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注意到东西方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学发展具有自己的文化命运和文化轨迹。我想进一步说，西方文明曾受东方文明影响!
可以说，西方人将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并以各种现代性叙事阐释这一文化源头，进而片面地将西方文化看成人类最初的曙光。事实在于，希腊文化作为一种曾经失落的文明，是近代以来因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一种连贯的文明形态。②其实，西方文明既不是一种连续性文明，又不是独立成熟的文明形态，而是深深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文明。史学家如是说：“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文明是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明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及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③“随着西欧‘中国文化热’的降温，欧洲人不再视中国为人类知识的发源地，而崇奉希腊人为人类最伟大的教师，在甚嚣尘上的否定中国文化的言论声中，结束了‘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④ ．
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中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和人与超自然力的神的关系的处理，启发了西方人。在文字、艺术、宗教等方面，西方文明对近东文明有着诸多借鉴：“在技术方面，无论是建筑学、测量学、城建学，还是军事技术(包括青铜和铁制武器的制造)，制造术的发展，雕刻艺术都是从两河流域和埃及传人的。在科学方面，大到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修辞学，小到具体的对时间的测量，历法的制定，都是由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开创先河的。就连贸易的艺术，钱币的使用，法律组织和规范社会的观念，外交手段的运用，以及国际条约的签订都由两河流域和埃及人首创。”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文明是吸收东方先进文明而获得精神能量的。正是将人置于宇宙中心，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德)，才使得现代西方人与古希腊人在坚持人文主义，高扬人性中找到了精神共鸣。 那么，当代人为什么会认为西方人的艺术话语、经济网络和价值体系高于东方人呢，这来自于历史的误读。在我看来，古希腊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哲学思维、科学精神、民主政治、文艺精神等方面的原创性，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而对希腊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古罗马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古罗马主要通过其帝国势力的扩展和大量的文化持续传播，将希腊城邦狭小区域的思想放大而变成全球性的思想。古罗马使希腊世界化，没有这种量的扩散，古希腊仍然只能是区域性的思想。虽然古希腊和古罗马前后相继，但毕竟是不同性质的两种文化。希腊更欣赏平静安宁的生活，而罗马则强调强悍的生命活力。希腊人对罗马人的态度夹杂着恐惧和鄙视一一因罗马武力的强盛而感到恐惧，又因罗马没文化而鄙视。希腊人认为自己在诸多方面优于罗马：手工艺、农业技术、优秀官吏具备的人文知识、像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样的对话、享受生活的优雅，还有艺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修养等。而罗马人的优势在于军事技术和社会团结，尤其在法律方面取得的成就，无疑成为西方法制的基石。②
古罗马孕育了西方的“世界精神”，有其进步性也有其局限性。罗马传播了文化，使得野蛮的罗马人没有使社会变成永久的黑暗，而因其传播文明使西半球明亮起来。当然，这种扩张还形成另一种深刻的观念，在罗马人心目中，罗马帝国在本质上是全世界性的。这种观点传给了基督教会，因此基督教会认为自己超越佛教和伊斯兰教而成为“公教”，具有了审判全世界的先定合法性。古罗马传播全球性的观念一一公教思想使得他们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具有一种普遍的文化，像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进而认为基督教以外的都是邪教，西方以外的地方只称为“非西方”。这就如同“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除了人以外都是“非人”一样。这也成为了今天美国的“全球化=全盘西化=美国化”的逻辑。
