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内容以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主，兼及西方史学史研究。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经史关系、文史关系、史学的经世致用、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以来从历史观到史料观念的转变、中西史学之交流与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现代史学家的个案研究等问题，是本书选录的重点。

本书精选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论文,分为“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两部分,作者包括白寿彝、杜维运、刘家和、周一良、伊格尔斯、沃勒斯坦、柯林武德等中外著名学者。本书可供高校历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总序  郭双林／1

说“疏通知远”  白寿彝／1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  瞿林东／15

经学与史学 钱穆／37

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 杜维运／52

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施 丁／76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  陈其泰／94

六朝时期的文史之学  胡宝国／113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杨翼骧／130

魏收之史学 周一良／149

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 金毓黻／178

清代国史馆考述 乔治忠／190

章学诚的史学  内藤湖南／209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罗志田／220

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新探  胡逢祥／240

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王学典 陈峰／256

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  柯林武德／277

传统与古典史学家 莫米利亚诺／307

谱系：中世纪历史叙述中的形式和功能 斯皮格尔／323

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 张贵永／336

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 伊格尔斯／355

文明史  古奇／386

布罗代尔：历史学家；“局势中的人”  沃勒斯坦／407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反省的历史考察  张广智／420

编后记 张越／440

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中曾说，有清三百年，学术研究的课题选择上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其中之一是对“食货之学”亦即社会经济史的忽略。占据史学界主流地位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史料学派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同样无所作为，其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均无意于此。尽管胡适在其“中国文化史”撰述计划中列有经济史一项，但他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思想、考据方面，经济史远非其意向所趋。顾颉刚固然承认“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并提议从地方志中寻求经济史料，可他未能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自己的研究，其研究中心和成就所在依然是“疑古辨伪”。如此看来，前代学者和史料学派所遗留的空白只有靠唯物史观派来填补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唯物史观派学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学术努力。

在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对殷周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予以充分的注意。在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他对作为“生活的基础”的渔猎、畜牧、商旅(交通)、耕种、工艺(器用)诸项目作了大体勾勒。在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较为详尽地考察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时期社会生产方面出现的巨大变化，他认为其时工商业已相当发达，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农业更有大幅度提高，这构成了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到了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作者将商代“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置于醒目的位置，作了重点论述。他指出：“物质的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要研究商代的社会，第一步当然要研究商代的产业”。郭沫若从卜辞中寻觅出社会经济生产的踪影，对渔猎、畜牧、农业、工艺、商贾五项分别作了论列，把商代产业的总特点归结为由畜牧业向农业过渡。

郭氏此书，旨在研究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史，它对作为社会史基础的经济史特别关注，具有开风气之功，为后起的唯物史观派学人所效法，成为此派史学的基本倾向之一。

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唯物史观派撰著的几部通史作品中也有集中体现，尤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最为突出。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唯物史观派创制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由于是草创之作，其结构还不十分严整，但基本上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经济史位于基础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例如论及唐代历史时，范文澜专设三节分别考察了初唐、中唐和晚唐的经济状况，揭示了这一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盛衰空前嬗变的动因所在。关于初唐，他叙述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商业、工业、货币、户口等方面的具体情形，说明盛世局面的出现确非偶然；关于中唐，范文澜追踪了主要经济制度、经济因素的变迁，将之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关于晚唐，他继续以论析当时的经济情况为先导，进而描述了唐王朝趋于溃灭的命运。与此相一致，范文澜在记载和分析其他历史时段时，遍采史料，对经济因素施以浓墨重彩。正如有关学者总结的那样，范著的特点之一便是“重视生产斗争”，其用语虽尚待斟酌，却也不失为一种卓识。

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交相辉映、合力塑造唯物史观派“通史范式，，的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此书的结构已趋于成熟，它的每一个叙事单元基本上都是三大板块，而且这三大板块之间并非平列并置，而是由底至上，梯度推进：经济史一政治史一文化史。在内容上，社会经济史的内容极为丰富，政治史、军事史、事件史、精英史等内容被大幅度压缩。以《先秦卷》春秋战国部分为例，这一时期，是政治军事斗争最为激烈、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政治军事方面的资料，《左传》等书又记载颇详。但翦伯赞仅以10页的篇幅就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间血与火的搏杀交待过去，而在论述“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构造”时，他却用了21个页码，许多在传统史家笔下鲜见的经济史内容毕现于书中。不仅春秋战国时期如此，翦伯赞所论述的各期历史均如此，甚至在描述传说中的“前氏族社会”和“氏族社会”时，他也对那些若隐若现、似有若无的经济史资料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钩稽。P.261-263

编辑出版这套《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愿望：配合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在教材和原始文献资料之外，为广大学生提供一个研究性学术论文的选本。

教学改革是个常讲常新的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就历史学专业而言，在课程设置方面，为促进学科间的渗透，在学科主干课之外，一些院校先后开设了文学、哲学甚至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课程；在课时安排上，压缩课堂授课时间，增加课外阅读量；在教学方法上，满堂灌的教学方法逐渐被淘汰，研究型、启发式教学得到提倡；在教学手段上，多媒体得到推广。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毋庸讳言，随着近年的扩招，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一些院校的教学质量呈下滑趋势。其中在大学本科生(甚至包括部分研究生)中存在着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是阅读量严重不足，二是写作能力亟待提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受教学条件的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受旧有教育观念束缚。为了增加广大学生的阅读量，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02年向全国高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推荐了《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基本阅读书目》。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我们今天又编辑出版了这套历史学专业学术论文读本。

