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飞翔编著的这本《民国大先生》以轻盈飘逸的文字，从人生经历、治学、交友、趣闻、逸事等细节切入近百年来文化教育、学术大家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刘文典、熊十力的思想精神、风采神韵，生动鲜明，形神兼备。在短小的篇幅中，作者既概括了这些学问大家的人生全貌和主要思想文化贡献，又再现了他们超凡高蹈、别具一格的人格境界，给人以既“画龙”又“点睛”的完整感，体现了作者宽阔的学术文化视野和目光独具的思想传统力。

《民国大先生》一书收录的是一些可以称之为读书笔记的文章，是传达了史飞翔最新的读书感受、最近的思想成果的学术文化随笔。它们所涉及的不仅是民国文化教育、学术大家的命运经历、婚姻爱情、性格品性、人格风范，还有他们的学术品德、治学方式。有的文章还涉及了他们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冲突和斗争，提出了文化及学术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当今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大问题。

序

第一篇：浩歌长存，犹低徊

 梁启超：爱吾师，更爱真理

 陈寅恪：无冕之师

 陈垣：文化救国

 俞平伯：爱书如命

 王世杰：书生的执拗

 辜鸿铭：为故国招魂

 蔡元培：在无为与狷介之间

 张季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李宗恩：誓死捍卫学术尊严

 梅贻琦：永远的校长

 胡适：容忍与自由

 张奚若：棱角先生

 邓广铭：为学术，不苟且

 蒋梦麟：北大“功狗”

 徐诵明：冲冠一怒为学人

 马寅初：响当当的“铜豌豆”

 傅斯年：“汉贼不两立”

 陈省身：站在巨人肩上

 于右任：救国济民一草圣

 罗家伦：儒将风流

 蒙文通：“通”与“不通”

 曾昭抡：学痴生前事

第二篇：浮沉人世，几多喟

 梁启超：亦至情，亦绝情

 章太炎：招君云之端

 梁实秋：一见钟情写传奇

 鲁迅：卿有意，君无情

 胡适：怅见伊人坠尘土

 潘光旦：德能容，智于通

 鲁迅：拒诗狂，惹麻烦

 钱穆：大师的瑕疵

 钱锺书：文化昆仑评职称

 于省吾：书生也好名

 罗尔纲：向死而生

 陈衡哲：才子佳人在一身

 周一良：条条大路通罗马

 施蛰存：宝剑赠壮士

 向达：耿介孤傲一书生

 周作人：乱世功过任人评

 杨绛：人生边上的烤火人

 鲁迅兄弟：失和双子座

 鲁迅与林语堂：其即其离，皆出自然

 季羡林与胡适：与君交，如沐春风

第三篇：魏晋遗风，今犹在

 刘师培：国学凤凰

 刘文典：民国狂人

 熊十力：食里有乾坤

 叶德辉：好书如好色

 黄侃：亦庄亦谐真醇儒

 林损：恃才老学究

 钱锺书：人谓我狂，不知我狷

 梁漱溟：最后的儒家

 闻一多：何妨一下楼主人

 金岳霖：名士风度

 束星北：知识分子中的“骑士”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丁文江：赛先生的怪门徒

 牟宗三：狂者气象

 吴稚晖：亦正亦邪最文人

 胡适：逢寿辰，作悼词

 王蘧常：是章草，非章草

 徐复观：老夫聊发少年狂

第四篇：背影已逝，不可追

 王国维：最是人间留不住

 李叔同：一轮明月耀天心

 阿炳：道在民间

 陈寅恪：永远目光如炬

 钱穆：为往圣继绝学

 蔡元培：行大事不拘小节

 孙楷第：抱恨而逝只为书

 胡适：不降志，不辱身

 马一浮：自建生圹的大师

 沈从文：寂寞的文学天才

 林庚：最后一课

 曹禺：天真岁月不忍欺

 梁思成：永远的困惑

 台静农：处浊世亦仙

 林语堂：半字哲学度一生

后记

梁漱溟与陈淑芬的婚礼虽然举行得十分热闹，但婚后却不怎么幸福。梁漱溟是个社会责任感很强、做事颇为认真的人。他一旦投身事业和工作，很少顾及家庭。正像他在《寄宽恕两儿书》中所说：“我不谋温饱，不谋家室。”他太钟情于事业，必然冷落陈淑芬。对此陈淑芬想法颇多。此外，家中事情都落在陈淑芬身上，也使陈感到很吃力。陈淑芬的脾气大，一遇不顺的事就爱发火，而且很难说通。陈淑芬的脾气不好，梁漱溟最为反感，也很难容忍。因而，两人时常为琐事发生摩擦。