其实，这个星球最早亮起来的是东方。西方一些词语事实上是从东方汲取的，如果没有中东文明，这些词语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代数、酒精、炼丹、蒸馏器、碱、方位、天顶等。阿拉伯人接受了东罗马帝国的文明以后，促使了文化的融合，出现了这些新的词语。回教徒的接触使得西方人知道了阿拉伯的数字、代数和化学。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希腊文明在语言、宗教和思想方面受两河流域文明启发，在宗教上希伯来文明成为了西方文明的重要来源。无论是其一神论思想(上帝的超验性、永恒性、全能性、仁慈性)，还是人身关系上的“契约观”(A-~t2帝通过外在的立约形式确定关系)，以及“末世论”(当末日到来时有上帝派遣的弥赛亚救世会降临)，使得西方在上帝信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契约论”，每个生命最终获救、复活和不朽，成为西方文化中的深层无意识。
我注意到季羡林的工作除了研究佛教语言和佛经翻译等，其重心在研究外国文学上。但他也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问题还不少，“总起来看，我们的水平还是不够高的。我们的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等方面都有问题。最近有不少同志提出了方法论的问题，这是提得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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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逝的是永恒的。
当今文化领域自命为大师者颇为不少，而贬低大师的人也往往不在少数。这大抵是一个令人焦灼的时代一一大师在不断地升值，也在不断地贬值，不断地浮出水面，又不断地掉人污水。在一个自命大师的时代，无疑把大师当作廉价广告而消解之。故而，季羡林先生率先表示辞谢“大师”、辞谢“泰斗”、辞谢“国宝”。他在强调“大”文化视野的同时，用自己的笔拓展了自我学术人生的大境界。
今天，一些学者忙于写晚明史，书画家忙于走晚清路。在大国崛起的时候，文化却在无力地呻吟。我们知道，晚明和晚清是中华民族惨痛的一环。有些人却在津津乐道晚明那点事，拍卖市场把晚清作品拍成天价，那些晚清和民国的东西实在是大国衰败的纪实。今日中国作为大国必须和他的文学品格、美学品格相配合，这就是“正大气象”的审美风范。
在我看来，季羡林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理论，坚持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强调“西化”必将让位于“东化”的看法，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我认为，东方和谐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仍而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得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东方文化守正创新必然使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遭到质疑并走向终结!中国崛起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
在对季老的思想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看到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半个多世纪凌晨即起的生命写作对季老的意义是沉重的，这是中国历代“立言不朽”的铭刻性和战胜速朽生命的感悟性使然。通过语言铭刻的方式进入历史和未来，或许是季羡林写作中的本真性所在。不难看到，季羡林已经醒悟到世俗生活的易朽性，那些世俗生活方式以及码字经验已经对他失效了。因为他的写作已然成为生命中不得不写作的必然宿命!
季羡林先生通过自己的笔，表明在中国文化复兴问题上必须具有正大气象和守正创新。“守正”是需要勇气的。“正”就是“正宗，正脉，正路”。“正”就是中流砥柱，就是树立一种遗世独立的尺度。天下有很多路，今人选择走捷径，但捷径往往是死路、断路和无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正路。正路最难走，但是是唯一能走通的道!季先生是孤独的，因为在这个反文化、反文学的后现代时代坚持“正”是艰难的。但是我从他的笔下感受到了先秦史官的中正之气一一齐国大臣崔杼杀了庄公姜光，齐国太史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杆怒杀太史，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崔杼又杀。太史的二弟接着写，崔杼见状，不敢再杀。因为历史将这样记录并铭刻下去，杀史官者将遗臭万年。我们不相信地球上会满地都是圣人，我们也不期待中华大地满地都是哲学家。中国有季先生这样一群知识分子足矣。他们可以用笔批评时代的弊端，呼唤时代的正气，并凛然无畏地表达出来。我认为，守正前提下“创新”的关键在于塑造中华群体文化雕像。
季先生要画出中华民族的文化雕塑群像，要用学术之笔写出一部中国思想史长城，从中能感到一种真正的人的尊严和“大”境界。强调境界大、视野大、眼光大、气魄大。季先生在某种意义上横跨经、史、子、集。他通过他的笔，他的学养，他的眼光做到大手笔书写，规避了小趣味、小卖弄。“气”是浩然之气，孔颜气象之气。大气盘旋之“气”充沛于天地。而我们很多人都在憋气、怄气、生气，天下只恨财聚无多，恨房子太窄，恨金钱太少，恨官帽太小。季先生却一身清气，遗世独立，有浩然之气。一个有浩然之气的人可以做到“粪土当年万户侯”。“象”是孔颜气象之“忧道不忧贫”，是汉唐气象的辉煌大气。当下中国文化应该从晚明、晚清至民国的败国之象中走出来，从一地鸡毛的文学启恋中走出来，而重新呼唤正大气象!
