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产业结构半个多世纪以来有相当大变动。20世纪50年代初年台湾产业结构还是以农业为主，农业产值占GDP比重高出工业10几个百分点，此后10年间却迅速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1962年台湾工业产值占GDP比重历史上首次超过农业，并在1986年达到47%的历史优选。此后台湾迅速向后工业社会演进，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骤升，到2002年，台湾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历史上首次超过70%，这一比重甚至高于许多发达经济的水平。虽然台湾目前服务业在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两方面数值都大幅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在台湾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却一直无可替代。正是因为台湾制造业的发达，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突出表现，使台湾在国际分工中占有重要之一席之地。
本书对于了解台湾产业结构、政策和主要企业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助于大陆企业和有关研究机构有针对性地与台湾企业交流交往、开展合作。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台湾产业与企业发展的现状进行概况介绍和特点分析，既有台湾产业结构全景图和近期新发展状况，也有台湾产业与企业的特点归纳与原因分析，探讨当前台湾产业布局及对外投资的特色与历史原因。第二部分对台湾产业主管部门与机构团体进行盘点和介绍，梳理台湾产业网络与管理体系。第三部分整理台湾产业园区与自由贸易港区，挖掘台湾企业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生长环境与政策背景。第四部分介绍台湾当前主要产业与企业的发展概况，以及两岸交流合作情况，对电子信息、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制造、现代食品、生物医药六大拥有投资潜力的产业及各自前三十大企业进行梳理，并对各产业及企业与大陆的投资等分工联系进行检视。

目 录
第一章 台湾产业及企业特点分析
第一节 台湾产业现状总览
第二节 台湾产业企业特点
第三节 台湾企业对外投资分析
第二章 台湾产业主管部门与机构团体
第一节 经济主管部门
第二节 经济机构团体
第三节 科研机构与团体
第三章 台湾产业园区与自由贸易港区
第一节 科学工业园区
第二节 加工出口区
第三节 工业园区
第四节 自由贸易港区
第五节 自由经济示范区
第四章 台湾主要产业及企业
第一节 电子信息
第二节 集成电路
第三节 新型显示
第四节 智能制造
第五节 现代食品
第六节 生物医药
参考文献与数据来源
致谢\t


前\t言
台湾由一个历史上的农业岛变成当代科技岛，主导产业由种植业变成高科技产业，全球经济地位由微不足道的海岛经济变成不可或缺的科技重镇，经济角色变化如此之大，其经济结构的内部要素有着怎样的演化与分布，当前台湾的产业结构、龙头企业及台湾经济政策与主管机构呈现何种状态，值得关注研究。
荷兰殖民者与郑氏集团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居住人口稀少，经济的开发程度非常低，主要靠自然资源进行贸易。当时本地出口优选宗商品是鹿皮、硫黄。台湾是亚热带海岛，气候适宜草木生长，又几乎没有大型食肉动物，有利于野鹿繁殖。当地居民均以鹿肉及内脏为食。鹿皮不仅是优良的皮革原料，还能入药，故而鹿皮在很长时间内是古代台湾的主要出口商品。台湾地处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地带，有大量火山喷发后产生的天然硫黄，可以用于制造黑。
明清时期台湾在出口产品不多的情况下，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当时转口贸易的优选宗是丝、糖、瓷器，主要是从中国大陆进口并转口到南洋和西洋。
随着郑氏集团大量招募大陆民众赴台开垦，并带来先进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台湾农业快速发展，稻米与甘蔗产量大增，并且制糖工艺相对简单，米、糖成为本地出口产品的主力。
清朝治理台湾前期，一方面，台湾本地出口优选宗仍然是米、糖，只是因为大量台湾民众被迁回大陆而一度生产衰退。另一方面，台湾开始出现新兴出口产品：樟脑、茶叶、煤。这主要是由于台湾经济开发开始从原来的台南平原向北部发展。北部有大量樟树，樟木可以造船，樟脑可以防腐。北部适宜种茶，同时还有煤矿。这些新兴出口产品的出现，最初是由于开发北部台湾出现供给变化，后来出口繁荣则是由于国际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扩大。
到清朝统治台湾后期，台湾本地出口优选宗已经是茶叶、樟脑、糖，萎缩优选的出口产品是稻米。这主要由于世界市场对糖的需求扩大，甘蔗种植面积挤占稻米，导致稻米减产。
日本殖民者从清政府手中窃取台湾后，垄断了台湾产品的出口市场，恢复了台湾的米、糖经济，将台湾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原材料生产基地，这是殖民地经济的典型特点。米是日本军队和民众的主食，糖是产生人体热量60% 以上的重要营养物质，台湾的米、糖输入确保了日本扩张的粮食基础。
