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半湾编著的《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汇集的文章,就是对于这一经历了剧烈思想动荡的文化老人具体而深入的回顾、梳理、研究,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所收文章的内容依次是:与“胡风案”相关问题、对舒芜先生学术成就的探讨、回忆与怀念。
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的胡风一案及舒芜先生与它的牵连,十几位作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个言路较畅通的年代,这些文章展示了各自的思考的深度,也涉及到许多过去未被重视的史料。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自能看出其中的眉目。舒芜先生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曾详谈自己解放初的思想转变,因和这部分内容密切相关,故也作为附录收入书中。
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舒芜是一位饱经沧桑、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他便卷入其中。他与这一事件的真实关系及其深层原因的探析,对于深入研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以及知识分子思想史,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舒芜晚年在周作人研究、《红楼梦》研究、女性研究等方面均颇有建树,其学术成就亦很有探讨总结的价值。
陈半湾编著的《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辑入了朱正、钱理群、刘绪源、孙郁等人的三十多篇文章,是对于舒芜的不平坦的人生道路及其著述的回顾、梳理和研究。《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内容依次为: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相关问题,对舒芜学术贡献的阐述,亲友的回忆与怀念。
悼舒芜
罗孚
八十七岁的作家舒芜,前几天(2009年8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了。
舒芜原名方管,是《古文观止》中桐城派古文名家方家的后人。父亲方孝岳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是著名的文学史家、古音韵学家。夫人陈沅芷是北京二十五中的教员,1966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次女方林因下乡插队,贻误病情,高位截瘫,1976年冬天自杀了。
得享高龄的舒芜日子也并不好过。解放不久,他就被涉进了胡风集团的大冤案之中,死后还要被一些报纸称之为“胡风集团冤案的文学告密人”,好像这宗冤案是因为他舒芜告密而起,其实是胡风向中共中央上了三十万言的长信,对中共的文艺政策提出了许多批评的意见,触怒了毛泽东,这才惹出滔天大祸。舒芜在起初参加讨论时,批评了胡风的宗派主义活动,涉及到许多人,这些人都被网罗进了“胡风集团”之中,最后居然成了拥有两千人之众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字狱冤案。舒芜在参加对胡风的批评讨论时,为了批评胡风的宗派主义活动,提到了许多人,当局为了追查,向舒芜要了许多信件,这就成了所谓胡风集团,到了毛泽东手上,却居然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了。这“反革命”不是舒芜提的,这不是他所告的“密”,他所告的只是他认为这些人搞的宗派主义活动。追根到底,他并没有告什么人的什么“密”,他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告密者”,不是他主动要“告”,而是有关方面向他要,向他索取,特别是这一冤案案情大白宣告不能成立以后,一些报纸还要把“告密者”的头衔加在他的头上,这是不够公道的。
抗日战争爆发,舒芜经过湖南、广西而进入四川。他是在桂林的时候,才开始用了舒芜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因此开了他一个玩笑,说舒芜是“桂林舒芜”,而不是“桐城舒芜”,并且在《桂林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向桂林的读者介绍他们这位“乡亲”。算起来,他写的一些大为引人注意的文章,如《论主观》之类应是二十多岁的事吧。
这时,他已由桂林到了重庆,到了江津,进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二十几岁的人就当上了大学教授,真不容易!可以说,他这时已是和台静农这些名教授逐渐齐名了。和台静农在一起他写出了《论主观》之类的大文章,也写了许多旧体诗词,显得很有功夫。台静农后来还写了鲁迅的全部的诗篇,成了一个长卷,把它送给了舒芜。
“胡风集团”冤狱后,舒芜并未因此立功受赏,不久,却被划为右派。更后右派不成立,被取消。
他终于被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在这份工作之外,他做了大量的“回归五四”的工作。所谓“回归五四”,是他晚年回顾一看,终于发现,“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者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其实毫无所知。三十年过去了,可以做事的时间不多了,再有三十年,检点下来,我原来的几个思想的基点之中,只有尊五四,尤尊鲁迅,反儒学,尤反理学,反法西斯,尤反封建法西斯这几点,大致还能保存……我只能就在这几个思想基点上尽量做点事。”
