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玛格丽特·E·凯克和凯瑟琳·辛金克合著，2000年荣获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颁发的格劳梅耶奖。本书出版后不久便声誉鹊起，成为国际关系以及人权、环境保护和妇女问题研究领域的必读著作。作者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全球角度出发，以人权运动、环保运动和保护妇女权利运动三方面展开探讨，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自己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理论。全书行文流水，论述严谨，资料翔实，是一部颇有理论建树的力作。

本书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玛格丽特·E·凯克和凯瑟琳·辛金克合著，2000年荣获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颁发的格劳梅耶奖(Grawemeyer Award)，是一部颇有理论建树的力作。

本书综合社会运动、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等多学科理论，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的途径及其产生的影响。作者在书中通过对所选择的历史先例以及人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保护妇女权利运动三方面个案的详尽论述，深入地阐明了自己提出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理论。本书1998年出版后便声誉鹊起，成为国际关系以及人权、环境保护和妇女问题研究领域的必读著作。

总序…………………………………………………………………(1)

非政府组织·跨国倡议网络·国家主权——译者前言…………(9)

序……………………………………………………………………(25)

第一章国际政治中的跨国倡议网络：导论………………………(1)

第二章现代跨国倡议网络的历史先驱……………………………(44)

第三章拉丁美洲的人权倡议网络…………………………………(89)

第四章环境倡议网络………………………………………………(135)

第五章反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跨国网络……………………………(185)

第六章结论：倡议网络与国际社会………………………………(224)

缩略语词汇表………………………………………………………(244)

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在阿根廷，都是由非政府行为体证实了那里侵犯人权的情况，从而引起全球对它们的关注。后来，国际和地区性组织根据非政府组织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发表了报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还成为了政府改变政策的基础。由于国内人权问题非政府组织是网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比如．墨西哥初期的时候，国际人权工作就会大大受到牵制。

如果没有倡议网络的参与，外国政府的压力和国内的政治压力能改变一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吗?在这两个个案里，都是只有在非政府行为体确定、记录和谴责了侵犯人权的状况并施压迫使外国政府干预后，外国政府才向侵犯人权的国家施加压力。由于阿根廷采取了秘密镇压的措施以及军政府巧妙的外交努力，如果没有国际网络提供详细的证据和传播信息，其侵犯人权的真相可能会被一直隐藏下去。相比之下，在智利，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使馆的官员就可以证实侵犯人权的严重程度，然而，要揭露阿根廷政府对失踪所承担的责任，需要网络中许多部门的艰苦努力和共同合作，如果不这样做，外国政府就不会在外交上向阿根廷政府施加压力。外国政府初次向阿根廷政府施加这种压力，是在大赦国际发表了详细说明阿根廷政府应对失踪的做法负责的报告后，这时政变已经发生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墨西哥的个案中，外国政府几乎二十多年时间都没有注意到那里地方性侵犯人权的情况。在这个个案里，我们可以特别清楚地对网络存在之前和之后的情况、网络关注墨西哥人权问题之前和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在网络存在之前，国际上对1968年屠杀学生的事件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即使网络开始关注墨西哥的人权状况后，国际上仍然没有给予明显的支持。只有在墨西哥国内、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开始证实墨西哥侵犯人权的情况并提醒媒体和决策者之后(而且只有在举行自由贸易谈判的背景下)，墨西哥政府才开始改善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  

网络的存在与网络决定关注某个国侵犯人权情况，是这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改变做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有人认为，对于一些强大的国家，向它们在人权问题上施加压力，并不十分有效，因为它们会让那些对其施加压力的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网络活动家承认，对于超级大国们认为对自己国家安全利益非常重要的那些国家，像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他们的活动并不十分成功。因此，目标国的可攻击性是网络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要找到目标国的弱点，要看是否具有可以利用的杠杆(1everage)。美国和欧洲国家为墨西哥和阿根廷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贸易信贷(trade credits)。另外，美国和加拿大正在与墨西哥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而且，墨西哥政府认为，墨西哥要进一步发展经济，需要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使网络获得了多种杠杆，并十分巧妙地加以利用，它游说了几个国家的政府对提供援助设置条件或进行限制、削减，还提出，如果达不到人权目标，就不提供贸易信贷或签订贸易协定。