1932 年，台湾的米、糖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为 78%。1939 年，台湾制糖工业产值占食品工业产值的 74%，而食品工业产值占台湾工业总产值的67%。换句话说，当时台湾工业的一半产值来自制糖。不过，台湾制糖工业几乎完全被日本资本垄断，台湾资本居于从属地位，国际市场罕见台商身影。
二战结束，台湾光复初期，台湾战后重建，经济出现波动。外贸方面出口少、进口多，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不断溃败，特别是 1949 年约 180 万人迁移至台湾，导致岛内人口骤增，农业产品要优先保证内需，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出口的政策，因此出口量很少。1952 年台湾出口总额是 1 亿美元， 其中糖、米出口额占 78%，与 1932 年的台湾出口结构相同。不同的是，台湾本地资本成长，地主转向工商业，台商崛起，开始成为台湾经济的活跃和主导力量。
1953 年开始，台湾当局为增加工业品产能，采取了进口替代策略，结果是台湾开始有能力生产工业品，逐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当时出口产品中，仍然以米、糖为主，1950—1966 年日本是台湾地区优选的出口市场。1967—2001 年，美国成为台湾地区优选的出口市场，台湾主要出口产品是木制品、糖、纺织品。
1963 年台湾工业生产净值首次超过农业。1966 年台湾工业品出口比重首次超过农产品。台湾自此进入工业社会。此后农产品出口额在台湾的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1990 年后不到1%。
台湾工业化过程奠定了现代台湾科技岛的基本格局。电子产业崛起是台湾工业化过程
中的产物，电子产业的产值、出口值、上市公司数量占台湾整体制造业比重的半数。电视
机是台湾第一种成熟的中级技术出口产品，产值和出口值大于当时其他主要电子产品。
台湾工业化过程中，美国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是优选的进出口伙伴。美国市
场占台湾地区进口市场比重优选时达 47.5%（1955），美国市场占台湾地区出口市场比重最
高时达 48.8%（1984）。这两个数字，目前作为台湾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大陆，迄今仍未
达到如此高的依存度。
另一方面，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投资来源。1950 年起，美国以经济援助方式为台湾地区提供投资所需要的设备、原料、技术和人才，年均约 1 亿美元。1965 年“美援”终止，美国以直接投资取代经济援助。当时台湾工业化过程中产生大量农业剩余人口，1966 年台湾创立了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将本地的劳动力优势与资本技术相结合。
美国直接投资为台湾地区带来迅速发展相关工业的机会。1965 年美国公司飞歌（Philco）第一个在台湾地区投资生产电视机。
1964 年台湾本地企业大同开始制造电视机，1969 年大同开始彩色电视机生产。1980年大同建立台湾第一座显像管工厂，即中华映管公司。2000 年大同已占有彩色显像管全球
市场的 1/4。台湾本地厂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达到电视机产量很好，也孕育着下一个产品升级。
电脑生产时代来临。台湾电子业厂商生产电脑，最初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元件而后进行组装，因此其制造技术比电视机还简单，是电子产品中最量产化的一个分支。20 世纪 70 年代初，组装计算机的台商有 20 来家，80 年代初只有5 家厂商形成了规模经济。日本企业改采OEM方式在台湾生产电脑，台湾电脑产量以几乎每年翻番的速度扩充。
1995 年，台湾在电脑及周边设备的硬件生产产值上已经仅次于美日而位居世界第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占有率高达 50%，即世界每两台个人电脑就有一台是台湾生产，或使用台湾生产的资讯周边设备。1999 年，台湾电子业 14 项电脑产品产值居世界第一，包括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
台湾地区目前是全球第四大电子信息生产基地，仅次于美、日和大陆（实际大陆约6成
产值由台企生产）。台湾超过 15 项电子业产品的市占率居全球首位。
台湾从电脑时代向半导体时代的过渡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萌芽较早，最初是从组装作业做起，附属在电视机制造作业下，因为当时在台湾，电视机的组装和显像管的制造比半导体组装更复杂。
1976 年台湾以美国技术建成自己的第一座集成电路工厂。集成电路是半导体产业的主要产品，其制造流程大体是：晶圆—设计—光罩—晶片—封装—测试—出货。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主要以资金需求较少、技术与劳力密集的封装业为主，产值占近 90%。90 年代中期以资本与技术密集的晶圆加工业为主， 产值比重上升至 56%。
21 世纪初，台湾有全球第一大晶圆加工业和封测业，以及全球第二大的IC 设计业。台湾半导体业的龙头企业主要有四家，即所谓“晶圆双雄”和“封测双雄”。台积电与联电占有全球 80% 的晶圆代工生产订单。日月光与矽品为全球第一及第三大封测厂。
台湾半导体产业崛起使台湾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制造重镇。半导体产业产值占台湾 GDP 的 16%。半导体在现代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互联网、高科技、现代生活、军用设备的核心，开发先进产品的推荐组件，各国需要储备的战略性资源。掌握芯片生产和设计将在未来的科技领域提前具备竞争优势。
