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三十年史是宝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是兼有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的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史。这部历史将与深圳特区史一起，共同诠释宝安（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昭示光明的未来。

深圳博物馆编著的《宝安三十年史》主要记录深圳特区成立之前的历史，即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这30年的历史。

深圳博物馆编著的《宝安三十年史》主要记录深圳特区成立之前的历史，即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这30年的历史。记述客观公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诸多方面，相对于绝大多数描写改革开放之后深圳的书籍，《宝安三十年史》角度新颖，史料性强，当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前言

第一章 建立人民政权

 第一节 建立各级政权组织

 第二节 严重复杂的斗争形势

 第三节 宝安边境斗争形势

邬少慰小传

第二章 宝安县的土改运动

 第一节 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全省的土改试点县

 第三节 清匪反霸与土改复查

 第四节 蚝改与渔改

祁烽访谈录

第三章 合作化道路

 第一节 互助组兴起

 第二节 试办初级社、高级社

个例：万丰村合作化过程

个例：合作化改变了罗田村的

贫困面貌

第三节 蚝、渔业合作化运动

第四章 “三面红旗”

第一节 “三面红旗”的提出

第二节 人民公社运动在宝安的发展

第三节 “五风”盛行

第四节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第五节 两次逃港风潮

第五章 “利用香港，建设宝安”

 第一节 兴建“十大水库”

 第二节 宝安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第三节 开放边境小额贸易

 第四节 深圳最初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文化建设

李富林小传

第六章 “四清”运动

 第一节 “四清”运动的背景

 第二节 宝安的“小四清”

 第三节 宝安的“大四清”

 第四节 学“毛著”与学大寨运动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发起

 第二节 “揪走资派”和“夺权”

 第三节 反英抗暴事件及文锦渡风波

 第四节 “白皮猪案”与“火烧展览馆案”

 第五节 刘长生主政宝安

 第六节 李谨章 揭发江青事件

 第七节 平反工作任重道远

 第八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宝安经济建设

刘长生小传

第八章 开始新的探索

 第一节 最后的逃港潮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后宝安经济状况综述

 第三节 宝安现代农业改革路子的探索

 第四节 对宝安农业的反思

 第五节 宝安县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概况

方苞小传

后记

第一节 建立各级政权组织

政权建立前的准备

在宝安县地区最早建立人民政权，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宝安县地区为日军侵占，中国共产党为加强敌战区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在宝安县发动群众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的民主政权。

1938年12月，坪山乡、坑梓乡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县、区、乡、村的政权管理体制（现在龙岗区的大部分地区，在当时属于惠阳县管辖）。1941年春先后建立了布吉、龙华、民治等一些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同年5月，在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基础上成立了区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龙华联乡办事处。1944年，在区、乡两级抗日民主政权基本建立的基础上，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机构——东宝（东莞、宝安）行政督导处也建立起来，下辖宝安、东莞两县地区。在广九铁路东西两侧，分别建立了路东县委和路西县委，管辖范围涉及宝安、东莞、惠阳三县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后，积极动员民众援助抗日，并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社会治安，提高人民文化教育程度，团结抗日民主人士。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宝安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于1946年6月结束工作。尽管如此，抗日民主政权为后来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国共内战爆发后，1946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作出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一个月后，东江以南地区重建武装部队，开展游击战争。至1947年初，坪山地区成立了惠东宝人民护乡团。护乡团成立后，部队迅速发展为四个大队，其中主要活动于宝安县地区（当时属于惠阳县西部地区）的第二大队，于1947年4月成立，曾健任大队长兼政委；同时成立的第三大队，活动于宝安、东莞两地，大队长关武，政委欧林。1948年为粉碎国民党“清剿”，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扩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第二团、第三团，后又改编为粤赣湘边纵队第二团、第三团。这些军事力量的组建为重新建立人民政权做了人员和武力的准备。

