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从当年由上海南迁广州的(《救亡日报》极朴实的报道与言论中，仍可嗅到当年那扑鼻的硝烟味和腥膻的血腥味，看见街头还在滴血的断肢残臂和受难者临死前刻在脸上的愤怒，听见难民们怨哀的呼号和抵抗者激昂的呐喊……
——9月7日，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最后一次决定攻占广州的计划。
10月12日凌晨，日军在珠江口东侧之大亚湾登陆，21日占领广州。
广东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由是正式开始。
作为华南第一经济大都会和军事重镇的广州市，在中国本土东三省和华北先后沦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城相继失守之后，广州和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抗战大棋盘上中日双方争夺的两大城市。
尤其广州，不但是一个战略重镇，同时更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北段被日军占领之后，中国赖以接受英美等国对华抗战物资支援的输入口岸。
可以这样说：广州是当时中国抗战接受外援唯一重要的一条“脐带”。
倘若广州被攻克，中国本来十分严峻的抗战局面就加倍困难。
更何况，倘若广州失守，日军便在中国大陆开辟了“第二战场”——由自北向南“单向进击”，转变为南北同时向中国中心腹地全面进攻的“双向钳击”了。
日军先后3次秘密制订了攻占广州的作战方案。
蒋介石亦对广州以及广州以远——包括广东东南一线漫长曲折的海岸线各重要港口滩头，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武汉一广州一香港九龙铁路沿线的防卫，做了军事部署。
按理说，既然上海、南京及其以北的几个战场，中国军队曾经以顽强的抵抗，在局部坚守十数天、数十天乃至几个月的有效抵抗，那么，广州和广东沿海的抵抗，亦当有相当激烈的争夺战——不说“御敌于国门之外”，至少也该抵抗三两个月的。
但是，后来的事实令全中国乃至西方世界深感震惊，甚至令日本参谋本部感到意外。
日军在广州东南的大亚湾一举登陆成功，几乎未遭有效抵抗；而广州，亦未曾有过真正的大规模作战，便于大亚湾失守后的第8天无可奈何地沦陷了。
日军进入广州，有如进入一座空城。
这一段悲哀而耻辱的历史，令当时的中国爱国军民无限悲哀，亦永远令我们的子孙后代回顾此“国耻”时仍旧唏嘘感慨。
日本国军政两界，对进攻广州，在意图上大体一致，认为“势在必取”，但在进攻的时机上，军政两界之间、军队内部不同派别、不同兵种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从战略上说，日本已经认定，攻占广东出海口，便可以以武力截断广九路和珠江、西江水道，阻绝中国的外援物资和军事运输，从而削弱中国继续抗战的力量。日军认为华南国际交通线一旦被切断之后，中国坚持抗战的物资接济必感重大困难，而英法尤其是英国为保存其在远东利益起见，一定会按照解决捷克问题的方式如法炮制，压迫中国政府割地求和，更快地结束战争，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但是日本决策当局，对广东作战亦有诸多顾虑，其中重要顾忌之一是，华南为英、美、法诸国的“势力范围”，攻占两广，有可能激怒上述三国，从而使日本在国际上，有面临与中美英同时交战的被动局面。
日本政界之宇垣外相，属“亲英派”，但日本国内自法西斯军阀掌政，就发动强烈的反英运动。宇垣被迫去职。
日本登陆广东的决心，先后有过3次。
第1次是在1937年10月，日本参谋本部就策划广州作战，但因时机未成熟而暂时搁置。12月末陆军部制订的“华南登陆计划”，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作战的设想，但因遭到海军的反对而终止。 第2次是在1938年5月，日军大本营为了尽早结束“中国事变”，在确定进行武汉作战时，就认为同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较为有利。但由于当时的船舶运输准备尚不足，所以决定等攻占武汉后再实施广州作战。但仍以台湾为基地，有步骤地吞并了东南沿海的重要岛屿，修筑机场，建立基地，频繁骚扰轰炸。(据统计，自“七七事变”到1938年6月近一年内，日机空袭广东达2000架次以上，广州一地超过800架次。)
第3次是在1938年7月，日军大本营认为当时的船舶运输除能满足武汉作战外尚有余裕，遂决心在进行武汉作战时进行广州作战。
8月上旬，日本内阁批准这个计划后，大本营随即决定组建陆军第21军。经陆军省提议，大本营同意由熟知华南情况的台湾派遣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和参谋长田中久一少将，分别担任第21军司令官和军参谋长。
8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开始研究攻占广州的计划，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准备。
9月19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下达第21军战斗序列，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等部队，并决定由海军第5舰队配合第21军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主要通往国外的补给线。
1938年9月7日，田中久一召集各师团参谋，研究有关登陆作战的细则。9月16日，田中久一又协助军司令官古庄干郎编成军司令部，并制定出(《第21军作战计划》。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指示，日军第5师团陆续集结于青岛，进行登陆和攻占虎门要塞的战斗训练；第18师团也于9月下旬在上海北部集结补充装备，加强登陆作战训练；第104师团也在同时间集结于大连，进行登陆作战准备。 自9月底开始，上述部队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海运至马公集结，完成了作战准备，待命出动。P3-5
时光荏苒。20年前我们受命写作长篇纪实文学《南粤之剑》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我们应约将这本图书更名为《南粤利剑：粤海军民抗战纪实》再次推出花城版。
本书中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两主线，分别由谢岳雄、曹轲写作，雷铎写作其余篇什，并统筹和定稿。