在目前的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台湾企业台积电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它是目前世界优选的半导体代工厂，拥有全世界优选进的半导体制造工艺，也是全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厂商。美商英特尔的营收主要来自 CPU 芯片、服务器等自有品牌产品，韩商三星的营收主要来自存储芯片、手机、面板等自有品牌产品，台积电的营收只有晶圆代工。
台积电市值超过美国电子巨头 IBM 和美国芯片领导厂商英特尔。台积电市值约占台股大盘总市值的 23%，产值约占台湾整体 GDP 的6%，直接拉动台湾民间投资占比 10%—30%。台积电是全球少有量产 5G 移动网络芯片的专业集成电路制造服务公司，目前几乎包揽全球 90％的 5G 芯片订单。技术创新方面，居台湾法人专利申请百大排名榜第一名。2021 年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占有率为60%。
这样的龙头企业无疑是台湾主导产业的基石，台湾舆论甚至称其为“护台神山”，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令台湾龙头企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还里以台积电为例做介绍。
台积电1986年成立，1994 年上市。目前外资（其中绝大部分是美资） 对台积电持股超过 80%。台积电优选股东为美国花旗托管台积电存托凭证专户，持股比例为 20.54%。第二大股东是台湾当局“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管理会”，持股比例占 6.38%。目前 CEO 是美籍华人。从这种情况看，台积电更像是美国企业，只是主要生产基地仍在台湾。
于是美国提出要求，施压台积电将生产基地转移至美国，既保障美国国内的芯片需求，也增强美国本土的芯片生产能力。在美国压力下，2021 年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 120 亿美元建立 5 纳米晶圆代工厂，预计 2024 年量产。台积电目前在岛内有 9 个晶圆厂，美国有 2 个，中国大陆和日本各有 1 个。台积电在北美、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大陆和台湾均设有子公司或办事处。
不过，从成本看，大陆建厂成本大力度优惠，台湾地区次之，美国优选，而且相差很大。从市场看，智能手机等台积电市场营收结构中的主要产品，大陆都有巨大潜力，且客户与订单规模持续在扩大。如果能在大陆建厂，既接近客户， 又接近产地，无疑可以优选限度地缩减中间环节，确保利益优选化。这类选择题，台积电和众多台商都会面对。
在未来全球产业链的构建中，台湾产业与台商投资该如何选择布局方向， 愈来愈成为业内最关注的议题。
目前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产值已经超过台湾岛内所有企业的产值。台湾百大企业集团中共有 95 个集团赴大陆投资。台湾上市柜公司赴岛外投资家数占 80%，其中 76% 都是赴大陆投资。中国（不含港澳台）对美出口的前 10 名企业中有 8 家是台资企业。2021 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产品结构中，排名第一的是电子零组件（集成电路占出口半数），排名第二的是资通与视听产品。截至 2021 年底，台商赴大陆实际投资额为 713.4 亿美元。大陆台企约 4 万家，产值超过 5 万亿人民币，总体产值和平均规模均超过岛内台商。台商如何规划两岸分工与全球布局，关系到未来台湾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走向。
台商对外贸易投资、台湾产业结构演化与两岸经济融合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产业外移呈现大量台商投资大陆，进而带动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出口，将两岸经贸水平不断推向新高。同时，两岸经贸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为台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台湾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而传统产业转移大陆也为岛内新兴产业的发展留出各种资源空间。未来两岸仍应通过发挥双方互补优势来加强两岸产业合作与融合，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
台湾企业早期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含量普遍不高的特点，与其普遍规模偏小从而抑制企业技术升级密切相关。最初台湾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的形式是受以资本为主的要素制约的，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台湾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相对丰裕的比较优势实现剩余优选化，人均可支配资本量增加，逐渐摆脱了资本对企业规模的制约，此时管理资源，即人力资本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主要制约因素。