在恢复武装斗争的同时，宝安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也随即恢复和发展。1949年1月，为了加强宝安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在中共东宝县委领导下中共宝安区地方委员会成立，张辉任书记，梁联、何伯琴、刘鸣周为委员，其任务是负责领导宝安全县党政及群众工作，如建立和发展区、乡党组织，筹建区、乡人民政权，动员青年参军参政，组建区乡武工队，恢复健全乡、村农会、妇女会、青年会、民兵等组织，做好支前和迎接南下大军的准备工作。同时，为了开辟新的解放区，建立新的人民政权，粤赣湘边纵队抽调主力团干部成立地方团，协助地方政府和群众工作。由于当时宝安县范围还隶属于东宝县委管辖，所以在军队的支持下，中共东宝县委成立宝安区工作委员会，由李明、周吉、张辉组成，协调宝安军政和地方党组织、当地政权和军事工作。中共宝安区地方委员会和宝安区工作委员会，均为中共宝安县委的前身，为宝安县委和县政府正式成立做了政治上的准备。

在中共宝安区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下，宝安地区的党组织工作队陆续建立。至1949年8月，相继建立了观澜、平湖、沙头、沙河、沙湾、西乡、乌石岩、龙华、布吉9个工作队。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成立了龙华乡、民治乡、布吉乡、观澜乡四个总支部和平湖乡中心支部，全县有党员250名，还有9支武工队和民兵900多名。在这些力量的支持下，宝安地区的乡村政权逐步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巩固。当时的宝安县人口约18万人，大致分为4个区和19个乡，建立人民政权的地区和人口约占当时宝安县的三分之一，涉及4个区中的3个。在宝安县的东部地区（当时属于惠阳县所辖），各乡人民政权逐步建立起来。葵沙（乡长何钦明）、王母（乡长李添进）、鹏城（乡长郭平）、桂岗（乡长曾基）、南平（乡长王灶金）等乡相继建立乡人民政府。5月，坪龙地区各乡人民政府也相继成立，包括坪山（乡长陈伟）、坑梓（乡长黄云生）、定南（乡长黄腾）、龙岗（乡长张明、镇长陈远、镇指导员陈德昌）、坪地（乡长骆天生）、横岗（乡长黄坚）。在此基础上，路东县人民政府率先成立，范围涉及广九铁路以东的宝安县地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抓紧投入力量加强政权建设，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积极支持农会减租减息，建立自卫队维持地方秩序。

同一时期，宝安地区国民党的统治不断受到打击，正在迅速走向崩溃。在国民政府宝安县南头城外的一间看守所内，关押着东纵北撤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东纵退伍战士何昌轩等20多名“政治犯”。在1949年2月25日夜间，该看守所中20多人成功越狱，而看守所所长及看守人员也为了逃避责任全部逃跑。在这之后的3月26日，国民党宝安县县长陈仕英在惠州至樟木头公路五道将军山下被人民武装力量抓捕。在这一时期，民国宝安县政府在游击队活跃地区已经无法实现有效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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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年来，以其高速的发展、巨大的成就，赢得了国人的赞誉、世界的瞩目，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奇迹。同时，在这30年中，深圳努力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作为特区的前身——宝安县，一个只有30万人口，近200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较为偏远、落后的农业县，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深圳经济特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为什么深圳特区是中国办得最成功的特区之一？深圳特区如何在全国继续起排头兵的作用？这些问题曾被人们称为“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为了探索这个谜底，我们曾经做过十余年的调查与研究，为了探索这个谜底，我们曾经从中央的决策、深圳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特区建立后各项重要改革、全国对特区的支援等方面去寻找答案，写下了两部历史专著《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和《深圳特区史》，力图找到问题的答案。

答案找到了吗？回答是：找到了，但又没完全找到。

说找到了，是因为，我们曾经抱着虔诚的态度，埋头苦干，扎扎实实收集资料，秉笔直书，公正客观地记录和论述深圳特区建立后每一步艰辛的脚印，每一项改革的阵痛，每一项经验的总结以及每一次痛苦的教训。

说没有完全找到，是因为，历史不能割断，精神可以传承。如果不虚心了解，不认真审视深圳特区建立前宝安县30年历史，你就不能完全读懂深圳今天的一切。

这样，我们把宝安县30年（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设立深圳市的1979年）的研究摆上了议事日程。