他说:“我恢复了用舒芜这个笔名发表文字的权利以来,所写的文字,全是围绕着尊五四,尤尊鲁迅,反儒学,尤反理学,反法西斯,尤反封建法西斯这几个中心的……我认为它(指《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有‘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的精神,是儒学统治之下最具体反儒学尤反理学的叛逆传统的作品,尽管其中也说些儒学的话。对于周作人的叛国附逆,我反对有些论者曲为辩解,甚至为之翻案,我发表过驳斥的专文,但是我认为,他主要是个文学家思想家……他与鲁迅,是体现五四精神的两个高峰。对鲁迅的研究,已成显学。对周作人的研究,一直不够,我在抗战期间写的《今人·历史与人民》中也只是简单的否定了他,所以现在有加以系统研究的必要。”他因此写了一本《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在《回归五四》中舒芜写下了他对“胡风集团”这冤案表示的沉痛的态度。他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本书的编辑出版,也是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
他说,他从来没有把胡风写给他的任何信交给任何别的人。
P35-36
舒芜先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读书、思考、写作,2009年离去时,是有独立思想的学者。
他青年时期醉心东西方哲学,研墨子,读康德、黑格尔,雄心勃勃要对墨学开创新的系统研究工程,写下一部几十万字的墨经疏证,还发表了一系列哲学文章。
然而,他生在剧烈动荡的时代,如一切热血青年,在光明与黑暗的争斗中要发出自己的呼喊。但世事难料,他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因为同一文学观点,两次卷入政治漩涡,且处于漩涡中心。屠格涅夫说:“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舒芜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大起大落时期的“最具体的个人”。
所幸,他与全中国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已从信仰,到迷茫,到觉醒。虽然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依然一直大于对学问的关注,但是晚年,他走的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道路。
本书汇集的文章,就是对于这一经历了剧烈思想动荡的文化老人具体而深入的回顾、梳理、研究,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所收文章的内容依次是:与“胡风案”相关问题、对舒芜先生学术成就的探讨、回忆与怀念。
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的胡风一案及舒芜先生与它的牵连,十几位作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个言路较畅通的年代,这些文章展示了各自的思考的深度,也涉及到许多过去未被重视的史料。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自能看出其中的眉目。舒芜先生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曾详谈自己解放初的思想转变,因和这部分内容密切相关,故也作为附录收入书中。
第二部分是几位作者对舒芜先生学术成就的评析,包括妇女问题研究、周作人研究及古诗词研究等。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对女性苦难的悲愤呐喊,是贯穿舒芜先生一生的,同时也贯穿于他的《红楼梦》研究和周作人研究之中。有专家认为,他的《红楼说梦》与王昆仑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论》,都是对《红楼梦》深有研究、并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好书,本书未能辑入《红楼说梦》的评论文章,不免有些遗憾。
除上述几方面外,舒芜先生还写过不少谈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虽显零星散漫(曾编过一本薄薄的集子《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但据行家说,却是从古典文学中走出来,深谙古典文学,而又能站在新文学的时代高度,高屋建瓴、“观水观其澜”的研究,这是不少专业研究者难以达到的境界。惜未找到谈舒芜先生这方面成就的文章,特拈出此点,供研究者参考。
第三部分是回忆文章。解放初舒芜先生从南宁调到北京后,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反右”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无论古典部、外文部、现代部,均人才济济,各尽其能。舒芜先生曾写过多篇文章,回忆他的老友兼同事——聂绀弩、张友鸾、周绍良等;可当他去世时,古典部的旧同事大都驾鹤西去,竟已无老友可回忆那段岁月,而那是舒芜一生中非常宝贵的几年。幸有几篇更年轻些的朋友的回忆,与家人的回忆一起沉甸甸地放在书中。
感谢所有赐稿的朋友,特别感谢文汇报刘绪源先生、南开大学乔以钢女士、中山大学张均先生、上海译文出版社陈飞雪女士等,他们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有的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本书最初拟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最终转至人民文学出版社,这要感谢王培元先生的大力支持,衷心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致谢!
陈半湾
2013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