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张元济之孙女张珑的私人回忆录。作者在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深感祖父对自己的教诲和祝福无时不护佑着自己走过了这风雨数十年，现在谨以点点滴滴、琐琐碎碎而又亲切难忘的回忆，表达对祖父深切的缅怀。书中有大量生活细节的描述，无论是对当时社会、时政、人际、风俗、建筑、家饰、生活习惯……都铺写得细致入微，极具史料价值。还附有70多幅照片，极其珍贵，有收藏欣赏价值。

本书是张元济之孙女张珑的私人回忆录。作者以她丰厚的家传与学养，写下这部回忆录，除对自己的一生做了“重点性”回顾，更重要的是，她以个人化视角，对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各个时代，都做了见证式的记述。更因为她特殊的出生背景，以及成长和工作的环境都不同于一般人，因此，她的见证就格外能见出一些“典型”意义。书中有大量生活细节的描述，无论是对当时社会、时政、人际、风俗、建筑、家饰、生活习惯……都铺写得细致入微，极具史料价值。所提供的70多幅照片也极其珍贵，有收藏欣赏价值。

第一章 我的家庭背景

 1.极司非而路40号

 2.牯岭中路118号A

 3.上方花园24号

第二章 求学的年代

 1.中西小学

 2.中西女中

 3.圣约翰大学

第三章 步入了高等学府

 1.进京

 2.在老北大工作的一年

 3.燕园均斋

 4.教学

 5.学习

 6.接受再教育

第四章 建起了自己的小家

 1.甲五楼

 2.乙三楼

第五章 告别北大

第六章 下放干校

第七章 湖南黔阳

 1.黔阳师范

 2.回家

 3.重执教鞭

 4.苦与乐

 5.出入湘西

 6.还京

第八章 翻到大变化的一页

 1.变之一：工作

 2.变之二：住房

 3.变之三：有客自境外来

 4.变之四：西出国门

第九章 感慨万千话交流

 1.编写中英对照《词汇》

 2.十年辛苦编杂志

第十章 我的退休生活

 1.岁岁还乡

 2.不能落伍

 3.病痛

 4.祖国山河多美景

 5.写回忆录

第八章 翻到大变化的一页

1.变之一：工作

1973年调回北京后，一系列巨大的变化逐渐开始，数十年不变的生活模式也被逐步打破。在叙述巨变的时候，当然首先得从我的工作变动开始。

由于是建研院把瑞骅从湖南调回北京，我们一家三口的户口指标都是由建研院出的，因此我也就到了该院报到。那时候，进京的户口有严格限制，能全家都调回北京无疑是难于上青天的。如果没有户口，就没有了粮票、油票、肉票，布票以及副食品供应本里所包括的每月定量的糖、鸡蛋、芝麻酱、粉丝、火柴、肥皂等项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此哪个单位出户口指标调人，那个人也就属于哪个单位了。可以说，人是“单位所有”的。

我调到建研院后，分配在建筑情报研究所。那是一个为各个建筑设计单位或施工部门提供技术资料和咨询服务的机构。按工种分成建筑、结构、施工、设备等好几个室，还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除国内出版的各种建筑书刊外，还订有国外出版的若干种重要的期刊，堪称是建筑界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了。情报所在建研院里是唯一拥有一些英、德、法、西等外语力量的机构，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从国外的刊物中挑选有价值的材料，并将其译成中文供技术人员参考利用。我被安排在施工室。我这个教了20多年大学英语的人，一下子落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里去，如坠五里雾中。看英文材料，每个字都认识，但通篇讲的是什么，却不知所云了。有一位姓吴的工程师，每次见到我就对我半开玩笑半讥讽地说：“你是重男轻女。”我从他一再重复的这句话中体会出他的含义：我本该在北大当我的教师，为何要作为瑞骅的家属调到情报所来？虽然他并无恶意，但我确实感到很窝囊。

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回去干我的老本行。我去北大见到李赋宁教授。他见了我又高兴，又关心，希望我能回到北大西语系。还有一位老师对我说：“以前最苦的时候你在这里，现在情况好多了，你倒走了。回来吧！”一席话说得我很感动。我也去过北京师范学院和外交学院，那里都有我认识的领导和教授，他们都欢迎我去，说只要单位同意，就可以进行调动。但人是归单位所有的，要求调动难上加难。久而久之，我也只得“认命”了。

