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出版社组织专家编撰出版了“南京不会忘记”丛书。张生、董芙蓉著的这本《南京不会忘记：米讷·舍尔·贝德士》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本书采用第三方人士的独特视角，借助大量的中、美、德等国的原始文献、书信、日记，再现了国际义士米讷·舍尔·贝德士的勇敢和大义。本书的出版，不仅仅是单纯讲述历史，更是为了记住在黑暗中的人性光芒，在人间炼狱中的一抹温暖。

张生、董芙蓉著的这本《米讷·舍尔·贝德士》是“南京不会忘记”丛书中的一本。全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按照史书的一般写法，以人物为主体，事件为线索，故事为载体，将贝德士创建中国近代历史学、参与组建国际人道救援机构、救助救济中国难民、目击的南京大屠杀、出席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调查日本殖民统治和奴化宣传及分析中国抗战前途、壮志未酬的晚年等七部分内容叙述出来，让世人永远铭记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米讷·舍尔·贝德士，美国人，金陵大学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

创建中国近代历史学

参与组建国际人道救援机构

救助救济中国难民

贝德土目击的南京大屠杀

调查日本殖民统治和奴化宣传

分析中国抗战前途

出席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

壮志未酬的晚年贝德士

主要参考资料

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成立于1936年，隶属金大文学院。1935年，教育部颁布《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章程》，要求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文学院根据这一章程，在国学研究班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和文学部，并为此专门成立委员会，时任历史系系主任的贝德士被推举为委员，另外两位委员是文学院院长刘国钧和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徐养秋。

委员会成立后，贝德士等便拟定规章、课程和招生简章等，送教育部审核，1936年获教育部核准，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正式成立。

根据《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暂行简章》规定，史学部选聘教授4至6人，生源为“国立省立及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文学院或独立学院文科毕业生以史学与中国文学为主辅系者，或其他各系毕业生愿研究史学而毕业成绩在中等以上者”。在大学生尚为凤毛麟角的时代，贝德士等人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史学人才，令人感慨万千。今天，贝德士虽然已故去近40年，但他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一位可亲、负责的老师，长久地活在金陵大学师生的心目中。

1920年贝德士来到金大，由于当时金大的教工宿舍并不宽裕，他只好借住在社会学家谢伟师家中。据谢伟师回忆，当时他们必须为贝德士腾出两间房，一间住人，一间装书。待贝德士将所有的书拆包后，竟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没法安放，贝德士是南京的外国人中私人藏书最多的一位，由此可见贝德士对知识的渴求。这种渴求也成就了他的博学多才，他的学生陈宗熙回忆说：“其学问的渊博与为人的和蔼，固属有口皆碑，对于历史上‘人，‘时’‘事’‘地’‘物’的记忆力之强，尤其熟极若流，如数家珍。”听过贝德士演讲的外国学者索尔博也说：“1943年在耶鲁，贝德士在我选修的一门中国区域研究课堂上演讲，我特别倾服于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与记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座位离他很近，两小时提供大量细节，诸如互相比较的数位，1900年、1910年、1920年、1930年、1940年中国铁路有多少英里，硬型路面公路的类似数位等。演讲之后与贝德士交谈，我发现他的讲演稿只有三个词用以概括主要范围。”还有曾任金大校董的杭立武回忆起贝德士：“至于贝德士先生，确实是一位积学之士。他治学的态度很严谨，无论讲课、改卷子，或讨论问题，绝不含糊。他寻求理解，必有所依据，对于搜集材料，十分的认真。”贝德士刚来中国时，并不精通中文，通过在金大华言科的努力学习，“已可博览群书。他每日必看《中央日报》，同学中有以中文撰写作业者，他也照样可以批改”。

贝德士讲授的课程深受学生喜爱。陈宗熙说：“在校四年，可资纪念的事物太多了，正如白头宫女闲话天宝遗事，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而在记忆中最凸出、最清晰、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是教授我们政治学和历史的贝德士教授。……在教授的时候，娓娓道来，不疾不徐，旁征博引，循循善诱。因此他所教授的科目，都为同学们最感兴趣的课程。”

贝德士善于提携后进，培养史学新苗。他说：“我试图扶植中国青年教师，让他们得以顺应自己的兴趣与长处，而我则只有担任其余的历史课程。重要影响已逐步显示出来，但这却意味着我要像新教员那样，不断从一门课程转移到另一门课程，同时还要遵循部颁教学计划的不时变化而担任新课教学。结果已表明这一决策完全正确，例如我现在的主要同事王绳祖与陈恭禄，还有此前的三四位同事。王、陈不仅教学出色，他们的著作已有并将继续增长广泛的影响，因为他们编写的大学教材已成范本。”所以，在王绳祖出版的《现代欧洲史》与陈恭禄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扉页上，都特别写上“献给贝德士教授”，以感谢他的培育之恩。贝德士为金大历史系的发展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是全校师生一致公认的，“他在文学院虽仅是历史系主任——一度也担任过副院长——但因为年代久，资望高，所以对于整个院务，甚至全校校务，都有很大的贡献”。

课堂之外，贝德士也尽力去帮助学生。据史学家章开沅回忆：“在我们金大历史系校友的心目中，贝德士主要还是一位好老师。他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特别是乐于帮助学生。他常利用周末进行家庭茶叙，轮流邀请部分同学做客，不仅作为史学的第二课堂，还借以训练我们英语的口头表达能力。他与贝师母都非常和蔼可亲，以助人为乐。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异想天开，突然对研究印第安民间文学兴味甚浓。他们不仅没有批评我不务正业，反而设法帮助我向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借阅有关新出版的著作。”陈宗熙也说：“如果在课余到他私人住处去请益，他更不惮其烦地详加指示，真是如坐春风，如同家人般的亲切热诚。此种情形，如今在台同窗学长当能为我证明。我之所以选读政治，完全是受了他的影响，假如说略有心得，也完全是受他之赐。”

可以说，贝德士作为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假使没有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他也会因为对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开创性贡献而被后人铭记。但因为那一段峥嵘岁月，今天，任何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学者，都不会忽略他的存在，他已经被书写进了世界历史。

P12-16

1978年10月的一天，美国耶鲁神学院，四楼的一间研究室。

富兰克林·吴走进房间，3000多页手稿——旧的、修改的和新写的——塞满了档案柜。 “有许多较小的盒子，装着经过他仔细注释过的文献、笔记与摘录。好几个纸箱装着已经分类过的文件。桌上堆着他最近撰写的书稿，置于纸张上面的是半截铅笔，好像是表示‘出去走走，马上就回来。’”

手稿的主人静静地走了。而他深情服务过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他却没有来得及再次踏上那一片土地，那一片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江南故土。

他就是米讷·舍尔·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原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金陵大学副校长、非常委员会主席，同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后担任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

相比其他西方在宁人士，贝德士最大的特点，是他作为受到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系统训练的历史学家，几乎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第一时间，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将会写入历史的重大事件。在繁忙的人道救援工作同时，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各个侧面。他的文字，一方面要收录进《南京安全区档案》；一方面要想方设法传递到南京城外，告诉所有关心南京命运的人们；再一方面，还要传输给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供其发回美国政府高层，以便进行对日交涉。这在没有复印技术的当时，是巨大的工作量。

20世纪50年代，贝德士返回美国。因为撰写著作的需要，他收集了大量有关美国教会人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书信、日记和其他文献，并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今天，我们称之为“耶鲁文献”。

可以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三方文献，特别是美国文献，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经过贝德士之手的。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贝德士的足迹，穿越时空，进入历史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