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的《文坛亦江湖》以清丽优美的文笔,淡定的讲述与分析,翔实的史实与依据,讲述近现代文坛藏于历史迷雾之中的真相,直面民国大文人丰富复杂的人格和文化品格,彰显出人性的光辉与卑微、复杂与多变。
本书所书,系近现代风流大文人相重与相轻的故事,包括胡适、陈独秀、鲁迅、冯雪峰、徐志摩、林语堂、赛珍珠、周扬、丁玲、吴祖光等人的轶事。许多真相首次披露,去掉伟人头上的光环,去掉所谓“坏人”身上的黑色,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
文坛之中,并非平静如水;文坛中人;也并非都是温文尔雅。文坛中的争斗,以文字与计谋为武器,呈现出江湖中的刀光剑影;置身文坛中的大文人们,亦不免被时代裹挟。心志坚定者,不忘初心;意志薄弱者,难免随波逐流。时光流逝,一切不免风流云散……
他们,个性或狷介,或痴狂,或迂腐;他们,性情不失风骨、风趣和浪漫;他们,品格清风朗月、苍松劲竹。他们是近现代飘逸浪漫的士人才子,却也在变幻莫测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演绎着中国文坛江湖的风雨激荡和恩怨纷争。
相知、相敬、相重者,莫如胡适与陈独秀,胡适与李大钊,冯雪峰与鲁迅,吴祖光与两任妻子吕恩、新风霞;爱恨纠葛、难分难解者,莫如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交恶纠缠、怨怼一生者,莫如鲁迅与周扬,胡风与周扬,丁玲与周扬;孰是孰非实难道断者,莫如钱锺书、杨绛夫妇与鲁迅……作者用清丽文笔,将风流云散的大文人恩怨风景尽落纸上,如此真实、清晰、可感。
汪兆骞著作的《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不囿于既有定论,不人云亦云,而是钩稽翔实史料,重寻这些大文人之间相交与相重、分歧与相轻的是非恩怨;通过事实和细节剖析人物个性,透视世道人心,客观公正地褒贬这些大文人丰富复杂的人格与文化品格。
(一)
1960年我上大学时,曾读过钱锺书的《围城》。大约是1948年出版的繁体本,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之一。一次在五爷家书房里偶然发现的。现代文学史课,提到过《围城》,自然属于批判的那类书。与1958年出版同时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青春之歌》相比,阅读感觉,有天壤之别。
大约过了十五载,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围城》。出版后,成为文学界一个热门话题,读者评价甚高,一版再版。
重读《围城》时,五爷送给我的老版《围城》,早已在“文革”时化为灰烬。但重读感觉依然新鲜,特别是对话的知识性,充满文化气息。对话引喻广博,才情横溢,妙语如珠,令人益智解颐,远比当学生时理解深刻。
《围城》的责任编辑黄伊,是位从中国青年出版社调来的老编辑,与我比较熟,后来,在《当代》工作的我,还兼管一张发行三十六万份的《文学故事报》,老黄是我的助手。
20世纪80年代初,《围城》首印十三万册,尚供不应求。一天老黄告诉我,他要到钱锺书老先生家报喜,问我去不去。神交久矣,却不曾与钱老谋面,有此机会,自然陪同老黄专程拜谒。
黄伊与钱先生一家熟稔,到钱宅轻轻敲门,因事先电话约好来访,钱先生开了门,微笑道:“恭候大驾光临。”然后与我们一一握手,我向钱先生深深鞠躬,致以晚辈的敬意。钱先生也忙点头施礼,“兆骞我兄编席请坐”。钱先生家的客厅很典雅,玻璃书柜占满了两面无窗的墙,一面墙下摆两只单人沙发,靠窗处放两张书桌。钱先生与夫人杨绛一人一沙发一张书桌。我正不知如何落座,钱先生从里面搬出一张木椅,独自坐了,让我和老黄坐沙发。
我带了那年的几期《当代》,请钱先生夫妇指教。钱先生接过杂志,偏头向里屋说:“黄伊和汪先生来了,请过来一下。”杨绛手里还拿着笔,出来与我们打招呼。杨绛所译的《堂吉诃德》和《倒影集》,以及后来她妹妹杨必译的《名利场》,先后在我社出版。算起来,一家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他们的著作给我社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带来了声誉。我向钱先生表达了这层意思,钱先生笑日:“香港一位作家对我说,他们那里把我的名字读成‘钱总输’,你们出版社出我们的书,不赔钱,就不错了。”
我社搞四十周年社庆活动时,我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工作。在整理历届社庆名人的题字赠画时,见邓小平、郭沫若、巴金、赵朴初、李可染、艾青等百多幅字画,光彩熠熠,独没有钱锺书先生的墨宝。经与领导商量,拟请钱先生为社庆题词。我们找到黄伊。不久,就拿来钱先生的八字题词,日“百花齐放,千岩竞秀”,苍劲而峻秀。后来,社庆在北京饭店西楼举行,艺苑名流、文坛巨匠的字画,陈列在大厅,引起来宾的极大兴趣,因《围城》而闻名遐迩的钱先生墨宝,尤引人驻足而观。(P259-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