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由于新文献，特别是出土文献的发现及研究方法的更新，国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于国家长期重视学科建设，研究人员的学历层次大大提高，五十岁以下的国学研究者，多数具备了博士学位；为了培养基础扎实、视野开阔、文史哲兼通的高素质人才，一些高校相继建立了国学院，设置了各具特色的课程体系。这些进展均令人高兴。但我们也发现，无论是在兼容多个学科的国学院，还是分设的文、史、哲院系，往往存在着忽视文献学类课程开设、忽视文献学基本功训练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给国学教育与研究带来严重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检索与利用的学科，也是指导人们读书、治学的学科。它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其进行学习、研究，如现在不少高校，均设有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其任务就是培养从事文献整理和文献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同时，文献学又是其他一切涉古学科即国学的基础，是一切从事国学研究者必备的常识。文献学与国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不是可有可无、彼此游离的两张皮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从事文献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哲基础，否则，其研究必不能深入，因为抽象的、不涉及具体学科内容的文献是不存在的。同时，从事文、史、哲及其他涉古学科的学者，也必须具备文献学的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或者这个基础过于薄弱，必定影响其进入学术殿堂的进程，其研究成果很难不出现硬伤。
国学研究，任何发明、创新必须以古典文献为基础，其中最重要、最常用者又是古书。而我国的古书，在作者、书名、篇名及成书过程、编辑体例等方面与现代书籍存在着诸多不同。如果对这些全然不知，在引用资料时必然要出现差错，甚至影响科研结论的准确性。笔者曾让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做过一个作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诗集传》和中华书局1983年版《楚辞补注》为依据，查出《诗经》与《楚辞》一些语句的出处，结果大部分人均将《诗经》的篇名和《楚辞》中的一些分篇名标错了。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我国早期的古籍，篇名在该篇正文之后；如果一篇之内再分若干分篇，总篇名之后往往是第一分篇的正文，各分篇之名在各分篇之后。《诗集传》的底本源自宋刻本，《楚辞补注》是依据汲古阁本标点排印的，还保留着古书的这种体例。这些未来的学者们对古书的这种体例全然不知，故有此误。有一部介绍汉字知识的书籍，以清代阮元主编的《经籍饕诂》为材料来源之一，结果出自该书的例证的出处和作者全都错了。这里面既有治学态度的问题，也有文献学知识欠缺的问题：对《籍诂》的体例不了解。见解再高明，论述再深刻，而支撑自己观点的原始资料出了问题，总是遗憾之事。 目录学和版本学是文献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对人们的读书治学尤为重要。我们考察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和著名学者的治学历程，无不是靠着版本目录学的指引步入学术殿堂的。道理很简单，走上学术道路，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读书，离不开利用文献资料，这就需要了解自己学习与研究的学科及邻近学科，有哪些基本典籍，其内容、体例如何，有何优点，有何缺点；这些书籍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都需要心中大体有数。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才能清楚自己研究领域的家底，以免论述到有关问题时失于武断；谈到有关文献时，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利用资料，才能有意识地选择好的版本。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粼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这些著名书目，都是国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常读书。 这些本都是老生常谈，但当今的状况颇令人担忧。有的博导，到清代雍正年间问世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去查检乾嘉时期的资料，自己浪费时日自不必说，也很难想象，这样的博导会培养出能够科学全面地搜集资料的博士生来。由于目录学知识的缺乏，版本意识的淡薄，不论是在博士论文当中，还是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失误。有一篇研究唐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在谈到唐初欧阳询等所编《艺文类聚》时说该书是“一部有名的丛书，但百不存一”。不知《类聚》是类书而非丛书，全书一百卷，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集成》与《类聚》都是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类书，尚且如此，生僻之书，便可想而知了。有一部研究方言史的著作，说从唐代到明朝，我国的方言著作属于空白。但宋代《中兴馆阁书目》著录《蜀尔雅》三卷：“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据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目》和明代李贤等撰《明一统志》等文献，北宋王浩、王资深亦著有《方言》。这是因为缺少目录学知识，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家底不清而导致结论有失。有人研究生僻字，以清代曹楝亭刻本为底本，而不知“曹刻误谬极多，中有一卷，全出改窜者。”凡是曹本误者，皆以为是《集韵》编者之误，逐一考之，不仅做了大量的无用功，其结论的可靠性也大打折扣。