对于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梁漱溟不是很满意。198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访问梁漱溟，问及他与陈淑芬的婚姻时，梁漱溟摇头说：“妻子的个性是如此好强，结果是……唉！唉！唉！”在谈话中，梁漱溟还向艾恺教授透露了当年他与陈淑芬结婚时，陈淑芬未向他和媒人、记者讲出真实年龄。陈淑芬女士当时已经47岁，但月老牵线时，隐瞒了陈女士的真实年龄，说是40岁。

陈淑芬个性强，脾气暴躁，成为梁漱溟的夫人后，有时在公众场合仍不大讲礼仪，这令梁漱溟很是尴尬。有一次，梁漱溟和他的朋友——“性格古怪的德国音乐家卫西琴”交谈，谈到女人，梁漱溟说女人不是创造者，是创造创造者，他认为年轻的女人，其身体和责任就是生育。谁知这话惹恼了陈淑芬，当场让梁漱溟下不了台。“在父亲的生活里，家庭生活始终不重要，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配偶都不重要。我料想，如果他回顾一生，会对她们两人觉得歉然。”次子梁培恕如是说。

两任太太比较起来，梁漱溟似乎更怀念发妻黄靖贤，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尽管梁漱溟对后来这次婚姻不太满意，但他还是很感激陈淑芬，因为陈淑芬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与他结婚的，陪伴他从中年进入耄耋之年，并为他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也正因此，当陈淑芬于1979年去世时，梁漱溟亲自为她诵经守灵。梁漱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条幅赠之：“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敬”是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的概念，这“敬”里有夫妻平等、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内涵。或许这话最能代表梁漱溟的婚姻观。

梁漱溟说，所谓“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向，往深里讲，它属于哲学的范畴。中国人喜欢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梁漱溟认为这样分太笼统。他将人生态度分为三种。第一种叫“逐求”，持这种人生态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追逐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方面受趣味引诱，一方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第二种人生态度叫“厌离”，持这种人生态度的人有一个特点，即能够回转头来反看自己。当这种人回过头来冷静地观察生活时，即感觉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促使人觉得人生太无意义。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态度。第三种人生态度叫“郑重”，持这种人生态度的人一方面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另一方面自觉地尽力去生活，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

梁漱溟先生指出，这三种人生态度，每种态度皆有深浅。逐求是世俗的道路，郑重是道德的道路，而厌离则是宗教的道路。西方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追求物质享受，是逐求的人生态度。印度人注重宗教生活，属厌离的人生态度。中国人强调“正心诚意”“慎独”“忠恕”“仁义”，属于郑重的人生态度。三者比较而言，当以逐求态度为较浅，以郑重与厌离二者相较，则郑重较难。逐求与厌离这两条路同样背离了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本性不是贪婪，也不是禁欲，不是驰逐于外，也不是清静自守，人类的本性是很自然很条顺很活泼如活水似的流了前去。所以，逐求与厌离这两条路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合理的人生态度。

梁漱溟先生推崇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郑重的人生态度。他说，从逐求态度进步、转变到郑重态度自然也有可能，但那是很不容易的。普通人都是由逐求态度折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宋明理学大家大多如此，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归来尽力于当下生活。

我以为，梁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以此我们就能解释历史上许多人的“非常之举”，譬如弘一法师李叔同。他在经历了生命辉煌、艺术创造巅峰之后，却突然于39岁时抛家舍业，前往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与李叔同不同的是，梁漱溟虽然一度也想出家做和尚，但他到底是入了儒家，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并被世人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儒）”，而这一切，显然得益于他智慧而又艺术的人生态度。