建筑施工有其特点，它是非常具体的，是可以用肉眼观察得到的。在情报所有许多机会去施工工地，我抓住一切机会去工地参观，爬脚手架，看混凝土是如何搅拌的，砖墙是如何垒起来，混凝土墙又是如何浇灌的，楼板又如何可以用千斤顶顶升上去，我逐渐懂得房屋是如何盖起来的，道路、桥梁又是如何筑成的。其中的理论虽不能学会，但表面的皮毛总还是可以略知一二。这样，再反过来看英文资料也就不再是茫茫然不知所云了。我在北大时，从未出过差。到了情报所却有许多出差机会。记得第一次出差是情报所的史所长派我跟总工陶逸钟同去广州参观新落成的白云宾馆，回来还写了出差报告。后来我开始和同事们合作做专题。那时候，大模板技术刚开始在国内试用，我就是和那位爱和我开玩笑的老吴合作做了一个大模板专题。为此我看了许多资料，做了许多笔记，记了许多专业词汇，还和老吴跑了许多工地和施工单位，并到外地出差。我们收集了国内的情况，又翻译了不少国外资料，然后写出专题报告。那时他已不再讥讽我是“重男轻女”的人了。再往后，我还做了一个商品混凝土的专题，为此我去过南京、上海等地了解情况，还爬上过混凝土运输车，计算混凝土从搅拌出厂到运输到工地浇灌需要多少时间，从而得出一个混凝土搅拌厂的供应半径应该有多大。凡此种种，都让我学到了许多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倒也有一些新鲜感。那时尚无电脑，一切资料、报告只能用手抄、手写。修改、誊清无不都是手工操作，有时需要写两份，则需用一张蓝色的复写纸衬垫在中间。在今天这个电脑时代，想起当年那许许多多的手工写作，未免不可思议。

改革开放后，开始有了评定职称的制度，除了评定专业水平外，还需考核外文程度。这又给我带来了一项新的工作：1981年，人事处让我开短期英语学习班。那时，国外的教材开始出现在我国的外语教学领域，我采用的是“新概念英语”。参加学习班的都是在职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都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只因多年不用而荒废了。学习班每期四个月，共开设过两期。每期都是在很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结业时由人事处组织外出游览，一次去了十渡，还有一次去了香山卧佛寺。

我多年不变的工资89.50元开始有了变化，在北大时“永久性”的助教身份也有了改变。评定职称制度开始后，1982年我被评为副译审，相当于副教授身份。到了1987年又被评定为译审，相当于教授身份。在评译审时为我写推荐信的是北大的李赋宁和王岷源两位教授。他们在西语系不仅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老师和前辈。如今他们都已仙逝，他们为我写的推荐信是我现在仅存的他们两位的手迹。从1992年起我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P177-179

在个人事件中见证大历史 汪凌

说起来，我作为一个晚辈，是没有资格为张珑老师这部回忆录做序的。可是，她三两次提起，我要是再推辞，就有些不敬了。所以，恭敬不如从命，这也是晚辈后生应持的态度吧。

我和张珑老师的渊源，若要细究，可以追溯到1999年夏。那年，为采写一篇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件中遭日机轰炸的文章，我去上海淮海中路一处里弄楼房——上方花园，拜访了张元济先生的独子张树年先生。当时，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先生也在座。转年，我参与李辉先生主编的一套丛书的写作，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进入了我的视野。五一长假时，我再次前往上海，这次接待我的，是张人凤先生。经他介绍，我回京拜访了他的姐姐、张元济先生的孙女——张珑老师。

在北京百万庄大街一栋公寓楼内，我见到了张珑老师。老人极有风度！屋内窗明几净，布局雅致，有几件祖父留下来的宝贝，她一一指点给我看。后来熟悉了，她领我去书房看她扫进电脑里的照片，以她这样的年龄如此娴熟于电脑操作，让我惊讶而感佩。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张珑老师的童心。真的是这样呢！她对新事物敏感而易于接受，对时事保持着关注之心，并无老年人常有的疏离感。她的声音清亮、悦耳，从电话里，你是断断想象不出她已年近八旬。她的眼睛亮亮的，极有神采，倾听时，注视着你的眼睛，显示出专注与尊重。