由于文献学教育的缺失，现今的硕博论文的“参考文献”，不出错者极少，如有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论文，将《诸子集成》的编者著录为“宋代·朱熹”，而全然不顾其中多清人校注本。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足为怪，因为当今国学领域的高校教材，涉及文献，不出错者亦鲜。如有的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高校教材所开列的研修书目，大而不当、与受教育者的水平相距甚远姑且不论，书名、作者、时代、版本，各种错误应有尽有。
这些情况的普遍存在，反映了当代社会对文献学尤其是其中的目录学、版本学知识的忽视或排斥，已经发展到了危及人才培养与基本研究的地步。P1-5
《墨香书影》是时永乐先生的学术随笔集，所收内容极为丰富，既有时先生藏书购书的自我记录，也有对师长的深切怀念，更多的是对古籍文献、版本目录诸般问题的深刻思考。时永乐先生是位履道坚贞的学者，一生淡泊名利，唯嗜藏书读书，尤喜古籍版本之学，家藏典籍50架，多至数万册，自言“未尝一日废书”，居恒苦读，静心揣摩，徜徉书海，神交古人，自得其乐。先生治学极为严谨认真，对文献的检核更是一丝不苟，但他为人却极为宽厚随和，温润儒雅，有循循长者之风，又古道热肠，时刻关心着他周围的学生、同事、朋友的各种琐事，尽量为他们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然今年十月十日，先生因病遽归道山，学林震悼，无不为之感到无比的沉痛与惋惜。看到先生家中一排排藏书屹立如昨，他的谆谆教导仿佛还在耳边萦绕，总觉得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他只是去远行，让我们极尽目力，于泪水中凭眺那高大的背影……
时永乐先生著述颇多，已行世者如《论衡词典》《古籍整理教程》等，学界已多有好评。然先生倾注巨大精力的古籍整理著作《论衡珍稀版本汇录》因卷帙繁多．尚稿藏于家，期待出版之机缘。另外，时先生数十年来，以《论衡》研究为中心，于国内外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体现了先生深厚的文献功力和独特的治学门径，也未来得及结集出版。除了上述这些厚重的学术著述之外，时先生还有很多读书笔记、书信札丛、个人博客等，其散金碎玉，零篇断简，正自不少。抚读先生这些随笔札记，令人唏嘘唱叹，不忍释卷，其中有访书的喜悦与艰辛，有对文献学研究的展望，有对国学学科的冷静思考，也有对前贤长者的真挚追忆，内容涉及先生几十年治学路程上的方方面面，这些文字对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时永乐先生的学术人生都是极为有益的补充。然先生之家人亲友于新痛之余，尚未暇对时永乐先生之文集进行全面的整理纂辑。今承南京大学徐雁先生之美意，欲将时先生的学术随笔先行付梓，收录于其主编的“全民阅读书香文丛”之中，正可稍补时永乐先生全集未出之缺憾。读者览此一编，当可管窥时永乐先生之性情人品，及其聚书读书、治学问道之曲折历程，进而了解时先生坚忍不拔之求道精神。
南京大学徐雁先生、河北大学新闻学院杜恩龙先生更为本书之成，尽心谋划筹措，令人感佩。为发扬师说，先生之弟子许君超杰博士、李君寒光博士不惮辛苦，实任文字排纂校勘之劳；路璐、刘欢、赵楠、程冉、王奥博、薛慧灵、薛朝红、张雪晴、向丹、孙博、王静、白丽萍、王振伟、杨雷等同学亦分任文字录入之役。今闻《墨香书影》业已完稿，乐观其成，特为之敬述缘起及始末如上云。
孙微
2014年11月27日，于河北大学
岁月荏苒，我踏上河北大学的讲台几近30年矣。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可以说是奋斗的30年，付出的30年，也是收获的30年。
我是“文革”后的第二届高校毕业生。经过十年浩劫，当时百废待兴，各方面的人才奇缺，绝大多数同学去了党政机关，我却主动选择了高校，选择了教师这个行业。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认识到，教师是一项严肃、神圣的职业，育人来不得半点疏忽，半点懈怠，因而将其作为生命的寄托，生命不息，奋斗不已。我初接受古代汉语课程时，已是期末，开学便授课。时间紧，难度大。当时我在校外租住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房，连容纳一张书桌的多余空间都没有，好在系里正筹建实习室，房间有了，设备未进，承蒙领导与有关同志的支持、宽容，容许我在那备课、学习。我将在图书馆能够借到、书店能够买到的相关古籍、工具书、教材、专著，搜罗殆尽，四个并列的大实验桌，高高地摞满了书籍。我每天几乎十二个小时沉浸在书山之中，将课本与其他文献进行比勘对照，择善而从。课本漏注的，根据大量的语言事实，做出准确的注释；有时为了补充课本的一个疏漏或者纠正课本中的一个错误，往往需要花费一两天的时间，查阅几十种资料。课程讲授了一年，我则如此坚持了一年多。学生们说我授课水平高，旁征博引，时有新见，他们可能很难想象水平背后的付出与艰辛。我开始撰写《论衡词典》不久，中央电视台热播电视剧《大宅门》，同事们的描述虽然很精彩，颇具吸引力，我却从未因此耽误每天晚上这宝贵的一小时。为了集中精力，抓紧时间，撰写《论衡词典》的数年间，不曾完整地看过一集电视剧。从教近30年的时间里，从未真正地休过节假日，因为只有节假日时间最为完整，可以系统地读书、备课、写作。现在虽然已年过半百，身体多病，但未尝一日废书。我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尽管能力有大小，职位有高低，岗位有不同，但对党的工作、人民的事业，应该忠心耿耿，竭尽所能。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尤其应该如此。我的些微成绩，正是不懈奋斗的结晶。
