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学科的建立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1921年，当时的北京大学根据蔡元培的建议，在哲学系设立了“美学”“美学名著研究…‘西方美术史”等课程，还同时开始编写《美学通论》一书，惜未完成。但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却聘不到合适的人来承担教学工作，蔡元培就亲自讲授美学课：“（北大）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按：即民国十年，1921年，一说为1922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住进医院停止。”此后担任美学教学的是邓以蛰。他于1923年3月至1930年3月期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美学”“美学名著研究”“西洋美术史”等课程。20世纪30年代以后，宗白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也上过美学等课程。由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美学多数讨论和注重的问题是美育问题，美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主要是在美育的平台和背景下进行的。可见，美学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巨大的精神价值。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和代宗教的功能使美学秉有一种关切人生的人文精神。
对现代中国美学影响深远的思想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美国实用主义（杜威）、德国存在主义（尼采）及各类现代主义等。这些都是先通过翻译而实现的。民国时期的美学著作的翻译不可忽视，在数量上不低于中国学者的美学著作，且具有更完备的体系性和理论性。如英国马歇尔的《美学原理》（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日本黑田鹏信的《美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意大利克罗斯（今译克罗齐）的《美学原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1934、1935）、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上海大江书铺，1929）与《实证美学的基础》（上海世界书局，1939）、俄罗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香港海洋书屋，1947；哈尔滨读书出版社，1948；上海群益出版社，1949）等。这些国外美学著者只有克罗齐、车尔尼雪夫斯基、卢那卡尔斯基等人后来有着持续的影响，其他人则多已湮没不闻了。
1949年之后，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中国美学受到苏联美学的强烈影响，当时出版了大量苏联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著述，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其中就包括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当时美学主流话语是哲学唯物主义，通过系统展开对民国唯心主义美学的批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美学研究的指导地位。这一点当然不单是“美学大讨论”的结果，而是由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历史状态所决定的。到了新时期，随着社会氛围的日益开放化，学术空气的自由和宽松，一种更为多元化的美学研究在中国出现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全面进入中国，这就对现代中国美学造成了冲击。后现代主义的破除权威、排斥整体、拒斥中心、否弃价值的边缘文化立场提供了一种重估历史、再造文明的契机，但其对理想、价值等的否定不期然使自己深陷虚无主义的泥淖之中，这却是其始料不及的。作为与西方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一心理结构、经济基础的国家，中国要选择自己的中国化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美学研究亦不例外。
P12-13
后记
写作是一种投入和释放，思想的魅力就在于触发这种写作。对《李泽厚评传》的写作亦然。
李泽厚是聚讼纷纭的人物，要对其思想发展与成就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述并不容易。本书的具体任务是“评传”。在评上，力图展现李泽厚一生的主要美学成绩。在传上，则尽力凸显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心路历程和人生经历。两个方面都是粗线条的，并非巨细无遗，只具有导引性。其实，要知道李泽厚美学的来龙去脉、是非成败，还是要了解其思想本身。
李泽厚一生美学思想大致可以分为艺术美学、哲学美学和文化美学三大领域。艺术美学的特色是着眼于具体文艺，《美的历程》即属此类。哲学美学则强调从哲学层次加以体识，《美学四讲》即属此类。文化美学则强调从文化历史等角度考察美学，《华夏美学》即属此类。不过，三者既是密不可分的，又是统摄于其哲学体系的。“美学三书”代表了李泽厚美学的总体成就。但是，这一成就不是突然出现、完成的。可以想见，完成“三书”之时，李泽厚已年近六十，因此，最重要的还在于其思想的“积淀”。这个词用在李泽厚身上也许更合适。对“三书”之前的李泽厚美学，本书用了四章来谈，也是这个原因。晚年李泽厚的美学之思没有较大拓展，但仍有部分的新意和启发，影响也逐渐扩大，因此本书也评述了其晚年的美学思想，以展现李泽厚美学的整体发展风貌。
在写作方法论上，本书立足文本，兼顾语境与历程，尽量还原李泽厚美学与文艺理论思想的原貌，而不随意臆测。在选择材料上，以李泽厚的美学论著为依据，以思想观点形成的时间先后为线索，辅以发表或出版时间。撷取代表性的人生经历，不过多涉及不必要的人事和个人问题，而将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轨迹作为主要任务。本书依照评传模式结构全书，每一章的论题、时间都相对集中，也兼顾前后的起源与延伸。
序言中说过，李泽厚是一个难题，作为评传的作者，我通过自己的阅读尝试回答了这一难题。对我而言，李泽厚是熟悉又陌生的。熟悉的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美学界都有他的身影、痕迹，他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代表。陌生的是，我与李泽厚无任何实际的联系，我是通过文本来阅读李泽厚的（好在李泽厚先生的口述与回忆性文字最近出版了不少）。对这一难题的解答，既需要进入文本，又需要超越文本而进入整个历史进程。因此，这一解答也将是开放的。按丛书体例，书中附有传主照片、著作书影及相关图片以增加本书的可读性，在此谨向李泽厚先生、赵士林先生等致以诚挚谢意。
感谢王岳川教授盛情邀请我参加评传丛书的撰写，既使我有机会具体地体悟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又使我增强了对中国思想世界化的信心。感谢黄山书社对本书出版的支持和重视，感谢朱莉莉女士专业的编辑工作，使本书增色不少。感谢我的家人，给我无限的温馨与希冀，默默无闻地支持我和理解我，他们的存在让我感受到世界的重量。
最后，限于能力、时间等因素，本书错漏之处定然不少，还请各位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时胜勋
2009年8月20日初稿于清华园
2012年5月2日二稿于西藏拉萨
2015年8月18日三稿于北京大学
总序
近百年来，中国美学文论学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断扩张中，艰难地生产着自己的文化和美学新思维，在欧风美雨中不断吐纳吸收的同时变更着自己的美学文艺学立场。然而，当美学和文论边界不断扩大化的时候，中国美学文论身份却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内，学者们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美学家文论家，却没有看到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性地对中国百年来的美学家文论家加以整体研究的著作。
尤为严重的是，中国美学界文论界在对整个西方美学界文论界加以研究的时候，已经从宏观研究进入到微观研究层面，对西方古典美学家文论家、西方近现代美学家文论家、西方后现代美学家文论家的研究著作已多不胜数，而整个西方对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了解和研究却几乎是空白。这种文化美学上的不对等性，导致中西美学界文论界产生了巨额的“文化赤字”。这种“文化赤字”可能引发的“文化战争”危险，迄今仍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一、中国美学家文论家需在国际话语中重建身份