在我的写作中，她给予了许多帮助。然而在当时，我的学力尚嫌稚嫩，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我并没有想到和问到。好在张珑老师是个有心的人，尤其以她丰厚的家传与学养，写下这部回忆录。在我看来，除了对自己的一生做了“重点性”回顾，更重要的是，她以个人化视角，对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各个时代，都做了见证式的记述。更因为她特殊的出生背景，以及成长和工作的环境都不同于一般人，因此，她的见证就格外能见出一些“典型”意义。比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生存状态、政治时局变迁对一个家族的影响、西式女校的教育方式、建国后知识分子渐渐远离学术被强行拖进历次思想改造运动、改革开放后国人迟缓的前进步态……通过她叙说的那些个人事件，都极其鲜活地体现出来。

从回忆录里我们知道，张珑老师出生于1929年，到50年代初离开上海，实际上她在祖父张元济的身边度过了20多个年头。关于张元济先生，已有的传记和文章，更多是着眼于他对商务印书馆的创立经营和对中国民族出版业的巨大贡献，事业之外，著者一般都甚少涉及。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的历史记述，习惯于“明志”、“载道”，所谓生活琐事，都是归于“野史”一类(这大概和中国自太史公起的“正史”记述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张元济一生的事业辉煌是在民国时期，1949年后，随着民营出版业渐渐退出新中国舞台，人们的注意力也就被更多的新人新事和一波接一波的运动所牵扯，少有人再去关注这位大出版家；当然还因为，张元济一生致力于出版与学问，他的日常生活、交际往来也几乎围绕于此，所以即便有同时代人著文，同样也多围绕于此，结果便导致人们对于这位大出版家的了解也多限于此。

记得我当年查找有关资料时，就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显然，对一位文化与出版大家的研究，这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个缺憾，在这部回忆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书中有大量生活细节的描述，无论是对当时社会、时政、人际、风俗、建筑、家饰、生活习惯……都铺写得极详细。张珑老师的笔法细腻，有时对细节的描述不厌其烦，可是如果当史料来读，就觉得仿佛远去的历史场景被她拉近了，在阅读中，很多事物都变得立体而生动起来。比如当年的极司非而路老宅，在张珑老师印象中，家中并没有豪华陈设，多是祖父搜集的书和陶土文物。“书则更是无所不在。在大客厅、小客厅、小书房、楼梯厅，楼上祖父的工作室、卧室里，无处不是书。似乎无书就不成其为家了。”一位有着浓郁传统士大夫气质的现代出版家的家居环境，便跃然纸上。而且，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这样一种古朴的文化气氛中，张元济对后辈人的不言之教亦历历在目。

还有一些祖孙间的日常乐趣和拳拳亲情。“每天早晨，祖父总起得很早。……我往往在那时候去和他玩。他坐在大沙发里，我爬到他身上假装给他洗脸，洗完还要抹雪花膏，点胭脂，他从不嫌烦，任凭我折腾。这样一直要玩到吃早饭。”诸如此类的生活点滴，都是对张元济先生学问人生之外的补充。

她还提到祖父崇尚俭朴，虽然家有花园洋房，却并不奢侈浪费。比如“翻转信封，就是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贴好，再次利用”；还比如，“勤俭持家之风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最小处说，绳子、纸片都是不允许浪费的。祖父的书桌里有一个抽屉专门用来放绳子，凡是有包装物品用过的绳子，都绕起来放入抽屉以便重复利用。大小纸片也都收起来，用以写便条、记事等等”。这些细节勾起我自己的回忆，小时候我也做过“翻转信封”的事；那些可利用之物的收集利用，我也非常熟悉。其实“环保”的现代概念，在传统儒家教育中早有体现，读书之外的“修身”，就包含了许多读书人应持守的规则，像“敬惜纸墨”，像张元济先生的日常家居习惯，便是体现之一二。

这些生活的碎片，一般是排斥在正史记录之外的，张珑老师因为身在其中，就把它们聚拢起来，留下详尽而细致的记录，弥足珍贵。她的记忆真是好极了，因此我们才能有幸了解到许多已经湮灭了的那个时代的细节。这不仅是对张元济先生的生平行状提供了来自身边亲近者的追忆，而且也是对历史宏大叙述的个人化补充。

最后要提一笔的是，从张珑老师那里，我得知张树年先生两年前以98岁高龄仙逝。想起那年，老人家思维清晰，身体也好，告辞时，他还坚持从三楼送我们下楼，并在“张元济故居”的牌子前拍照留念。这篇小文，也特为表示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200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