文化硬实力不行，一打就败，文化软实力不行，不打自败。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文化未来蓝图的设定，需要千百万知识分子努力践行，从而完成这一蓝图。我不赞成五四时期一些学者“打倒孔家店”的呓语，“全盘西化”地置换民族DNA，“废除汉字”的殖民主义倾向。那种一味地对中国传统加以质疑并虚无化的做派，只是在后人懦弱得断了脊梁而仰仗西方发出的卑微的哀叹。我们应当自我反省而不应自嘲自虐，应该从“审父”走向“审己”，减少文化误读，纠正国人在西方视野中被妖魔化的形象。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这意味着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而是对等交流的彼此的文化和精神。
面对“河东河西论”，我们必得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一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引申开来，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不齐，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事实上，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因此，只有“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得到良性解决。我们只能在宽容中庸、立己达人中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强国路。发现东方，意味着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同时还意味着，中国文化守正创新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世界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
真正的人生是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生存的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揭底的人生。季老以理性和语言去探索东西文化消长对话中的未知领域，在现代人的情感萎缩中唤醒对大国状态的思考，投一束思想的光亮照彻幽昧的思想暗夜，在严峻的学术文化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的苦难并开出文化精神新境界的是大写的人!
最后，感谢黄山书社汤吟菲、朱莉莉编辑，她们耐心和有效的工作，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近百年来，中国美学文论学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断扩张中，艰难地生产着自己的文化和美学新思维，在欧风美雨中不断吐纳吸收的同时变更着自己的美学文艺学立场。然而，当美学和文论边界不断扩大化的时候，中国美学文论身份却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内，学者们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美学家文论家，却没有看到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性地对中国百年来的美学家文论家加以整体研究的著作。
尤为严重的是，中国美学界文论界在对整个西方美学界文论界加以研究的时候，已经从宏观研究进入到微观研究层面，对西方古典美学家文论家、西方近现代美学家文论家、西方后现代美学家文论家的研究著作已多不胜数，而整个西方对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了解和研究却几乎是空白。这种文化美学上的不对等性，导致中西美学界文论界产生了巨额的“文化赤字”。这种“文化赤字”可能引发的“文化战争”危险，迄今仍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一、中国美学家文论家需在国际话语中重建身份
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其当代美学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中国面对世界，世界不可能背对中国。东方大国的美学文艺学在失去自我身份后亟需重新反省并获得自我身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重新检讨中国美学的精神价值取向，从全盘西化的美学文论研究的盲视中走出来，重新以“走近经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审视中西文化深层对话时代中的中国美学文论身份；从西方美学文论的中国化到中国美学文论经验的世界化的转型中，关注文化创新与文学理论创新的同步性，进而守正创新一一“走近经典”并“创新经典”。
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来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元化、多样化。
当代西方文论的全球扩张，深层原因是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播撒。现代性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殖民主义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并走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于是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升华的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堕落般的“恶心”。艺术家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泥潭，对人类后殖民未来充满了悲观意绪。 西方乘着全球化的翅膀开始了文化霸权的飞翔。霸权是一种在文化领域中争夺“领导权”或“控制权”的话语，将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扩张化，使之成为人类对西方话语权力的普遍认同。于是，话语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施，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被政治化。人类在价值崩溃中彻底地世俗化，人类精神生态失衡已经习焉不察地成为意识形态符码。
当然，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从而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中国美学播撒和新理论输出，形成中西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在美学文论创作方式、本体结构、接受方式、传播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美学文论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21世纪中国美学文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走近经典为了继承，创意经典为了图新，美学图新为了精神原创，这表达了我对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美学观念、美学形态、文论方法、文论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守正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软实力，可以表征美学文论新的大国形象。
当代美学家文论家努力的方向是文论原创性，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美学文论研究了30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不断创新的中国美学文论精英。只有中国美学文论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一一中国文论的文化输出!美学文论国际互动是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美学文论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美学文论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高水平开创性学术丛书出版困难的时期，黄山书社决定推出这套《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令人感佩。首批推出朱光潜、宗白华、杨晦、季羡林、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钱中文、胡经之、童庆炳等十位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的评传。评传在“评”的方面突出对所评专家学术成果的评介，在“传”的方面则尽可能地钩沉出所评专家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趣事，使其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通过丛书的出版，力求打破多年来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对国外思想家了解较多，而国外对中国当代思想家却知之甚少的局面，为中国当代“文化输出”做一些推动性工作。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能对这些经历了20世纪欧风美雨的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精神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和认识这些跨世纪美学大家的审美风采，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国际化。
是为序。
王岳川
2015年1月8日子北京大学
王岳川著的《季羡林评传/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是《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的一种,全面展现了季羡林先生为当代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在文学、哲学等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王岳川著的《季羡林评传/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20世纪的美学大家和文论大家的精品文化书。该书对季羡林的学术成果和贡献进行客观的评价，钩沉起学术经历和人生趣事。本书图文并茂，客观、精准的评述了传主的思想与人生，文字简洁、精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