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知道他是谁。我的确知道。在那次招聘面试之前，我曾经被社会新闻部主任崔哲叫去帮忙整理那些应聘者的简历，所以有机会看到萧原的过去。
在简历上，萧原说他毕业于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来报社之前曾是一名教师，教的是语文。在应聘表的“职位”栏里，他填写的是“记者”。
我之所以记得这份简历，是因为我对他的举动感到奇怪——对于一名初入行的记者来说，他的年龄有些大了。另外，在报社还没有决定录用他之前，他就已经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你知道，就算报社录用他，他还将面临两个月的试用期。这太疯狂了。
但报社最终录用了他。或许那些管理者欣赏他老成持重的样子，或许他与某个管理者有某种亲戚关系，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不管怎样，萧原被报社录用了，并且在面试成功后的第四天出现在我面前。
我和张萌分别向萧原通报了姓名。我发现，当他听到我的名字时愣了一下，又注意地看了看我，但没说什么。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曾经有过一个朋友和我姓名相同。我曾经在互联网上搜索过，发现这个城市的近千万人口中有30多个“我”。但我确定，坐在值班室里的这个“我”和萧原以前并不认识。
萧原向我们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之后，就开始查看新闻线索记录本。在此前的3天里，他已经接受过报社的岗前培训，知道自己到值班室之后该干些什么。他看得很仔细，似乎在努力寻找什么。这很容易理解，就像你不会随意填写自己的高考志愿一样，每一个记者都会在第一次选择新闻线索时表现得足够谨慎。对于他来说，这是记者生涯的开始。
5分钟之后，萧原在其中一条新闻线索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记录本交还给我的时候，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谢谢”，就转身离开了值班室。
他并没有像其他新来者那样的客套。在这个地方，我听过太多新来的记者第一次领取新闻线索时对我们说“以后请多关照”之类的话，但我知道他们大都仅仅是客套，而不是真正需要我们关照。也许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像对待那个存车处看门人一样冷漠地对待我们。
在这次短暂的接触之后，我认为萧原是那种直截了当的人，他不会为了客套而说一些客套话。我喜欢这样。
萧原离开值班室之后，我和张萌有过一次小小的赌博。这是值班室里的一个小游戏，每当有新来的记者到值班室选择他们的第一条新闻线索时，我们就会这样玩一次。我知道你能理解这样的游戏，它会给我们乏味的工作带来一些乐趣。
赌注是10块钱——如果萧原选择的是一条“好消息”，那么我赢了；如果他选择的是一条“坏消息”，那么我输了。
我说过，对于“新闻价值”这个词我一直不得其解，但我能够分得出哪些是“好消息”哪些是“坏消息”。你知道，“好消息”是指那些听起来让你心情不错的事情；“坏消息”正好相反，它会破坏你的心情。你可能会说，有些事情并不能简单地以“好消息”或“坏消息”来区分。好吧，我告诉你，我们的方法是：看事情的结果怎么样。打个比方：有个小孩不小心掉到了河里，如果他被淹死了，这是个“坏消息”。但是，如果有6个人把他救起来了，就是个“好消息”。你不一定要认同这个方法，但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之所以押“好消息”，是因为我对萧原的印象不错。这就是我的风格，如果我欣赏一个家伙，我就会把事情往好处想，否则我就会看到事情糟糕的一面。但我对这次赌博并没有太大把握。我的经验告诉我，“坏消息”似乎比“好消息”更有价值。因为在这份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坏消息”通常多过于“好消息”。另外，我发现那些记者在看到“N人死亡”的线索时大都会不假思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但看到那些“拾金不昧”之类的线索时，他们却常常现出犹疑的神情。
在这份报纸上，每天都能看到几条关于死亡的消息。最集中的一次，大概是在那年8月的一个星期四的报纸上，在一块社会新闻版上有5条坏消息，其中讲述了6个人因为各种原因丧命的故事：有一个是抄近道横穿铁路时被火车撞死的，另一个是在立着“禁止游泳”警示牌的河里游泳溺死的，第三个是在工地脚手架上摔下来重伤不治死亡的，第四个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死了多久尸体才从河里浮上来，还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生，因为工作一直没有着落使他的抑郁症发作最终从12层楼上跳了下来，他落地前砸到了一个恰好从楼下经过的行人。那个倒霉的行人就是这块版面上记载的第6个死者。
我的工作使我每天都能听到比报纸上更多的“坏消息”。这很容易理解，不是我写在新闻线索记录本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登在报纸上。所以，刚刚进入这个值班室的一段时间里，我变得很紧张。我经常提醒自己走在街上要警惕，要时刻提防可能来自各个方向的不测风云。在这份报纸上，我看到的不幸者已经够多了，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
你一定是在猜测萧原领取的第一条新闻线索究竟是什么。好吧，我告诉你，那是关于一个流浪汉的故事。事情很简单——火车站前广场西侧的一条小巷里，一个从此路过正准备乘火车离开本市的旅客发现了那个右手齐腕被截断，蜷缩在雪地里瑟瑟发抖的流浪汉。
打来电话的就是那个旅客。他在电话里说，他担心那个流浪汉会被冻死或者因未被及时救治而死去。我想，他一定是个好心人，因为我相信在他之前也有许多人看见过那个流浪汉，但只有他停下了脚步并且开始想办法。他说，他所乘坐的列车就要开了，所以他不能久留，但是他希望报社派人来帮助那个可怜的流浪汉。
不知道为什么，许多读者都认为报社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这样的帮助，但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尽管经常有读者打来电话告诉我们类似的事情，却很少有记者选择它们。没有人愿意自寻烦恼，我以后会解释选择它们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烦恼。
但萧原选择了这个故事。这使我感到迷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经过一番慎重的选择之后，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
那时候，我在值班室里已经呆了一年多了。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一个记者领取的第一条新闻线索中暗含着他的价值观，有时候还能从中发现他过去一些经历的影子。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半年前，有一个新来的记者领取的第一条新闻线索是关于地下传销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来报社工作之前曾经加入过传销者行列并且受骗了。另一个曾经在租房时被房屋租赁中介公司欺骗过的人，在他来到报社当上记者之后，立即展开了对那家中介公司设置的某个骗局的调查。
但是，我无法在一个记者和一个流浪汉之间寻找到这种特殊的联系。另外，我有点儿拿不准的是：一个失去右手的流浪汉躺在雪地里，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张萌很肯定地认为这是个“坏消息”。她分析说，那只失去的右手说明这个故事背后一定有暴戾事件，那个命运未卜的流浪汉很可能是一宗离奇案件中的牺牲品。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