P152－153

文化——学术命运的忧患

李星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动荡年代，一方面是几千年君主专制社会的崩溃、复辟与反复辟、改良与革命、民族的兴旺与图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却是因敦煌文献发现和殷墟甲骨文出土以及现代西方人文思潮的引进所带来的学术文化的大繁荣，形成了在考古学、史学、经学、文字学、哲学、社会学、《红楼梦》研究等人文学术领域大家辈出、群星灿烂的兴旺局面。到了改革开放，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历史新时期，这些活跃在民国年代的学术文化大家及其学术成就，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回望与关注，并成为读书界一时的喜爱。《民国大先生》正是这种人文学术流风在一个年轻学人心灵中所激起的波澜和回响，是对基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代学人的学术精神、风骨的凭吊和一次庄严的致敬及现实忧患。

史飞翔是学外语出身的，却偏爱于散文写作。初出道的他可能走过回忆童年、怀念父母之爱、记往昔人和事的路子。但这个时间很短，他就走上了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写自己读书的心得体会，探究从孔、孟等古今圣贤到清末民初学人行状、学问、关怀、精神，寄托自己的学问志向、人格理想，光大中国优秀的人文、学术传统。虽然难免抄书抄报，有一事一言、一思一议的简单和学术根底的不牢靠，但这种学问和言论的文化倾向对他这一类近于80后的青年写作者来说，却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亮点，就是一心向学，常读书、多思考、勤笔耕，脱离了他的许多同龄人常有的对物质享受、权力金钱、钩心斗角十分热衷的低级趣味。

人非生而知之者，只有读书学习才能提升自己的学问修养、人格品位、文化境界，并进而拥有自己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中的一技、一术之长的生存位置。即使是从政入仕、经商济世，也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生的门径和支点。“生子当如史飞翔”，此正是年近古稀的笔者，在读了他的文章，了解他的人格品性之后的感慨和嘉许。这是我的俗，是我的偏执，也是我最想对当今的青年学子说的话。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社会，只想凭自己的知识、技能生存的青年就是好青年，如果还想到于读书学习中修养自己的人格，并以自己的善心、良行影响周围的环境和人心，他就是优秀的青年、伟大的青年，也毕竟是前途最光明的青年。

《民国大先生》一书中可以称之为读书笔记的文章，是传达了史飞翔最新的读书感受、最近的思想成果的学术文化随笔。它们所涉及的不仅是这些人物的命运经历、婚姻爱情、性格品性、人格风范，还有他们的学术品德、治学方式。有的文章还涉及了他们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冲突和斗争，提出了文化及学术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当今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历来就有，也被许多前贤所关注过，但却于当今的文化一学术生态最为迫切，最当紧要。举目四顾，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学术、文化乱象，影响的已不是一时的学术得失，而是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未来安放处。飞翔肯定是有感而发，而不是舞文弄墨的习惯使然。“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心有所忧的问题化之为文章，才是能弓I发共鸣、启发思考的好文章。我为飞翔之进步、渐入文章之堂奥而高兴。诚所谓积累渐丰，思考渐阔者也。

历史与社会，时代与现实，是一定文化精神状态产生的基础，然而文化学术又以一种气魄、神韵、思想、精神影响着这个时代和它的未来。所以文化人的困惑与尴尬，也常常是这个时代的困惑和尴尬；文化人的命运，也常常是文化的命运。这或许正是我们由飞翔文章所应该引起的联想，唤起的责任。

本文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我已人过三十。“风去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最近几年我一直有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常常觉得自己是虚掷光阴。“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

我是1994年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到今年已整整二十年了。回顾我的“二十年文学”，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从文学到学问。刚出道那会儿我走的也是纯文学的路子，清一色的正统散文。但是不久，大约是在我第二本散文集《红尘心语》出版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难道我一辈子就写这种小散文，我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那段时间我甚是苦闷。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作家韩石山的一个演讲《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韩先生说，一个作家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修志”。韩先生这话就像闪电划过夜空一样，一下子将我惊醒。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我应该向学问靠近，而不仅仅是当一名散文作家。十几年后，我和韩先生坐在一起说起这段往事。他说，你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你现在的路子也是对的。韩先生建议我研究胡适。

在那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从文学转向学问。我开始大量购买并阅读学术书籍，传统文化、古籍藏书、思想史、学术史、历史、哲学、社会学、西方经典、教育学、学人随笔，甚至包括佛学、性学等闲杂书。十几年来，我不断地买书、读书。光是读书笔记就记了几十本，加上平时的剪报、资料等，整整装了一铁皮柜子。功夫虽然下了一点，但由于我天资不足，一无家学，二无师承，盲人摸象，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学术训练。更要命之处在于，我在学问上一直是“用情不专”，一会儿是新儒家，一会儿是学术史，一会儿是隐士，一会儿是藏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头来一无所成。