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为自近代新史学产生以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按照学科分类，编为《中国古代史读本》(上下册)、《中国近代史读本》(上下册)、《外国史读本》(上下册)、《史学理论读本》、《史学史读本》、《历史地理学读本》和《考古学读本》等7种10册，每册40余万字，共计柏0余万字，涵盖了历史学专业除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以外的6个二级学科。参编人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专业的部分中年教师。

我们选文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知识性。即选文适当考虑覆盖面，尽可能顾及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知识领域。(2)典型性。即所选文章在研究思路上应该具有比较突出的创新性，或者说范式意义，可供读者反复品味揣摩。(3)规范性。即论文题目的选择、切入的角度、思维逻辑的展开、资料的运用和文字表述必须符合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4)可读性。即入选文章在行文上应该明白晓畅，或独具一格。

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作了如下规定：第一，编选者的文章概不入选；第二，重文不重人；第三，除个别卷帙外，原则上全书每卷每人最多只限选一篇；第四，海外作者要占到一定比例；等等。

由于全书跨度太大，受既有知识储备的制约，目前的中年学者很少有人能贯通各卷。为名实相符，本丛书只设总策划而不设总主编。总策划负责全书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质量则由各卷编选人员自己负责。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编委会对编选方针和原则进行过多次讨论，但真正操作起来，颇难完全一致；加之入选文章涉及众多领域，出自多人之手，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水平和风格上的差异。

编选这样一套学术论文读本，可能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可以入选的文章太多，受全书规模的限制，不可能使所有高质量的文章都能入选。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特别在每篇之后增加了参考篇目，一则可使读者加深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再则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以便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即便这样，对哪些文章应该入选，哪些文章应该列入参考篇日，拿捏起来亦颇感困难。见仁见智，尽力而为。聊以自慰，亦堪自嘲。

记得白寿彝先生在一封与人论读书的短笺中说过：“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先生还以《诗经·廊风·墙有茨》中将“不可读”排在“不可道”、“不可详”后面来说明，认为“读”有“抽绎”的古义。(《与人谈读书》，《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作为编者，我们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这套丛书时，能像书法家读帖读碑，画家读画那样，细细品味，反复揣摩，真正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本丛书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张凤珠女士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谨致谢意。诚望海内外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郭双林

2005年10月

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开始于五四时期。李大钊于1920年编写了《史学思想史讲义》，简要介绍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数位重要史家的史观和史学思想，该讲义虽未直接涉及中国史学史研究，但其“史学思想史”之说，却提示了史学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可视为中国学者言及“史学史”最早的文字著述。其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强调史学“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这被认为是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开始建立的标志。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史学史研究逐渐发展、充实起来，史学史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也逐渐明确并得到了愈来愈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尽管“史学史”学科在中国仅有不足百年的历史，而史学史的意识则要长久得多。受西式学术分类体系的影响而在中国产生的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历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因而，就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而言，一段时间里专注于研究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等梁启超划定的史学史的研究范围，这在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是有其必然性的，前辈史家已经对此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针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对象等学科自身的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这番讨论对史学史研究的影响虽因随后史学史研究的中断而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其对史学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审视的意义和价值仍不可忽视。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通论、专论中国史学史的专门著述，这些著述大体是建立在前一时期对史家、史书的“要籍解题”式的研究基础之上，再辅以60年代对史学史讨论所形成的整体框架和基本认识撰述而成的。进入90年代，将史学史纳入学术史的视角中深入考察史学的自身发展、突破狭义的史学畛域而涉及影响史学的诸多学术因素做综合研究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主要趋向；对近现代史学思潮的回顾与分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与评价亦成为近年来史学史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西方史学更为全面的了解和中西史学的交流与比较，不仅加强了对外国史学史的研究，而且也由此拓展与深化了中国史学史的相关研究课题。具体言之，诸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经史关系、文史关系、史学的经世致用、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以来从历史观到史料观念的转变、中西史学之交流与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现代史学家的个案研究等问题，都更为研究者所重视，史学史研究呈现出充满活力、不断深入的发展态势。这也是本书选编论文时所考虑的重点。

本书选取论文的宗旨，重在典型性、开创性、多样性和规范性。限于编者的水平，不能说完全达到了上述要求，但至少可以说是以此为选文目标的。这样做也存在着不足，即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一些重要的史家和某个时代的史学未能涉及；中西史学史研究方面的入选论文在数量上显得不均衡。由于篇幅所限，尚有许多优秀的论文未能选人，这是编者至为遗憾的。作为弥补的手段之一，是在每篇论文后列出了若干“参考论著”，但这也仅是围绕该篇入选论文的研究内容而言，旨在为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阅读提供一个参考，远不能说全面。

在选择篇目的过程中，编者征求了诸多师友的意见，入选篇目也几经修改。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西方史学史方面的论文虽然在数量上较少，但是在南京大学杨豫先生、清华大学刘北成先生、复旦大学陈新先生、北京大学李隆国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女士的积极建议和帮助下，还是选择或翻译了若干高水准的研究论文。另外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郭双林先生、南开大学乔治忠先生和孙卫国先生、日本山口大学马彪先生、安徽大学徐国利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先生等对我的信任和帮助。

张越

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2005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