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形式，是对传统代议民主的某种超越，代表了两方民主的最新发展。罗尔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两方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协商民主译丛”精选两方学者在协商民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代表人物、主要观点、重要争论和现实基础，旨在为国内读者了解和研究当代西方民丰政治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

本书是丛书之一，收录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思想中心的学术成果。

本书收录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思想中心的学术成果。收录的文章从规范性视角和制度性视角两方面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它们一般从对前人有关协商民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出发，结合当今多元和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引申出对协商民主规范理论和制度建设的新的认识。

总序

前言 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

第一部分 规范性视角

第一章 政治合法性与民主协商

第二章 协商民主的五种观点

第三章 协商、公民权与认同

第四章 罗尔斯与协商民主

第二部分 制度性视角

第五章 协商与决策：双轨模式中的非连续性

第六章 公民陪审团与协商民主

第七章 民主协商与文化权利

第八章 协商民主不利于弱势群体?

译后记

协商民主理论被看做是对这些制度和规范的缺陷的回应，向当代自由代表制度提出了挑战。尽管在如此复杂的社会中，政治劳动分工是必要的，协商民主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分工方式。这种分工方式增加了公民参与的机会，被认为是可行的和受欢迎的。同时在这种分工方式中，公民参与成为了重要对话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使政治权威的形式更具合法性。正如自由理论倡导的那样，协商理论关注建立解决冲突的制度，但需要意识到偏好和价值取向可通过集体协商程序发生改变。协商政治促进了旨在增加相互了解的政治对话：公民致力于通过讨论而非其他方法解决冲突，这依赖于理性协商模式，而不是战略性或工具性模式。

史密斯和威尔斯强调了协商民主的三个核心特征，即它促进更可靠的合法的政治权威体制、更明智的判断和更积极的公民认同。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源于协商理论的两个方面：包容性和民主对话。包容性包括出席和表达意见：每个公民都可参与到政治对话中，并有被倾听的平等权利。民主对话促进相互尊重并引导对公共利益的表达。总的来说，包容性和民主对话提供了更合法和可信的政治权威体制。协商民主的第二个关键特征是它促进了更明智的判断。通过吸收他人的知识和经验，协商环境可使公民扩大他们有限的视野和纠正易犯错的观点；协商可减少“有限的理性”。最后，协商民主提供了对公民认同更积极的理解，即承认在与他人相接触的过程中，政治参与具有转化价值观和公民偏好的潜力。

因此，协商民主理论可视作为判断现存政治体制提供了三个标准：包容性、协商和公民认同。但问题仍然是，如何使民主对话制度化。史密斯和威尔斯区分了民主协商制度化的多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质疑国家机制而关注公民社会中的各种团体，认为它们才是协商政治天然的场所。虽然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协商政治的重要组成因素，但不能简单地回避国家制度。第二个途径是以次等联合补充代表机制，第三个途径建议团体代表制度化和以协商形式使多数人决策的规则合法化。史密斯和威尔斯承认这些建议的价值，但认为并未有经验性案例证实这些想法，即使出现了少数案例也集中在检验主流的制度上，如城镇会议、工厂民主、环境计划和宪法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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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当代西方世界都极有影响。许多西方学者说，在过去20-30年中，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甚至认为，即使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协商民主也是当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一。无怪乎，一些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纷纷表明自己对协商民主的支持态度，像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于根·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协商民主之所以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最新发展，我认为基本原因是，它补充和完善了当代西方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它使西方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更加适合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发展要求，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协商民主，作为当代西方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极有可能形成西方民主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的政治学家就极其重视对话和讨论对于政治民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民主的过程就是决策者不断听取民众意见并使之转化为政府政策的过程。然而，现代国家与古代的城邦国家不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协商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直接民主很难有效推行，代之而起的是间接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代议民主便成为西方民主的基本形式。不过，自从以卢梭等人为代表的代议民主理论产生之日起，对其的质疑和批评之声就从未间断过。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认为，由于政治过程的极其复杂性，间接的代议民主存在着不少致命的缺点，简单的多数原则不能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他们大声呼吁增加政治对话的机会，提高对话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而且即使就对话而言，也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现代的通讯技术大大地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对话的性质和功能，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和理论，即远程民主(tele—democracy)。

远程民主理论认为，建立在现代高度发达的通讯技术之上的大众传媒、舆论调查、民意代表、利益团体等制度，构成了代议民主的基础。只要充分利用并进一步改进这些间接民主的制度和手段，就能有效实现民主的核心理念，即“民享、民有、民治”。与此不同，协商民主理论认为，无论是代议民主还是远程民主，都与现代公民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可取代的。政府与公民的协商，既是达到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同时这种协商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它既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形式，也是公民培育民主精神的重要渠道，因此，民主协商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他们积极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他们相信，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

