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些人怎么这么臭！”加布里埃尔由厌恶而暗自寻思，“他们从不洗澡，简直少有！报纸上说，巴黎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一的家庭有浴室，这没什么奇怪，但没有浴室不照样可以洗澡嘛！周围的这些人，不应该连洗澡都犯难。再说，这些人总不会是从巴黎最脏的人中挑选出来的吧！没有理由嘛！他们只是偶然碰在一起罢了。总不能说，在奥斯代利兹火车站接人的人比在里昂火车站的要臭吧！这不可能，没有道理。可是，还真是臭！”
加布里埃尔从袖口里抽出一块装饰用的淡紫色丝绢，捂住了鼻子。
“什么东西那么呛人？！”一个老太太尖声嚷道。
她说这句话时没有想到自己，她并不自私，她想说那位先生的香水味。
“是这个，老太婆！”加布里埃尔立即反驳道：“这是巴尔布兹，在菲奥尔百货大楼买的香水。”
“你不该用它把大家都熏臭了！”这个自命不凡、庸俗可笑的妇人继续说道，她深信自己有这个权利。
“老太婆，要是我没有听错的话，你以为你的天然香味比玫瑰花还要香，那就错了！老太婆，你错了！”
“你听听！”老太太对身旁的一个矮个子男人说道，后者大概是她的合法老公，“你听这头大笨猪对我多没礼貌？”
矮子审视了一下加布里埃尔的块头，心里想道：这是条彪形大汉，但彪形大汉往往都好对付，他们绝不敢使用武力，都是胆小鬼。于是，他假充着好汉大声斥道：
“喂！大猩猩，你放什么屁？！”
加布里埃尔叹了口气，心想，又一个想动武的。这种暴力行为让他恶心。自从有人类以来，这种行为从来没有停止过。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尽管招惹人的总是弱者，反正这不是他加布里埃尔的错！不过，他还想给那个矮子一个机会：
“再重复一遍看看！”
大汉的反击使矮子有点吃惊。他仔细斟酌了好一会儿，答道：
“重复一遍什么啊？”
矮子对自己的回答自我感觉不错。只是，那位膀大腰圆的老太婆仍然不依不饶：她弯下腰，怪腔怪调地说了五个字：
“你刚才说的！”
矮子开始感到害怕。对他来说，已到了关键时刻，是到了用语言来编织盾牌的时候了。但是，他苦苦想出的第一句话犹如亚历山大体诗中的一行，仅仅十二个字：
“首先，我不许您，用你称呼我。” “胆小鬼！”加布里埃尔简言斥道。
他举起手臂，像要扇他的耳光。矮子哪里再敢斗嘴，干脆自己先在众人的大腿之间，向地上倒了下去。他真想痛哭一场。幸亏此时火车进了站，一下子改变了气氛。浑身熏足了异味的人群，纷纷把目光对准了到站的人们，看着他们排起了长队，鱼贯而行。其中，生意人踏着碎步，匆匆走在头里。他们夹着公文包——这是他们的全部行李，活脱一副比谁都懂得旅行的样子。
加布里埃尔看着远处；她们，她们肯定在后面。女人嘛，总是拖泥带水的；但是，一个小姑娘突然吆喝着冒了出来：
“我是扎姬！我敢肯定你是加布里埃尔舅舅。”
“我就是。”加布里埃尔答道。随即他拉起当舅舅的腔调说：“对，我是你的舅舅。”
小姑娘蹦到了面前。加布里埃尔亲切地微笑着，抓着她的双臂，把她举到唇边。他拥抱着她，她也拥抱着他。他把她放到了地上。
“你身上难闻死了。”孩子说道。
“菲奥尔买的巴尔布兹香水。”大汉解释道。
“给我耳朵后面也搽一点嘛！”
“这是男士香水。”
“你满意了，”让娜·拉洛谢尔终于走上前来，“你那么想带她，好啦，她来了！”
“没问题。”加布里埃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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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喜欢马塞尔·埃梅小说的读者来说，对所有钟爱拉伯雷和斯威夫特的读者来说，《地铁姑娘扎姬》不容错过，必读无疑。
——《纽约时报书评》
语言的嬉闹让《地铁姑娘扎姬》 成为令人无比愉悦的读物……勇于尝试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收录了许多精彩的言辞。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t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一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地铁姑娘扎姬》是法国小说家雷蒙·格诺的小说代表作，出版于1959年。小说讲述了外省小姑娘扎姬来到巴黎，急切地想要体验巴黎地铁，她的舅舅加布里埃尔在火车站告诉她，地铁罢工了，他将她带上朋友夏尔开的出租车回了家。第二天，扎姬很想去看看地铁和跳蚤市场，一个奇怪的人陪伴着她，这个人一会儿是商人，一会儿是警察，后来又带她回到舅舅家。舅舅带她去看埃菲尔铁塔，遇到一群外国游客要他做导游，夜里，一群人在餐吧打起架来，扎姬晕倒在舅舅的怀里。第二天一早，扎姬坐火车回母亲的家，都没有看到一眼地铁。当母亲问她在巴黎过得是否开心，她回答：“我老了。”这部小说出版后，引起媒体和文坛轰动，雷蒙·格诺从此声名鹊起。
《地铁姑娘扎姬》是法国实验小说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雷蒙·格诺中篇代表作。
小姑娘扎姬从外省来，渴望坐一坐巴黎地铁，正好赶上地铁罢工。她能心想事成坐上地铁吗？随着她在巴黎的历险一步步展开，发现每个遇到的人都有诡异的暧昧身份，一幅光怪陆离的巴黎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