我的主攻方向是文献学，书籍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我所讲授的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社科文献检索、古代汉语等课程，无不需要大量文献资料。为了能利用第一手资料，使授课与最新学术进展同步，内容充实，言之有据，衣食之外，我的所有收入几乎全部用于购书。社科文献检索讲授的主要对象为工具书及其他信息密集型文献，新书随时出版，每一次讲授，教学内容也要随之更新，且这门课程实践性强，教师要想将课讲好必须有大量的检索实践经验，学生最好既要闻其名，也要见其书，能够亲自查阅。而图书馆的工具书不外借，进书速度与数量远不能满足教学之需。为了切买保证教学效果，使教学内容及时得到更新，提高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只好自费购买。这既花了大量的时间，自己在物质上也做出了巨大牺牲。《现代汉语词典》出了五个版本，我的讲稿重写了五次，也购买了五个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修订了六次，讲稿也随之重写了六次，也购置了六个版本的《辞海》。为了讲好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还购置了一定数量的线装古籍及影印本。近些年来普通书籍价格之昂，人们已经难以承受，何况线装古籍？很长时间内，我没有冰箱，没有彩电。直到校长闻知此事，要掏自己的腰包为我购买冰箱，才不得不在系领导的劝导下添置了冰箱；一台17英寸的电视看了十多年，直到2005年不再显影才“光荣退休”。我是清贫的，但也是富有的，近40架数万册书籍是我的无价之宝，使我站在讲台上底气十足，授课有根有据，旁征博引，纠正了不少以讹传讹的“定说”。同时，也使我的科学研究绝少使用二手资料。时常有学生到家中“探望”，第二天，学生们总是告诉我：“您上课时旁征博引，说某条资料出自某书某页，如数家珍，令我们惊讶。我们本来是想请教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进了您的书房，我们一切都明白了。”我觉得，一个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当你选择了自己所喜爱的号了常和人民的委托，便应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勇往直前。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得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你为党、为人民、为他人做了什么，付出了多少。
教学与科研是学术而不是权术，一个真正的学者要钻研而不要钻营，要淡泊名利，认真耕耘，多流汗水，少问收获。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始终坚持“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的原则，做人做事只求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良心，不要他求。但我还是收获了很多很多，学校、领导、学生还是给了我很多很多。每与学生课下交谈，或学生毕业前对我说的最多的是：“时老师，我们都爱听您讲课！”“您是我大学四年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有的学生毕业多年后还在博客中满怀深情地回忆我当年授课的情形，说：“时先生的学者风范、治学的严谨态度，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而我们，自然也是终身受益者。”并作藏头诗，各句首字暗含“时永乐是学界精英”八字。近些年我所指导过的硕士生，已有1 0人考上了博士。学生的赞誉，是对我最高的奖赏；为祖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是我最大的乐事。在我成长的历程中，曾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2项，省、校级教学成果奖6项，多次获得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两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年终考核几乎年年优秀。我也已经从当年的一个普通大学生历练成教授、博导。和刻意追求者相比，这些虽然显得微不足道，但已使我惶恐不安，与我的付出、与我的水平相比，学校及各级领导给予我的已经太多，收获已远远超出我的期望。我深知，没有河北大学便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永远感谢学校、感谢学院、感谢同事，并将这种感恩之情，化作工作动力，为河北大学美好的明天，默默耕耘，竭尽绵薄之力！
时永乐，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文献学、《论衡》，主要著作有《论衡词典》等。
《墨香书影》是时永乐先生的学术随笔集，主要为对师长的怀念，对文史典籍的解读，对文献学人的研究，以及对古籍文献学、国学等学科建设的深刻思考。
《悖逆者——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之二)》、《<四库总目>卷首“圣谕”的<四库>学研究》、《余嘉锡与<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先生的生卒年》、《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给当代编辑的启示》、《王力与<古代汉语>》、《孙犁论古籍与古籍整理》、《缘分深师恩重人品学问皆可敬——深切怀念朱天俊先生》、《读<郭在贻文集>札记》、《书林尝脔》、《<论衡词典>自序》、《<论衡>校读札记》……《墨香书影》是时永乐先生的学术随笔集，主要为对师长的怀念，对文史典籍的解读，对文献学人的研究，以及对古籍文献学、国学等学科建设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