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毕生从事民主革命和现代教育事业,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被中国共产党誉为“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他学问渊博,中西兼治。早年沉心举业,专治国学;中年留学日、欧,涉猎西学。其著述范围,涉及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民族学、文学语言等诸多领域。代表作有《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石头记索隐》、《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美术的起源》、《美学讲稿》、《以美育代宗教》、《论民族学》等。一九九八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蔡元培全集》(十八卷)。记述其生平事迹最为详尽者有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本卷收入蔡元培有关伦理学的代表作《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两书。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
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本书为《大家国学》丛书之蔡元培卷,收入蔡元培有关伦理学的代表作《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两书。
汉初惩秦之败,而治尚黄老,是为中部思想之反动,而倾于南方思想。其时叔孙通采秦法,制朝仪。贾谊、晁错治法家,言治道。虽稍稍绎中部思潮之坠绪,其言多依违儒术,适足为武帝时独尊儒术之先驱。武帝以后,中部思潮,潜伏于北方思潮之中,而无可标揭。南部思潮,则萧然自处于政治界之外,而以其哲理调和于北方思想焉。汉宗室中,河间献王,王于北方,修经术,为北方思想之代表。而淮南王安王于南方,著书言道德及神仙黄白之术,为南方思想之代表焉。
小传 淮南王安,淮南王长之子也。长为文帝弟,以不轨失国,夭死。文帝三分其故地,以王其三子,而安为淮南王。安既之国,行阴德,拊循百姓,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以流名誉。景帝时,与于七国之乱,及败,遂自杀。
著书 安尝使其客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讲论道德。为内书二十一篇,为外书若干卷,又别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其内书号曰“鸿烈”。高诱曰:“鸿者大也,烈者明也,所以明大道也。”刘向校定之,名为《淮南内篇》,亦名《刘安子》。而其外书及中篇皆不传。
南北思想之调和 南北两思潮之大差别,在北人偏于实际。务证明政治道德之应用,南人偏于理想,好以世界观演绎为人生观之理论,皆不措意于差别界及无差别界之区畔,故常滋聚讼。苟循其本,固非不可以调和者。周之季,尝以中部思潮为绍介,而调和于应用一方面。及汉世,则又有于理论方面调和之者,淮南子、扬雄是也。淮南子有见于老庄哲学专论宇宙本体,而略于研究人性,故特揭性以为教学之中心,而谓发达其性,可以达到绝对界。此以南方思想为根据,而辅之以北方思想者也。扬雄有见于儒者之言虽本现象变化之规则,而推演之于人事,而于宇宙之本体,未遑研究,故撷取老庄哲学之宇宙观,以说明人性之所自。此以北方思想为根据,而辅之以南方思想者也。二者,取径不同,而其为南北思想理论界之调人,则一也。
道 淮南子以道为宇宙之代表,本于老庄;而以道为能调摄万有包含天则,则本于北方思想。其于本体、现象之间,差别界、无差别界之限,亦稍发其端倪。故于《原道训》言之曰:“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虚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天地,横之而弥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朝夕,舒之而螟六合,卷之而不盈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含阴阳,纮宇宙,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虽然,道之作用,主于结合万有,而一切现象,为万物任意之运动,则皆消极者,而非积极者。故曰:“夫有经纪条贯,得一之道,而连千枝万叶,是故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贫有以乐业,困有以处危。所以然者何耶?无他,道之本体,虚静而均,使万物复归于同一之状态者也。”故曰:“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象而不宰,跛行喙息,■飞蠕动,待之而后生,而不之知德,待之而后死,而不之能怨。得以利而不能誉,用以败而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禀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虽益之而不众,虽损之而不寡,虽斫之而不薄,虽杀之而不残,虽凿之而不深,虽填之而不浅。忽兮恍兮,不可为象。恍兮忽兮,用而不屈。幽兮冥兮,应于无形。遂兮洞兮,虚而不动。卷归刚柔,俯仰阴阳。”
性 道既虚净,人之性何独不然,所以扰之使不得虚静者,知也。虚静者天然,而知则人为也。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应之,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好憎成形,知诱于外,而不能反己,天理灭矣。”于是圣人之所务,在保持其本性而勿失之。故又曰:“达其道者不以人易天,外化物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应其求,时聘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是,万物之至也。腾踊肴乱,不失其数。”
性与道 合虚静者,老庄之理想也。然自昔南方思想家,不于宇宙间认有人类之价值,故不免外视人性。而北方思想家子思之流,则颇言性道之关系,如《中庸》诸篇是也。淮南子承之,而立性道符同之义,曰:“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以道家之虚静,代中庸之诚,可谓巧于调节者。其《齐俗训》之言曰:“率性而行之之为道,得于天性之谓德。”即《中庸》所谓“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也。于是以性为纯粹具足之体,苟不为外物所蔽,则可以与道合一。故曰:“夫素之质白,染之以涅则黑。缣之性黄,染之以丹则赤。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易则忘本而合于若性。故曰月欲明,浮云蔽之。河水欲清,沙石秽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圣人能遗物而已。夫人乘船而惑,不知东西,见斗极而悟。性,人之斗极也,有以自见,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见,则动而失营。”
修为之法 承子思之性论而立性善论者,孟子也。孟子揭修为之法,有积极、消极二义,养浩然之气及求放心是也。而淮南子既以性为纯粹具足之体,则有消极一义而已足。以为性者,无可附加,唯在去欲以反性而已。故曰:“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足用。足用之本,在无夺时。无夺时之本,在省事。省事之本,在节欲。节欲之本,在反性。反性之本,在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命也。能有天下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载者,浮华也,即外界诱惑之物,能刺激人之嗜欲者也。然淮南子亦以欲为人性所固有而不能绝对去之,故曰:“圣人胜于心,众人胜于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性。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殉,正气也。重滋味,淫声色,发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则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性。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接而悦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而不宁于体,听之而不合于道,视之而不便于性,三宫交争。以义为制者,心也。痤疽非不痛也。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为之者,便于身也。渴而饮水,非不快也。饥而大食,非不澹也。然而不为之者,害于性也。四者,口耳目鼻,不如取去,心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观之,欲之不可胜也明矣。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得之在己,则邪气因而不生。又曰:“情适于性,则欲不过节。”然则淮南子之意,固以为欲不能尽灭,唯有以节之,使不致生邪气以害性而已。盖欲之适性者,合于自然;其不适于性者,则不自然。自然之欲可存;而不自然之欲,不可不勉去之。
P57-60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问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2006》写了一篇题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五年,我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人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从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七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