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官小娜、吕永明编著的《许包野传》介绍了,许包野祖籍澄海冠山乡,1900年5月生于泰国一个华侨家庭,7岁回到祖国。1923年2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期间,他一面钻研马克思主义,一面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参加实际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许包野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从苏联秘密回国,1932年10月,党中央任命许包野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在许包野的领导下,厦门中心市委及各县党组织领导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发起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逐步开辟了新的工作局面。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许包野在河南郑州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敌人先是用金钱美女和高官厚禄引诱拉拢他。失败后,敌人又对他施行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许包野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严守党的机密。1935年在南京英勇就义,时年35岁。
王伟、官小娜、吕永明编著的《许包野传》力求真实反映雨花台烈士的人生轨迹和革命事迹,本书传主许包野,籍贯汕头澄海,泰国华侨,中国共产党杰出人物。在厦门诸多地下党领导同志和雨花台2401名烈士中,许包野是惟一取得博士学位的。
七岁回国
经过多日的海上奔波,七岁的许包野回到了故乡澄海。故乡对他来说是陌生的,父亲许锡昌还要照顾生意,拜访完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就返回了暹罗,把他交给许包野的嫡娘照顾。不久,许包野就进人了同族叔父开办的私塾学习。过去的私塾主要是族人开设的,只要是族人或者乡亲,交几个铜板就可以过来读书。正如《红楼梦》第九回写道:“原来这贾家之义学,离此也不甚远,不过一里之遥,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掌,专为训课子弟。”
凡同族子弟,沾亲带故,无论贫富贵贱,也无论谦恭顽劣,都可以来义学上课。学校是始祖所立,又由族中有钱人家供养,家族未来的荣辱皆从此出。
私塾里最初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些最基本的经典读物,以后随着年级的提高,增加了《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严格的私塾教育使许包野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深扎在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充分汲取其中的精华。朗朗读书声曾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许包野在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
正如鲁迅与丰子恺的私塾白描——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段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日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但在鲁迅看来,乱哄哄的环境、迂腐的朗诵内容,构成了三味书屋枯燥的生活,这与代表自由快乐的百草园作对比,表现了鲁迅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私塾教育的不满。这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
丰子恺在他的《私塾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私塾里读的书只有一种,是语文……书名叫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书现在的青年人、壮年人,也不容易懂得,何况小朋友。……然而那时的小朋友苦得很,非得硬记、硬读、硬背不可。因为背不出先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或者打后脑。”
中国的旧式教育,要求的是学子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内容是一成不变的,读书的方法也是简单乏味的。读书是枯燥的,求知是艰苦的。许多孩子都把读书视为畏途,但许包野从没有把读书当作一件苦差事,他自小就对读书怀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尤其地喜爱,在同族子弟中显得更为突出,深得教书先生的偏爱。他经常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背,往往是还未到学堂,前一天布置的课文已背得滚瓜烂熟。
而私塾里的先生平时总是夹着一柄一尺多长的戒尺,说起话来摇头晃脑,张口就是“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之类,对于正处于最为淘气年纪的一群孩子来说,不可避免对他有所抵触。有些学生自然也会想出各种整人的恶作剧,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捉弄先生,把先生的东西藏起来,或者偷偷溜出去玩等。一旦事情败露,家法伺候当然是少不了的。渐渐地,大家也被先生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折服。不可否认,这位启蒙老师对于许包野及同族子弟日后人生的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许包野虽身处不愁吃穿、生活富裕的大家庭中,但小小年纪的他还是过早地感到了压抑。家庭式的私塾教育平淡无趣,而枯燥的《四书》《五经》也难拴住少年灵动的心。在他的心里,高墙大院外的世界似乎更加精彩。新式的学校教育是一种集体生活,可以接触社会,这是家庭式私塾教育所无法比的。
许包野从小喜欢读古典书籍,涉猎较广,孔子、老子、墨子的著作,他都啃过,后来对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兴趣更浓,不断进行研究探索。他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浅白易懂的很著名的奇书。后来他去国外留学,曾写信要妻子以《西游记》为教材学习读书。许包野起初是看小说,后来由小说到笔记,到文集,到诸子,到史部,他都一一涉猎。
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许包野经常手不释卷地看小说,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热闹,都不愿出去看,宁愿躲在家里看小说书。应该说小说给幼年的许包野开辟了另一个世界:非现实的,想象的世界,小说使他不满意于现实,对于神圣的传统理念发生了怀疑,开始逐步思考人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军阀割据,战火频频。一个朝代的强弩之末与天崩地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像飓风一般席卷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与积贫积弱,使这个曾经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王朝一落千丈。国际上,中国强敌环伺,列强虎视眈眈,中英因鸦片发生了两次战争,铁桶般的国门被一次次地撕开了缺口。旧的创伤尚未愈合,新的灾难又接踵而来:中法之战、甲午之战等节节败退。P6-8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考察江苏讲话精神和江苏省委要求,铭记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文化建设上新台阶,根据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统一安排,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和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等单位联合编纂《雨花台烈士传丛书》。《许包野传》是其中之一。
南京市档案馆接到编纂《许包野传》任务后,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出许包野烈士的人生轨迹和革命事迹,再现历史的真实性,迅速成立写作小组,并先后到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厦门档案局、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澄海区委党史研究室、许包野同志的故乡和他的纪念馆及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等地积极搜集素材,并得到了徐州工程学院张新科院长的指导,在以上单位及个人的帮助与大力支持下,搜集到大量的档案材料,回到单位后写作组成员确定主线后分工合作,历时几个月终于成稿。在此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表示感谢。
由于本书从策划到成书的时间紧迫,尤其是许包野留学任教的国外资料收集较少,因此在文稿内容、图片组织上难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