李世涛曾经做过有关钱中文文艺思想的学术访谈，公开发表过研究钱中文文艺思想的专题学术论文，在此次撰写《钱中文评传》的过程中，我们与钱中文不断交流。这种持续的对话，使我们能尽可能准确而清晰地描画出钱中文文艺思想的发展轨迹。但是，根据交往对话主义的基本理念，真正平等的对话又具有“外位性”，所以我们是按照自己的理论视角来概述钱中文的文艺思想的，这种概述肯定会有不全面的地方。在交流中，钱中文对我们从自己视角所作的概述予以了充分尊重，可见其对自己所倡导的对话的平等性原则的践行。学术界对钱中文的学术地位定位极高，我们曾试图把学术界有关钱中文极高评价的相关表述，收录进本书，钱中文却建议我们不要收录，亦可见其谦谦君子之风范。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对钱中文文艺思想的概括难免挂一漏万，好在这方面公开出版、发表的文献已有不少，搜罗、查阅起来也并不太难。我们这里只谈谈自己在研究、撰写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其一，有关钱中文文艺思想的总体评价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面对着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把理论发展史视为新观点不断完全抛弃旧观点、彻底取代旧观点，呈现为线性进化过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二是总感觉我们不如西方的妄自菲薄的文化态度。我们觉得克服这些问题首先要有尊重既有学术史事实和已有学术成果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此认为西方理论史是线性发展过程，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理论的发展史也应如此。但钱中文的相关研究告诉我们：真实的学术发展历史过程其实并非如此，尤其是西方当代理论，主要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当试图对西方理论史作某种宏观判断时，我们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学术史意识和耐心研究的学术态度。对中国理论发展的总体判断也是如此。许多人认为在理论上中国总不如西方，这是在文化认同上出现了问题，但我们认为其中的学术态度也存在问题，即这些判断往往是直觉的印象判断，少有具体、扎实的学术史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状况的总体判断，对某一文艺理论家的理论观点的判断，无论作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评判，总要建立在一定的学术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的。在撰写《钱中文评传》的过程中，我们通读了钱中文的绝大部分著述，我们对钱中文所作的总体评价是建立在较多文献及其学术史事实分析的基础上。当然，由于能力所限，这种总体评价难免有偏差，我们希望如有新的评价，也能建立在对较多事实较为全面的分析基础上。
其二，有关理论流派问题。构成钱中文文艺思想的“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论，在钱中文自己看来，也是中国学者共同阐释、共同努力而形成的学术成果，实际上已形成了某种理论流派。学术界不断有呼唤中国学派出现的声音，在呼唤的同时，或许我们也该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理论成果加以认真、细致而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了。无论对我们的某一理论家还是理论流派的理论建构作何评判，皆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不能仅仅局限在概念、名号上与西方理论较短长。
其三，有关人文科学的价值与发展前景问题。在这方面，钱中文不像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那样悲观，但他也绝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总体来看，随着在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无度扩张，当今全人类的人文活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而且还会日趋加重的压制和冲击，在这方面，钱中文虽不能挽大厦于将倾但也不能推波助澜的基本态度，或许对我们人文学者有重要启示。
最后，我们体会到，钱中文对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思维方式的持续批判，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意义。从中国内部来看，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时断时续总伴随着极端主义倾向，并产生灾难性后果。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和平”的主导趋势要求外交上的平等对话，外交上的“对话”而非军事上的“战争”已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但种种极端主义倾向如恐怖主义、经济乃至军事制裁、战争，等等，始终阴魂不散。再具体从世界范围内的文艺、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运作模式，总是挑战着人的审美、道德底线，鼓噪着种种极端主义行为以“吸引眼球”……极端主义过去是、现在是，恐怕将来依然是威胁人类和平、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内部的和谐发展、世界的和平发展，都需要我们对种种极端主义倾向始终保持足够警惕。对此，人文学者或许难有大的作为，但至少不应对种种极端主义倾向附和认同。
中国人文学术的进一步发展要克服许多问题，但如何超越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思维惯性显然也是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我们该倾听一下钱中文或许并不那么尖锐而高亢的理论之声了。
刘方喜
2016年5月10日
自序
第一章 兴趣与转向
一、童年时代与读书生涯
二、政治运动与研究转向
第二章 在自我反思中跋涉
一、学习与反思
二、俄国文论的探讨
三、基础理论初探
第三章 理论定位的寻求
一、贯通的现代性与开放的自主性：交往对话中的探寻
二、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创作原则与贯通的现代性认同
三、在中与外之间：历史意识与开放的文化认同
四、对中外文论发展“错位”现象的揭示
第四章 文学观与方法论的定位
一、在自律与他律之间：辩证圆融的文学观
二、在主导与多样之间：综合创新的方法论
三、文学观、方法论探索的结晶：《文学发展论》
第五章 审美反映论
一、反映论的两次被简单化、庸俗化
二、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
三、审美反映论的心理结构、三种现实、审美心理定势
四、审美反映的动力源、审美心理定势
第六章 审美意识形态论
一、审美意识形态论：中国学者在交往对话中的共同阐释
二、文学观念简单化的后果
三、多种文学观念、文学本质观的形成
四、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选择及其内涵
第七章 走向交往对话主义
一、遭遇巴赫金：一场思想交往对话事件
二、与学者、作家的交流和小说理论中的交往对话主义
三、美学、语言哲学中的交往对话主义
四、哲学人类学、诠释学中的交往对话主义
第八章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一、新理性精神论：中国学者在交往对话中的又一共同阐释
二、反理性的深刻危机
三、价值的全面失衡与人文精神的指向
四、新理性精神的诉求
五、新理性精神与人文科学方法论
第九章 全球化与文学的命运
一、反文化、文学一体化之争
二、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之间
三、文学消亡之争与文学理论的前景
第十章 在交往对话中跋涉
钱中文先生年谱简编
参考文献
后记
我喜欢跋涉，我的命运就是跋涉！
从小到大，从童年到老年，生命就是长途跋涉！
我喜欢跋涉，我的生命诞生，就汇入了不见尽头的跋涉！
——钱中文《跋涉》
这是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的生存感悟。20世纪80年代以来，钱中文提出“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等一系列范畴，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其理论和思想的成熟，这些理论之形成自有其历史和现实及中外理论史的背景，而钱中文强调“新理性精神论”同时也出自自己的“生存感悟”。人文理论之“人文性”一大重要体现，就是其离不开理论家的生存感悟。我们不知道万有引力定律与牛顿的生存感悟是否有联系、有多大联系，但显然的是：剥离于牛顿的生存感悟并不影响我们对万有引力定律的理解和估价，而剥离于一个人文理论家的生存感悟，我们多大程度上可以理解和估价这个人文理论家的思想则是很值得掂量的。让我们在理论家的生命史中来追溯其思想生长史吧！
刘方喜、李世涛著的这本《钱中文评传》是《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的一种，全面展现了钱中文先生在文学理论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永不止息的学术探索意识。钱中文积极拓展现实主义理论、文学观及方法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对文论核心问题“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析和建构。20世纪90年代以后，致力于交往对话和新理性精神的阐释与建构。世纪之交，积极介入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思考之中。本书集中介绍钱中文文论思想发展历程与理论体系，思想评述把握全面，叙述严谨。
刘方喜、李世涛著的这本《钱中文评传》选择了中国著名文论家钱中文，对他的学术成果和贡献进行客观的评价，钩沉起学术经历和人生趣事。本书图文并茂，客观、精准地评述了传主的思想与人生，文字简洁、精练。本书能够使更多的国内外读者领略和认识这位跨世纪文论大家的审美风采，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