本书采访了许多至今仍健在的当年的华南“两纵”的老战士，这些如今已年过九旬的当年抗日志士们，为我们叙述了许多感人肺腑、或动人心魄、或催人泪下的故事；本书请教了许多研究机构和档案资料机构的专家学者，并得到极宝贵的资料支持；本书亦参阅了大量的海内外有关广东抗战的种种著述——对上述诸方面的鼎力支持，我们在此谨表至哀至诚的谢意。
出版社及审阅者的有力鼓励与宝贵教正，我们的谢意自不待言。
因成书仓促，加之作者笔力不逮，且又于“信”与‘‘雅”之间，常有游刃艰难之感，故对于能将这本重“纪实”而弱“文学”的作品读完的耐心的读者们，我们亦当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叙述的故事已过去70余年，虽极尽努力，相信仍然多有谬误，我们热忱欢迎一切批评与教正。
本书以有限之篇幅，而纪写偌大广东长达8年的一场伟大抗战，干史实、于人物，多有挂一漏万之处，倘蒙有识之士指正，当于有机会再版之时，加以补正。
愿以本书，祭奠抗日战争中在广东这片土地上为国捐躯的人们，以及一切为该次战争尽过一己之力的一切人们——包括中国人和外国友人。
是为跋。
2015年4月5日
于五羊城
战局中的广州，两个阵营对垒的“大围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棋子。
无论日本、中国或世界，都明白广州这一南中国的门户、大都市、经济枢纽和战略重镇，对于占领或防守中国大陆的至关重要的意义所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当局将侵华战争由华北三省扩展为对华全面进攻大约一年半之后，断然决定将原定于1939年攻占广州的战略行动，提前到1 938年冬季实施。 这一重大军事行动，日本军事大本营选定在10月12日这一天，由广州东南邻近香港的大亚湾海港强行登陆开始。
也许是出于偶然、也许是刻意的选定——在四个多世纪之前的1492年，正是这一天，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的圣萨尔瓦多，故而这一天被西班牙女皇定为“西班牙日”——日本军事当局选定这一天“进入”广东，是否出于对其这一势将触发英美两个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之敏感神经、具有强烈全球震撼力的军事行为，视为一种近乎西班牙对美洲的占有一样的“历史性意义”的考虑?
这并非没有可能——日本军事当局，一方面是疯狂的、近乎失去理智的一群；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永远摆脱不了其渊源于汉唐文化的“祈吉”心理。
但历史又常常是极不可思议地出现种种偶然与巧合——再过4年之后，日本军队也正好是在这一天，在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输掉了它大约是继中途岛战役之后最重要的一次战略决战，并且输得极其惨烈，几乎日本的败局因此一役而有了不可移易的裁判。
战争是无情的。
但同样无情的，是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由无数大小小的战争所连缀起来的一条长链，和平仅仅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从公元前32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5000年间人类共发生战争1．4余次，死人近36亿。其间只有329年的和平与宁静。
而14万余次战争中最令人类深感悲哀的，是发生在20世纪初、40年代中期40年间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卷入的有33个国，交战的两大阵营共伤亡3750万人，其中死亡853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损失尤甚，在被卷入战争的61个国家20亿人口当中，伤亡的人数超过9000万人，其中死亡达5120余万人，经济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卷入战争的时间最长。真正的“二战”序幕是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之前的1939年9月1日，而在此8年之前，日军便侵入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日，也整整早于“二战序幕”两年零五十三天；更加上入侵者的无比残忍，从而使中国成为“二战”中两个伤亡和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苏联)。
反过来说，中国以其巨大的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也为这一伟大胜利后迄今半个世纪的世界和平，做出了她代价沉重的伟大贡献。
就广东为主的华南战区而言(第四战区和后来的第七战区)，广州——尤其在以广州为中心点的粤汉至广九铁路一线两侧，华南抗日游击队在这一战区的近6年的艰苦卓绝的抵抗战争中，起着一种其战略意义远远超过其歼敌成果的伟大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中国战区接收投降日军111·87~A0，广东地区(含广州I地区、粤东、粤西地区、海南地区和香港地区)受降的日军为140510人，占中国战区受降日军总数的八分之一。
即是说：以1945年秋而论，每8个侵华日军中，便有1个是由广东军民抗击着。
但这个比例并非本书写作的主要理由，“战绩”仅仅是衡量的标准之一，而非意义的全部；更重要的是他在整个战场大格局中占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位置。
广东境内的抗日军民——尤其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主力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他们在将近7年的对日抗战中，无疑是起到一种战略影响超过战绩统计数字的卓有成效的抵抗的。
——1941年6月10日，东江纵队在东莞之大岭山百花岭毙日军大队长长濑以下50余人，驻穗日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称此役为“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广九铁路在抗日游击队袭扰下，“日军虽已控制了铁路两头两年多，但他们还不能使一列火车畅行全线”(美国《美亚杂志》1944年7月《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因而，日军视华南抗日游击队为其在华南地区的“治安之癌”；