企业组织规模的扩张需要两个前提，一是社会存在可供给的管理资源，二是社会的管理资源可以为企业所用。在信任的约束下，企业如果不能充分利用社会管理资源，就会遇到规模扩张的瓶颈，进而阻碍企业技术升级，当要素成本升高时，只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去寻找生产要素更为低廉的投资地。
信任约束首先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还很高，企业主要依靠私人信任。其次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在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私人信任有“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两种。在台湾这样特殊主义私人信任盛行的环境中，人际关系亲疏分明。由于这种社会存在较明显的内外界限， 与内部人之间的交易信息租金几乎为零，因此企业主在组织规模扩张中习惯与内部人交易，这就制约了企业对社会管理资源的运用，阻碍了企业的规模扩张。由于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很难有大量的技术创新，技术升级主要依赖于技术引进和大批量生产，而规模有限则不足以引进国际上较为先进的成熟技术，阻滞技术升级，一旦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企业将不得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谋取更廉价的要素，形成技术升级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这是本书提出的台湾早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台湾企业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大量企业的技术升级取得显著成绩，成为各个领域的世界“隐形冠军”，拥有了自身的技术优势。其中代表性的台积电，虽然不做自己的品牌产品，但其技术优势可以获得世界大部分代工订单。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综合的：在中国大陆的设厂既是资源寻求型，也是市场寻求型；在美国的设厂既是市场寻求型，也是效率寻求型。在美国开设先进晶圆厂，成本、技术、人才都不如台湾，因此只是看中市场和效率，以及美国政府的政策施压。
可见当今台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有不少是主动进行的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优势运用型”对外直接投资。不过，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仍然是未来台商全球布局需要发展的重点。就半导体产业领域而言，未来将是世界各国在制度、科技与人才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最有资源动员优势的制度在哪里？ 最有庞大资源的人才基础在哪里？最有发展前景的科技应用在哪里？最有产业配套的营商环境在哪里？这肯定是台积电等台湾龙头企业需要进行战略思考的地方。
大陆的战略资产正在迅速增加，未来会涌现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企业和大品牌公司。仍以芯片制造领域为例，从 1990 年到 2020 年，大陆建造了 32 座生产芯片的超级工厂，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工厂加在一起也只有 24 座。大陆现已制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电路板。大陆生产了全世界 70% 的硅、80% 的钨和 97% 的镓，每一种原材料都是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中国大陆既具有雄厚的民间发展潜力，也有高效率的政府动员能力。
政府重视和扶持政策非常重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内涵、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而提出的大陆对台政策新论述和新理念，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向的重要指导思想。大陆一直支持和鼓励台商在大陆发展，积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并为此提供各种帮扶与优惠政策。仅 2018 年以来就出台了“31 条措施”“26 条措施”“11 条措施”“农林 22 条措施”等有利于台商在大陆发展的政策举措。
两岸融合发展需要更好地了解台湾产业结构与经济基础，加强两岸经济与产业融合是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新举措，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本书不仅探讨台商投资、概述台湾产业结构，还对台湾相关政策与台湾企业进行介绍。与其他同类研究著作相比，本书更注重框架的完整性和资料的全面性。本书通过对台湾主要产业与企业的介绍，勾勒台湾当代经济主体的结构全景图，便于认识和掌握台湾经济的现状与演变，可作为研究台湾宏观经济与产业经济及从事具体投资或招商业务的推荐工具。