为什么要研究宝安30年历史，我们认为还有如下理由：

1．必要性。这个选题在国内尚无人涉足，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多年来，深圳博物馆先后研究、编写、出版过《深圳古代简史》、《深圳近代简史》、《深圳特区史》，而从近代到当代的宝安30年历史是一个空白，因此，这个选题是填补我馆科研，也是填补国内历史研究、出版的一个空白。

2．迫切性。宝安县30年历史距今最远已有60多年，一些当事人已辞世，至今健在的大多已80多岁，身体健康的少之又少，所以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抢救性的工作。如果，我们不下工夫，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而是再耽误几年，许多历史材料就会从此湮灭，这个工作就永远无法完成了。

3．重要性。经过我们几个月的调研，发现宝安县历史并不像许多人想象得那么简单，那么平淡，而是十分丰富、精彩，有意义。其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容，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的榜样，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深圳的历史研究人员，如果不能真实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就会愧对祖先，也愧对我们的事业。

4．超前性。深圳历史过去不为社科界、史学界、教育界所重视，那是因为深圳（宝安）“养在深闺人未识”，很难在全国浩如烟海的课题中获得一席之地，而当深圳（宝安）“一举成名天下知”后，深圳特区的历史就将成为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一门“显学”，现在研究它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终将有一天，它会成为一门学科，成为硕士生、博士生研究的课题。而在深圳特区史的学术体系中，宝安三十年史又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宝安三十年史”是研究“深圳特区史”的必修课。

经过前后近8年的采访调研，我们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宝安史资料。研究告诉我们：宝安三十年史是宝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是兼有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的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史。这部历史将与深圳特区史一起，共同诠释宝安（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昭示光明的未来。

科研工作实践告诉我们，不能脱离宝安的历史去研究深圳，尤其不能脱离宝安县解放后30年的历史去研究深圳经济特区。因此，从2002年开始，我们先后采访了在宝安县工作过的老同志祁烽（原宝深军管会主任、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原宝安县委书记）、刘杰（原宝安县外事办主任）、马志民（原宝安县统战部长）、方苞（原宝安县委书记）等同志。然而由于筹备“深圳改革开放史展览”和研究力量的缺乏，这个工作暂时中断了。2008年年底，“深圳改革开放史展览”开展后，我们决心把原来中断的工作继续做下去。可是当我们重新面对这项工作时，令我们痛惜的是，就在宝安历史研究停顿的这几年里，一大批宝安县的老干部离开了我们。他们是刘正义、李馨亭、李守芬、林寿贤、谭刚、马志民、李富林等。这些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带着大量鲜活、宝贵的史料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历史工作的不幸，也是宝安县历史研究无可挽回的损失。这就等于告诉我们，时间胜过金钱，时间是生命！抢救宝安30年的历史就是跟时间赛跑，我们在尽力奔跑。可喜的是，和我们一起奔跑的人还有全体宝安县健在的老同志。在此，我们要衷心感谢他们，他们是方苞、杨克、周焕东、江兆新、邬少慰、陈玉仁、廖汉标、黄国祥、蔡合荣、梁平、刘恒、刘杰、郑锦平、杨志能、张妹头、曾坚、徐盛林、陈淦良、刘德恒、蔡富强、张强、李广亭、邓瑞华、邓仕棋、周鹤鸣、周琳、李谨章、刘先桥、刘书发、寇坤、陈润培、焦宏琴、张金能、傅军、廖虹雷、瞿明光、陈灿森等。同时也感谢何煌友为本书提供了许多历史照片。在这些老前辈、老领导、老同志鼎力相助的基础上，叶杨负责了前言、后记的编写，莫小培负责了第二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的编写，付莹负责了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的编写，于璟负责了第一章、第六章的编写，崔孝松负责了第三章、第四章的编写。因为我们能力有限，不能把工作做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只能战战兢兢地交出这份答卷，希望得到批评指正。最后以一首七律作为全书的结尾。

宝安三十年修史记

宝安修史写到今，古近当代皆成文。

憾缺建国三十载，历史残漏愧后人。

合力采访当年事，同心故纸觅旧闻。

赤胆勤勉成史著，堪慰先辈留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