——海南岛方面，日军将其作为随后进攻东南亚的“海空堡垒”来经营，但在冯白驹将军为司令员的琼崖纵队的打击之下，其海南岛派遣部队部队长马渊之助大佐哀叹： “(琼崖纵队)打乱了我们的战略部署”；
——朱德将军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指出：“(1938年冬)东江纵队于广州沦陷后在当地起义。1939年，琼崖沦陷后，当地人民在我党领导之下组织游击队，从事抗战”，“这样……广大沦陷地区，逐步经过我们之手，收复过来，变成了光明的广大解放区，这就是华北、华中、华南三大解放区”；
——1940年12月25日香港失陷之后，滞留在港岛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800余名著名文化人、友军眷属，在我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的全力营救之下，从日军的重重火力警戒线下秘密通过，辗转水陆两路，回到大后方。茅盾称此次规模浩大的“秘密大营救”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派出游击队营救出近百名英军被俘人员和其他国籍的国际友人，英国外交部代表在下议院的报告中对此举高度赞扬，并“表示钦佩”；
——东纵和琼纵多次营救来华参战后坠机而身陷险境的美国空军飞行员，被营救者万分感激，美国第14航空中队飞行员克尔中尉在事后的一封信中说：“你们的战斗员面对着强大武装的日军严密的搜索拯救了我……无论在战争里以及和平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同志”；
——1944年冬，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之下，东江纵队与美军第14航空队合作建立情报站，收集日军在粤中和香港的海空军情报，美军“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及其属下多次向东江纵队表示“华盛顿方面的谢意”，认为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所提供的情报”在质与量都非常优越……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事着决定的贡献”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约22年后，在中国那度 荒唐的历史时期，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因此而宣布东江纵队是“卖 国的” “美国人指挥的土匪部队”，这是后话)。
南方抗日纵队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
要而言之，虽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1938年冬-1945年秋，对日作战3000余次，歼敌不过2万余人(不足苏联方面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役歼敌数的十分之一)，但从盟国的全球反击战略上看，它却是美英中苏四大同盟国在与德意日三大轴心国对垒的全球性“大围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棋子。
当我们面对着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血腥之战，我们力图透过70年的历史风云，对迄今仍然健在的一批当年的抗日将士进行采访，并透过他们提供的线索，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史料中，寻找和评价我们称之为“南粤之剑”的南中国抗日游击武装、与他们互相配合和互相呼应的友军，以及在他们背后默默地做出鲜为人知的牺牲和贡献的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他们为人类在摆脱20世纪最大的一场全球性浩劫中所做的或许是鲜为人知的、然而又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事隔70多年，许多人在当年的铁与血的无情交战中，已化为离离青草下的冢中白骨，历史的风雨已经剥蚀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加之我们的笔力不逮，我们的叙述必然是挂一漏万的；但我们愿从我们这三支“三寸之笔”，筑起一个也许是小之又小的纪念碑，以纪念所有在南中国为抵抗日本法西斯做过贡献的一切中国爱国将士，以及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友军将士；我们愿以我们这薄薄书本，织成一个雪白的花圈，祭奠所有在70多年前为国捐躯或是不幸罹难的一切烈士与每一个普通死者。
借用莎士比亚的诗句为本书的开篇做结——
我的剑还在滴血。
撕下战袍，揩去鲜血，
焚化了以祭奠死者，
愿他们的英灵高翔于天国；
留下这寒光闪闪的雪刃， 昭示忘记这场悲剧的人们：
正义的王者之剑，
永远高悬于一切无耻的头颅之上!
雷铎、曹轲、谢岳雄编写的《南粤利剑(粤海军民抗战纪实)》为南粤（含海南省、香港澳门）军民抗战全纪录。记述南中国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出没于南中国的山林海岛，南粤妇孺老幼，海外赤子，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志士，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以清新简洁的文笔描述了南粤抗战的主要战斗和英雄人物，是了解广东抗战的难得读本。
在武汉会战的后期，日军偷袭大亚弯得逞，广州不战而弃，南中国沦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之下。在这片古称百越的土地上——如今的广东、海南两省以及香港岛，中华鲛人后代举起正义的复仇之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出没于南中国的山林海岛，妇孺老幼，海外赤子，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志士，一同在这古老的太平洋西岸的一域，用鲜血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抵抗侵略者的壮歌。
雷铎、曹轲、谢岳雄编写的《南粤利剑(粤海军民抗战纪实)》为南粤（含海南省、香港澳门）军民抗战全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