本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台湾产业与企业发展的现状进行概况介绍和特点分析，既有台湾产业结构全景图和近期新发展状况，也有台湾产业与企业的特点归纳与原因分析，探讨当前台湾产业布局及对外投资的特色与历史原因。第二部分对台湾产业主管部门与机构团体进行盘点和介绍，梳理台湾产业网络与管理体系。第三部分整理台湾产业园区与自由贸易港区，挖掘台湾企业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生长环境与政策背景。第四部分介绍台湾当前主要产业与企业的发展概况，以及两岸交流合作情况，对电子信息、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制造、现代食品、生物医药六大拥有投资潜力的产业及各自前三十大企业进行梳理，并对各产业及企业与大陆的投资等分工联系进行检视。
我们为撰写这本书付出了巨大努力，为了保证相关资料的准确详细，我们花费大量时间予以搜集及核对，很多数据虽然来之不易，但如果来源不可靠， 拿不准真实性与准确性，我们大多选择放弃和删掉那些内容。写作时间长了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数据时效性较差，又没有及时更新。而且，由于涉及的信息量相当庞大，我们人手有限，肯定难免会有各种问题或疏漏，还请读者谅解。
两岸经济必将走向融合。未来会有更多研究台湾产业的成果出版。希望本书能提供台湾产业发展过程中横截面的概览，可以全面了解台湾的产业结构、主管部门与机构团体、产业园区、重点产业与龙头企业，成为台湾产业研究领域一个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及内容更新打好基础。




第二节 台湾产业企业特点

台湾产业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些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台湾经济的发展模式和业态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一、追逐低成本的迁移性
资本扩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移动去寻求一个更有利于创造利润的地方， 另一种是固着于某个地方使得资本积累得以发生（Herod，2011）。 就台湾而言，其经济起飞阶段恰逢国际产业转移，经济扩张阶段又时值大陆开启改革开放，台湾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形势，在恰当的时代背景下承接产业移入和向外产业移出，布局中国大陆与东南亚，表现出强烈的企业迁移性。
台商对外投资发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快速增长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1987 年到 1991 年），随着台湾私人资本力量壮大及台湾当局放宽外汇管制，开始出现成批对外直接投资。同时由于外贸巨额顺差，台币迅速升值，工资大幅上涨，企业成本增加，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外移。第二个快速增长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1995 年到 1997 年），在国际低价电脑流行的背景下，台湾新兴的信息电子产业也加入对外直接投资行列，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扩大经营规模。第三个快速增长期是 21 世纪初（1999 年到2000 年），民进党上台，台湾社会意识形态对立激化，“朝野”矛盾加剧，岛内投资环境受 1998 年“本土性金融风暴”的冲击趋于恶化，众多台商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影响下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谋求自身未来发展。台湾学者张弘远（2004）认为，三个阶段的优选不同在于投资的产业结构：第一阶段是传统制造业对外投资，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且技术层次较低的产业部门；第二阶段是制造业中技术、资本较为密集且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石化、机械与家电等；第三阶段为资讯产业中的资本密集型部门与服务性产业。台湾学者王信贤（2004）以 IT 产业为例提出台商对外投资几个阶段的不同：第一阶段以中小企业和未上市企业为主，属劳力密集型企业，采取个别设厂投资形态， 代表性产品包括家电、消费性电子产品等；第二阶段以中大型企业为主，多为电脑周边产业和技术层次较低的资讯产业，兼有个别设厂和企业联盟形态，代表性产品包括主机板、桌上电脑组装等；第三阶段以大型企业为主，多为可以带动相关厂商投资的领导厂商，属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代表性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组装等。前两个阶段主要是台商制造能力外移，第三阶段则以通路布局和供应链整合为主要特征。