在讨论为什么对中国的人权政策表面上总是“失败”时，人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对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以加以利用的典型的军事和经济杠杆。于是，人权网络被迫支持取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极端政策。即使在对拉美军事政权实行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时，也从未采取这种手法，而且，对于因为人权问题而取消最惠国待遇，在美国看法也不一致。此外，对于因为人权问题而进行贸易制裁，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运动领袖们的看法也有分歧，因为很多人认为加强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最终会促进中国在政治上的开放。中国的情况从反面证实了我们这里所提出的观点：脆弱、压抑和分裂的国内运动，加上杠杆政治无法发挥影响，这些恰恰构成了我们不能指望人权压力成功发挥作用的条件。

但是，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的弱小国家未必就更易于对国际网络压力做出反应。例如，海地和危地马拉对国际人权压力的抵制时间，比像墨西哥、阿根廷这样的大国更长。在人权领域，道德和物质压力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引起变化。要改变一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需要把原则性观念(principled ideas)与实际目标(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贸易利益)结合起来。不过，如果领导人对合乎道德规范的信息(normative message)无动于衷，多大的物质压力也可能不起作用。只有对人权机制规范已被融入到社会文化中、不愿意被国际社会抛弃的那些国家，物质压力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这点虽然很难予以证实，但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或话语可能会使一些国家比较易于受到外在压力的影响。例如，阿根廷有着自由的传统，有着主要是对欧洲文化的民族认同，以及以维护“西方和基督教文明”来证明军事镇压措施的正当性，这使阿根廷政府更加难以对来自国际行为体的批评置之不理。最近，一些亚洲国家成功地抵制了来自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它们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观念相联系的新的民族认同——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这种新的民族认同拒绝权利话语，并提出相反的价值观，如应该提倡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强调义务而不是权利的观念。大多数拉美国家因为有着较长的自由传统，所以难以对人权话语提出合理的反驳。

人权网络活动取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norms)对利益(interests)的胜利。网络之所以能在国家内部发挥影响，是因为当全球性事件对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传统认识提出质疑时，网络有助于重新界定国家利益。特别是当处在一个全球正在发生深刻变动的时期，决策者不仅常常不清楚国家利益所在，而且也不清楚应该以什么方式促进国家利益。倡议网络成功地发挥了人权思想载体的作用，在决策者对以往的政策模式提出质疑的关键时刻，将人权思想注入到了政策讨论当中。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承认网络活动以及国家接受和实行人权政策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势单力薄的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影响国家的政策?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去关心其他国家国内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即使这样做会影响到实现自己的其他目标)?对于这些问题，现实主义无法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比方说，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向阿根廷施加压力，致使阿根廷背叛美国，不再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向墨西哥提出人权问题，也会有碍与墨西哥顺利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在禁毒行动上的合作。即使是对那些在战略上不那么重要的拉美国家，在人权问题向它们施压，也要付出代价。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遇到它们自己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时，为了实现共同收益，或者避免彼此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它们会相互合作。这些情况被称之为在特定回报结构下进行的合作或协调博弈。但是，人权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套用这种模式。通常如果国家不去理睬其他国家内部的人权问题，就不会招致令人不快的经济或安全代价。

在人权问题上，主要是原则性观念推动发生变化和进行合作。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组织、个人会关心人权，为什么一些国家不考虑(道德)规范和思想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就对在人权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做出反应。杰克·唐纳利(Jack Donnelly)曾指出，这种道德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真实，道德上的相互依赖感导致了人权机制的出现。人权问题与本书中论述的其他问题一样，这种基于道德原则(principled)的国际活动方式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国际网络。P.131-134