古人言：入贵自知，各安其命。我深知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我生性散淡，不喜拘束，打心里讨厌学术的那些条条框框。但我又不甘心做一名单纯的散文作家。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学者化的作家”。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地在我的散文创作中融入学问的色彩。我不知道这条路能否行得通？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坦率地讲，这十几年来，我过得很苦。几乎没有一日不在读书。即使是过年这样的日子，我也照读不误。十几年来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或升官，或发财，唯独我书生傻气，皱纹辐射眼角，忧郁凝结眉梢。

最早对我将学问引入散文这种写法给予关注的人是李星先生。李星先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一生阅稿无数，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他说，我的散文创作走的是知识型散文、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是学理性散文。他在肯定我方向正确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学养的不足、理论的欠缺以及人生的某些幼稚。他告诫我要多读书，读那些真正有思想性的东西。后来，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有评论家开始称我的散文是“学者散文”。

2008年有段时间，我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阅读中我有一个体会。那就是我发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最深、最透彻、最到位的居然是民国时期的一些学人，特别是号称“当代新儒家”的那批人，像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包括后来的余英时、杜维明等。我找来这些人的传记、文集，将阅读重点放在他们的生平经历、精神风貌以及立身行事等方面，而不大去纠缠他们的学术思想。我知道以目前的知识储备，还啃不动他们那体大思精的学问体系。但即便是这样的生吞活剥，收获还是很大的。2010年9月，著名学者、国学大家刘梦溪先生做客终南大讲堂，我同刘先生谈起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刘先生连说我学问好。我哪有什么学问？只不过是读了一点书而已。

后来，我将阅读视野从“当代新儒家”这一群体扩展到整个民国学人。事实上，民国学人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我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一度想写一本《民国学人品行录》，终因各种原因而放弃。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胡文辉先生的《现代学林点将录》。斯书材料之丰赡、论述之独到、见解之深刻，让我这个门外汉瞠目结舌、拍案叫绝。受胡先生影响，我将原本要写成学术专著的资料变成了一篇篇的小文章。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文章居然受到欢迎，全国几十家报刊竞相刊登。最多的时候一天发表过四篇。许多文章被《文史博览》《文史精华》《各界》《人物汇报》《读书文摘》等文史类刊物转载。有的还产生了较大影响，比如《狂狷钱锺书》。

我在学问上是典型的“二道贩子”，通常的做法是读了某本书或某篇文章之后，被书中的某个材料或观点所吸引，于是稍稍发挥一下就热蒸现卖。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我这些文章压根儿就不是学术散文，连学术小品都称不上。我的文章缺乏严谨，情感有余，理性不足。加之我又特别讨厌学术文章动不动要注明来源出处，一篇文章三注两注，括号满篇，怎么看都别扭，而且给人一种掉书袋的学究气。但我在写作过程中又不可能不引用别人的文章，所以在此我首先要感谢那些被我引用过的各类材料的主人。希望他们原谅我的侵犯和冒失。

最后，我还要感谢那些在生活和学问上给予我大力支持、充分鼓励和无私帮助的亲友师长。恕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姓名。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包括爱女媛媛，没有你们的理解、支持，我就走不到今天。真的谢谢你们。

胡适说过一句话：一个人三十岁以前做学问应当受鼓励，三十岁以后做学问是本分。如今，我已虚岁三十五。那么，就让我本本分分地做一点学问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吏飞翔

阅史飞翔新著《民国大先生》，犹品上茗。

——陕西作协副主席方英文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真诚坦荡、个性鲜明、浪漫可爱的气质。他们的所谓风骨，是骨子里的良知，是治学的精神，是为人的率性，不虚伪，不做作，不矫情，不追风，不拍马。

——陕西散文学会会长陈长吟

作者博览群书，于浩瀚的人文海洋里钩沉史实，拂去岁月灰尘，还原历史真相，于娓娓说道中剥离垢茧，活检出一个个名人的真性情与真面目，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作家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