台湾对外投资的动因，大陆学者的研究包括以下成果：张冠华（1997） 认为台商投资大陆主要动机是节约成本，但与台商投资东南亚地区相比，大陆具有的优势包括市场进入障碍小，股权比例低，以及企业所得税、进口关税、劳工工资、同文同种等方面优势。b 吴能远（2000）提出台商投资大陆是世界、中国大陆及台湾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企业管理、降低成本、科技创新、资源、市场、产业升级。朱磊（2000）考察造成中国大陆与美国在台商对外投资地区结构中地位消长的原因，包括：新台币升值、中国大陆及美国对台经贸政策的改变，以及台湾边际产业扩张。 郑竹园（2001） 认为台资大量进入大陆的主要因素是两岸投资环境的变化，大陆涉外法规、基础设施及整体经济都不断改善，台湾土地、工资、能源均日趋恶化。朱少颜（2003）在分析台湾高科技产业投资大陆时提出大陆高素质科技人才在吸引台商中的重要作用。 另外，张传国（2003）从企业形象、市场、成本和文化四方面分析台资企业在大陆经营本土化的内部动因。 单玉丽（2003）总结台商在大陆区域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经济地理位置、生产力发展水平、大陆经济发展战略、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及台商投资策略。张冠华（2003b）发现台商投资大陆的大规模行为是从下游劳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开始的，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被动性选择。他还以台湾 IT 产业为例（2003a），提出台湾高科技产业投资大陆的动因已由过去的成本导向型，转为市场导向型和企业全球布局策略。孙祖培（2004）认为台商投资大陆的主要动因是大陆的吸引力： 大陆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重点、大陆是未来世界优选的市场及大陆是东亚整合的关键区域。 朱磊（2004）以 OLI范式为理论框架，通过计量检验认为台商对外投资动因进入以效率寻求型为主的阶段。
台湾学者高长、杨景闵（2004）提出，20 世纪 70 年代台商对外投资的目的是为确保原料供应和躲避歧视性贸易，80 年代台商对外投资的考虑主要是寻求低成本的生产据点，规避国际歧视性贸易的考虑依然重要，90 年代的最主要动机则是追求企业国际化，发展多元化经营。 张弘远（2004）认为， 台商对外投资的三个阶段动因各有不同：第一阶段由于整体生产环境改变，中小型企业面临外贸环境改变，与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所造成的产品成本优势流失，对外投资以维持外贸出口的成本控制，此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外移模式”；第二阶段是“比较优势考虑的资本外移模式”，台湾石化、钢铁、电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进口替代政策的协助下陆续出现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在优惠政策逐渐停止后，加上后起厂商的威胁，为维持本身生产的比较优势进行对外投资；第三阶段是“垄断优势考虑的资本外移模式”，在资讯产业的全球分工中，台湾在制造与组装环节具有高度优势，即使部分下游组装厂商外移后，岛内资讯产业仍具有中间产品生产的优势，并在设计上领先全球，但为扩大获利来源，该产业仍采取对外投资策略以降低成本、接近市场和提高生产效能。 陈添枝、顾莹华（2004）认为，台商第一阶段的投资以“防御性”为主，第二阶段以后的投资以“扩张性”为主。陈德升（2004）提出台商投资大陆的动因是岛内产业结构调整、投资环境恶化形成的“推力”和大陆投资环境和对台经贸政策的相对优势形成的“拉力”。台商的主要考虑是成本、利润、便利性和产业的群聚效应因素。
二、绝大多数台企集中在大陆发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台资工厂随着区域经济自由化及两岸政治经济松绑，大规模西进大陆，对商品链的生产端而言，台资企业向大陆迁移往往视为提供降低生产成本的地方（邓建邦，2017）。 Gereffi（1989）也曾指出台湾的社会镶嵌（social embeddedness），与其他经济体不同的是，台湾企业几乎都在大陆经营生产据点，新加坡主要投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香港投资主要在同样受过英国统治的中南美牙买加等国。 李非（2005）认为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台湾产业外移规模逐步扩大，外移地区出现向大陆集中的趋势，即使是海外投资也有相当一部分作为转投资流向大陆。台湾产业向大陆迁移符合雁行理论中先进经济体将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相对落后经济体的过程（陈幸雄，2005）。台湾企业向大陆转移后，规模普遍增大，部分厂商进一步将台湾垂直分工的多层次生产组织整合成两层，即原先由零件制造商和专业加工企业协力完成的制程整合到成型厂，或者向上游发展，进入原材料产业（郑志鹏、林宗弘，2017）。台商通过政商关系进行产权制度创新，加之排他性的族群网络，比其他外资厂商更快、更大规模地进入大陆设厂投资，利用廉价土地与劳动力取得生产和外销优势，建立了后进地区厂商难以跨越的包括制造、研发与规模优势在内的系统性障碍（龚宜君，2008）。台湾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目前主要集中在亚洲，尤其是大陆。从二战后到1988 年的 40 年间，台湾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比重高达 60%，而对亚洲投资仅占其总投资的 30%，约为对美投资之一半。这主要是为接近消费市场和易于获取技术专利，但投资额相当有限。台湾真正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始于 1988 年前后，随着传统产业纷纷外移，大量资本流向亚洲地区，区位分布迅速实现“脱美入亚”。到 1991 年，台商对大陆以外的亚洲地区投资超过总投资额之一半，而对美投资仅剩 16%。此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异军突起，对亚洲其他地区投资比重有所降低。1991 年起，台湾当局正式将台商赴大陆投资合法化，次年适值大陆在南方谈话后深化改革开放，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额迅猛增加。截至 2004 年底，台商对大陆投资实际金额达 398 亿美元，占到台湾对外投资总额之一半左右。台商对外投资之所以高度集中在大陆，除大陆具备资源、人力、市场、技术等优势外，本质上讲，两岸间的投资属一国内部经济行为，这有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地理优势和文化优势。