在我看来，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它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去看待协商民主，就可能会偏离历史的真实。换言之，协商民主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或实践，它深深植根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正是由于协商民主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将当代西方学者在协商民主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汇编成一个系列，并将其译成中文出版，无疑为国内学术界对此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推出这套“协商民主译丛”的目的，也恰好符合中央编译出版社“摆渡中外文化学术”的宗旨。

幸运的是，“协商民主译丛”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按照译丛规划和出版安排，译丛是开放性的，将陆续选译国外在协商民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丛书的第一批由《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等组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代表人物、主要观点、重要争论和现实基础等内容。丛书的译者都是年轻人，虽然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翻译经验不足，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批评。译丛的大量组织工作是由执行主编陈家刚博士做的，我作为主编并未真正尽职，在此谨致歉意，并向中央编译出版社及作者和译者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俞可平

2006年6月18日晚于方圆阁

长久以来，人们都在探寻实现民主自治的最佳途径，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了协商民主的思想。协商民主的观点起源于古希腊，强调由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参与公共协商以影响决策。然而这一观念在后来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实践，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又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协商民主思想的复兴，既是对民主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也同时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难题，即如何建立一个最佳的政治协商模式以落实协商民主理念。为此，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吸收前人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协商理论家的智慧的同时，也对他们的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反思，并就协商民主的定义、实际可操作性、与决策的关系和对弱势群体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对话。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虽然学者们对协商民主的上述问题还存在分歧，但作为追求实现人类民主自治的一种努力，协商民主思想的价值还是得到一致认可的。

本书收录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思想中心一次研讨会上的学术成果。收录的文章从规范性视角和制度性视角两方面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规范视角层面，第一章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探讨了民主协商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在分析了为协商民主模式辩护的一些主要论点后，他认为协商模式比中立和偏好模式更能证明民主制度的正义和合法性；第二章梅维‘库克检验了支持民主协商概念的主要理论，包括教育的作用、产生共同体的力量、程序的公平性、结果的认知质量，以及身份与政治理想的一致性，指出了这些理论存在论点不足的问题；第三章马修·费斯廷斯泰因指出，协商民主的参与者相互间存在义务，包括提供别人能接受的理由和论点，倾听和回应别人的理由、论点和论点，并尝试达成一个全部人都能接受的建议，而义务的基础来源是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第四章迈克尔·萨沃德对罗尔斯的协商模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罗尔斯并非真正的协商民主者，罗尔斯从原初状态的假设出发而提出的公共理性是彻底的非协商概念，但迈克尔·萨沃德认为现实的协商制度的设计仍是可能的；第五章朱迪思·斯夸尔斯探讨了协商与决策，非正式公共领域与正式制度机制的关系，认为目前提出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个双轨模式，即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协商与正式公共领域的决策分裂的局面；第六章格雷厄姆·史密斯和科琳娜·威尔斯认为包容性、协商和公民权是对现存政治体制进行判断的三个标准，并通过探讨公民陪审团这一创新的协商民主模式的前景来分析民主协商制度化的可行性；第七章奥尼尔从北爱尔兰的文化冲突的案例出发，论述了协商民主如何为深层冲突提供对话的平台，并通过陈述哈贝马斯的法律话语理论和建构争论双方的虚拟对话检验了冲突双方的观点，提出了确保平等公民权的四个原则；第八章米勒检验了批判民主协商模式的三种理论，重点分析了最后一种关于协商民主歧视弱势群体的指责。通过批驳桑德斯和扬的观点，米勒维护了协商民主对纠正社会不公正的意义。

从这些文章的分析视角看，它们一般从对前人有关协商民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出发，结合当今多元和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引申出对协商民主规范理论和制度建设的新的认识。但在肯定了协商民主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学者们对协商民主的实质和模式建构还存在相当的分歧和疑问。在协商民主观点和公民社会思想在学界和民间悄然复兴之时，如何鼓励这种民主自治思想的发展，同时又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反思，是学术界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此著作翻译的绝大部分是由笔者与袁林、刘湘琳和林云娟共同完成的，但第二章、第三章的翻译分别是由王文玉、王勇兵完成的。虽然翻译过程充满着甘苦，但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翻译，我们对协商民主的有关理论和模式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希望这本译著的出版有助于我国政治学界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西方国家关于协商民主的基本理论，并从中受到启迪。  本丛书主编俞可平教授对本书的翻译工作十分关心，执行主编陈家刚博士在我们的翻译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关照、帮助和指导，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译或不妥之处，恳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王英津

2006年7月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