  非政府组织·跨国倡议网络·国家主权

——译者前言

《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1998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美国政治学家玛格丽特·E．凯克(Margaret E．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NA年共同合作的结晶。《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一书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一部颇有理论建树的力作。该书出版不久便声誉鹊起，成为国际关系以及人权、环境保护和妇女问题研究领域的必读著作。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该书于1999年分别荣获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格劳梅耶基金会颁发的“改善世界秩序思想奖”(Grawemeyer Award for Ideas Improving World Order)以及国际问题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国际组织分会颁发的年度最佳著作奖——查德威克·阿尔杰奖(Chadwick Alger Award)。该书纳入《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反映了丛书编委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很好的把握和洞悉以及出版社的独特眼光。

作者在书中综合社会运动、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等多学科理论，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的途径及其产生的影响。她们通过对所选择的历史先例以及人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保护妇女权利运动三方面个案的详尽论述，深入地阐明了自己提出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理论。

作为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凯克和辛金克在书中所选择的历史先例和研究个案均源自西方中产阶级的人文关怀和诉求，反映了他们的政治自由主义传统。无论是作者所论述的人权运动，还是环境保护运动，来自第三世界的活动家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终都必须依靠掌握重要物质资源的西方国家政府、由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以及西方的基金会。然而，这些行为体是否愿意帮助改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状况、援助环境保护运动，完全取决于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有着自己的政治议程设置和判断标准。换句话说，西方的价值观念主导着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人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虽然作者在个案研究中注意到了南北方对人权和环境保护问题的观念差异，但是，在她们的论述中，西方的观念仍然占据了上风，因此，她们的研究深深打上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烙印。我们这样评述作者并非出于对西方文明的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当代世界政治生活。诚如印度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甘地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如何看待西方文明的问题时所指出的，西方文明“会成为一种极好的观念。世界的民主化也会成为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特别是当它意味着目前不为人们所知的、由资本或者国家(或国际机构)的行政部门所控制的国家或国际权力的民主化时”。

作者在书中的理论建构和有关人权问题的研究为我们认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正是由于作者基于西方观念的价值判断，书中涉及中国人权的论述却失之偏颇，对过去二十多来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视而不见。

当然，《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及对人权和环境保护运动的论述对于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状况，进一步加强在人权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阐述中国的人权观念，致力于建立多元而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人权规范。

翻译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对译者也有着很高的要求，译者不仅外文和中文要有相当的水平，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接到门洪华先生分配给我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一书的翻译任务后，我深恐有负朋友的重托，在翻译过程中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努力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能够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力求译文顺畅通达。然而，要做到这样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的中文译者在译者序中曾对传记写作和小说写作做过这样的比较：“写传记不比写小说，可任凭想像为驰骋，必须不背乎真实，但又不可缺少想像力的活动。写小说可说是天马行空，写传记则如驱骅骝、驾战车，纵然须绝尘驰骤，但不可使套断缰绝、车翻人杳，只剩下想像之马，奔驰于其大无垠的太空之中。”翻译他人的作品与自己进行写作与此实有相似之处。自己进行写作，作者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思维；而翻译他人的作品，译者却不得不想作者之所想，万不可天马行空，否则真的就会“套断缰绝、车翻人杳，只剩下想像之马”。

本书涉及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作者在书中所选择的个案也涉及到了美国、英国、拉美和非洲国家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译者学养不足，实在无法一一通晓，好在诸多学友同事不厌其烦地为译者解答疑惑。在译作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谨向我的同事汪新建教授、王翠文博士、邓丽兰博士及好友门洪华博士、樊吉社博士、潘守勇博士、龙秀清博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译文初稿完成后，凯克教授的两名中国学生、正在约翰·霍普金斯攻读博士学位的曾金女士和王娟女士拨冗仔细阅读了全部译文并提出了许多宝贵而中肯的意见，谨向她们致以真诚的谢意。另外，我们还要向北京大学出版社金娟萍女士表示感谢，她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由于我们知识和翻译水平所限，译文难免存在误译、错译之处，表达上也有欠佳的地方，敬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译文所有不当之处，责任均由译者承担。

韩召颖 孙英丽

2005年4月18日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