从台商对外投资的全球布局来看，约 8% 制造业台商投资美国，主要产业是化学制造、电子电器及运输工具业，其特征是以大型企业为主力，其中超过 40% 的投资厂商在岛内从事的行业为电子资讯业。台商在东南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成衣业、基本金属业及电子电器业，且各国投资产业分布极为不同，如在新加坡以电子电器业及金融保险业为主，在越南及印度尼西亚以纺织成衣业为主，在菲律宾及泰国以化学制造业及电子电器业为主，在马来西亚则以基本金属业及电子电器业为最多。制造业台商约 70% 投资大陆，主导产业由食品、纺织、塑胶制品等传统产业转化为电子资讯、精密器械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台商的投资布局受全球化影响极为明显。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不仅市场界线渐失，制造生产能力及技术创新也开始分散化，结果国际分工格局已由线性架构下的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转向网络化发展。这一趋势具体反映在跨国企业的资源布局多元化，以及以制造活动为基础的厂商，经由专业价值与价值整合能力，创造有利竞争优势的演变。
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分布有由南向北的发展趋势，依次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延伸。台湾学者陈添枝、顾莹华（2004）认为，台商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基于台湾的生产网络，对外投资时必须和岛内网络保持连锁关系才能维持其竞争力，因此台商早期到大陆投资集中在深圳、东莞等珠江三角洲地带就是为了方便联结岛内生产网络和出口便利。台商在大陆投资的集群特征非常明显，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2004 年台商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及福建省，投资总额合计约占台当局核准在大陆投资总额的 85%。在江苏，台商投资集中在苏州市、南京市、镇江市、无锡市和常州市 5 个城市；在广东省，台商投资集中在深圳市、东莞市和广州市 3 个城市；在福建省，台资集中在福州市、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莆田市 5 个城市，占全省台资总额的 90% 以上。台湾学者王信贤（2004）将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区域分为“深圳—东莞—广州产业带”和“上海—苏州—杭州产业带”，前者以传统产业、桌上电脑及手机零组件为主，后者以半导体、笔记本电脑为核心，而其他电脑周边产品与零组件如主机板、印刷电路板、被动组件与显示器等零组件则在两大区域都有产业聚落。他将台商集群现象归为五大原因：“生产协力网络”易地重构、地方政府提供诱因、自然分工与重新组合、同业模仿、集团资源整合。
三、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形态
台湾属于典型的海岛型经济，内部资源相对匮乏，资源禀赋的有限性促使台湾中小企业众多且呈现出浓厚家族色彩，中小企业一度成为台湾经济组织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介玄，2005）。与美、日、韩等地情形类似，台湾地区中小企业规模占比高于大企业（巫永平，2017）， 产业生产体系以中小企业为主（谢斐宇，2017）。 不同之处在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特性，使得台湾在研究开发、人才吸引与培养等层面，难以与国际大企业相抗衡。为提升台湾企业对外竞争力，台湾当局实施“中心—卫星工厂体系”（或称中卫制度），其基本思想是以某个规模较大的大企业为中心工厂，结合几十家或者几百家甚至更多的中小企业形成卫星工厂，通过产业链合作，使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连为一体，提升产业竞争力（吴金希、李保明，2018），这种产业聚群模式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分工精细、产品多样、适应能力强等特点，与大企业建立互利共赢的稳定关系，共同缔造利益共同体，是台湾推动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模式（高群服，1998；苏锦伙，2010）。 台湾地区过去没有像美、日、韩那样的大企业，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紧密共生的产业集群形态特点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