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其当代美学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中国面对世界，世界不可能背对中国。东方大国的美学文艺学在失去自我身份后亟需重新反省并获得自我身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重新检讨中国美学的精神价值取向，从全盘西化的美学文论研究的盲视中走出来，重新以“走近经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审视中西文化深层对话时代中的中国美学文论身份；从西方美学文论的中国化到中国美学文论经验的世界化的转型中，关注文化创新与文学理论创新的同步性，进而守正创新——“走近经典”并“创新经典”。
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来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元化、多样化。
当代西方文论的全球扩张，深层原因是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播撒。现代性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殖民主义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并走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于是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升华的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堕落般的“恶心”。艺术家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泥潭，对人类后殖民未来充满了悲观意绪。
西方乘着全球化的翅膀开始了文化霸权的飞翔。霸权是一种在文化领域中争夺“领导权”或“控制权”的话语，将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扩张化，使之成为人类对西方话语权力的普遍认同。于是，话语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施，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被政治化。人类在价值崩溃中彻底地世俗化，人类精神生态失衡已经习焉不察地成为意识形态符码。
当然，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从而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
二、从西方文论中国化到中国文论经验的世界化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以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事实上，在文化美学领域中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美学文论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只有这样，当代理论家才能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犹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论光辉和美学神采。
当代中国美学文论流派原创、范畴创新、体系“守正创新”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充分关注的时候，中国文论“守正创新”势在必行。
三、在“守正创新”中整体展示中国美学文论大家
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论应在当代文论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中国美学播撒和新理论输出，形成中西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在美学文论创作方式、本体结构、接受方式、传播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美学文论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21世纪中国美学文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走近经典为了继承，创意经典为了图新，美学图新为了精神原创，这表达了我对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美学观念、美学形态、文论方法、文论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守正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软实力，可以表征美学文论新的大国形象。
当代美学家文论家努力的方向是文论原创性，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美学文论研究了30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不断创新的中国美学文论精英。只有中国美学文论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论的文化输出！美学文论国际互动是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美学文论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美学文论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高水平开创性学术丛书出版困难的时期，黄山书社决定推出这套《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令人感佩。首批推出朱光潜、宗白华、杨晦、季羡林、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钱中文、胡经之、童庆炳等十位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的评传。评传在“评”的方面突出对所评专家学术成果的评介，在“传”的方面则尽可能地钩沉出所评专家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趣事，使其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通过丛书的出版，力求打破多年来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对国外思想家了解较多，而国外对中国当代思想家却知之甚少的局面，为中国当代“文化输出”做一些推动性工作。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能对这些经历了20世纪欧风美雨的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精神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和认识这些跨世纪美学大家的审美风采，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国际化。
是为序。
王岳川
2015年1月8日于北京大学
时胜勋所著的《李泽厚评传/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是《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的一种，全面展现了李泽厚先生在美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独特的思想效应。李泽厚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美学领域达到顶峰，80年代出版“美学四书”——《美学论集》《美的历程》《美学四讲》《华夏美学》，在多个领域多有创获，对美学热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本书集中介绍李泽厚美学思想发展历程，勾勒其美学思想的基本轨迹，思想评述客观到位。
《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20世纪的美学大家和文论大家的精品文化丛书。该丛书选择了朱光潜、宗白华、杨晦、季羡林、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钱中文、胡经之、重庆炳等十位中国著名美学家和文论家，对他们的学术成果和贡献进行客观的评价，钩沉起学术经历和人生趣事。丛书图文并茂，客观、精准的评述了传主的思想与人生，文字简洁、精练。希望本丛书能够使更多的国内外读者领略和认识这些跨世纪美学文论大家的审美风采，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当代美学文论研究的国际化。
本书为时胜勋所著的《李泽厚评传/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