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之一。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解读历史文化现象，感悟名家睿智哲思。

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视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

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格的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所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不倦探寻，以及在终极毁灭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

兵与酒

六骏踪迹

不肯过江东

登陵忆

白云深处留侯祠

平安旧战场

寂寞南郭寺

真境界

慎重细节

旷达

且看小人

朝天小语

湖海里的星辰

漫想

循美笔记

墙祭

试探《阅微》

《钱本草》注评

至今思项羽

沉吟“大风歌”

司马祠记

静影沉璧

双莲叙旧

须眉与蛾眉

北国雄秀数米脂

小乔卸甲晚妆红

青冢

杨妃身后

戏说崇公道

红袖总被前缘误

女性自酿的醇酒

蛾眉之水朝上流

昙花现后亦堪哀

漫忆林冲

天意高难问

三峡别辞

骆驼城春色

五台天籁

酝酿60年的悼辞

贪廉漫笔

延安与绍兴

试论杨闻宇的历史散文(代后记)

“八月扑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诗经·七月)。酒能延年益寿么?说不清楚。人生于世，开初饮第一口酒时，无不龇牙咧嘴，缩鼻皱眉，呈丑陋相，心里同时打出一连串的问号：这算是什么味道?酸、甜、苦、辣，互相搅和，一时说不清白。嗜酒成性的人总结出“香醇”二字，也是个意象含糊的杜撰。

人生四戒：酒色财气。这四样关乎到一个人的盛衰生死；其间酒为首。自从有了军旅，这军旅关乎到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起灭兴亡；刀枪车马之外，而酒，与军旅的关系又至为密切。

在旷远阔大的古战场上，酒使猛将出阵，酒使三军用命，直杀得愁云惨淡，山河失色。人生“难得糊涂”。将士饮酒之后，其所以亮本性而见真勇，是酒搀扶着他们进入了似乎“糊涂”的境界，醉眼朦胧，漠视血色与尸体，不思量，不自省，不返顾，敢于将个人的生命孤注一掷。于是战神那猎猎飘荡的旗帜上，仿佛只写着斗大的一个字：“酒”。酒与血如此切近，能喝酒而后敢流血，这才是真正的“酒旗”。“牧童遥指杏花村”，飘拂于杏林之上的酒旗，确切而言，只能称作“幌子”。

“归鞍共饮月支头”，同仇敌忾，生死依之。“斗酒相逢须醉倒”，战友情深，同杯共饮，抵足而眠。“醉和金甲舞，擂鼓动山川”，好一幅天然的胜利凯歌图。“酒痕和雨沾襟袖，剑气如云贯斗牛”，长途行军，气韵若虹。“交河美酒金叵罗，浑炙犁牛烹野驼”，野味洋溢，属于边塞之美。“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酒气弥漫，军旅自有春色。古战场多处于荒凉不毛之地，而军人们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洒往各个角落的美酒，在风雪里掺和了暖意，为军帐里点缀了花絮，使荒寒之地有了兴趣与生机。西汉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域，汉武帝赐酒慰劳，霍去病倾御酒于清泉，三军共饮，地天同乐，当今这“酒泉市”的名儿，正是这样产生的。源远流长，好一座永远不失却酒香的城市哟!

酒之形如水，水使人静，而酒里含火，烈酒里火气尤甚。酒酣之人慨而慷，醉里之言决而断，证明了酒的效应全在一个“醉”字，醉，是一种灵魂与肉体若即若离的境界，醉分等级，其态不一。

有一种重大场合，是踞案而危坐，对好酒而不敢醉：项羽排设鸿门宴，关羽温酒斩华雄，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范仲淹浊酒一杯藏甲兵，座山雕在阴森的山洞里弄了个什么“百鸡宴”……或者画屏掩遮，或者掷杯为号，静静的酒杯里贮藏着杀机，氲氤的酒香里浮荡着阴谋。这里不是战场，则又重于战场，刀丛与酒杯并列，诡计与谋略为邻，平时无论多么贪杯的人，在这里谁敢轻易沾唇、希图一醉呢?古往今来，帝王中酒鬼不多，即便是草创天下的开国之君，其身上也很少见伤疤痕迹。而武将，几乎无不嗜酒，将那功高者解衣检视，浑身伤疤累然。这伤疤，像是酒神打下的印记。

武人饮酒，也有另外一种神态。那饮酒之人貌似忘情，内心则将爱憎默默地升华到极致，汇作乌云，凝成霹雳，再从那高处如雷贯顶式地打击而下。鲁达拳打镇关西，黄泥冈放倒青面兽，武松之干仗、打虎、杀人，宋江之题写反诗，李逵之抡动板斧横行砍斫……你数数那一百单八将，在恶浊与猛兽面前，有几个不是先饮酒而后行事呢?!特别是那个以逆来顺受称著的林冲，最后顶着漫天风雪夜奔时，是用红缨长矛挑起一个酒葫芦径投水泊梁山的，肩际长矛向着天空抖一蓬火焰，抖动在飞雪里的火焰裹着天下第一流的明锐与冷峻，葫芦里的酒汩汩有声，仿佛是永远也封冻不住的、波荡着一层层“造反”激浪的江河。水浒英雄系列，悄悄然以酒为底封，为背景，字里行间，处处现酒气。倘是无酒，这《水浒传》还能读得下去么?!

酒，是力量的激发剂，是胆量的赐予者。军人生命(人生使命)之痛快淋漓，正是用酒将浓烈、奔放、洒脱、豪纵熔于一身，将个人生命义无返顾地化为箭镞，勇敢地搭在了战事与抗争的弓弦上，极度掣开，骤然放手，穿刺!饮血!折断！

需要补充的是，酒在当今渗透于民间，仍不失其内蕴与本色。骚人用以破闷，侠客用以破愁，新郎官用以人洞房……仿佛还遗有“酒犹兵”的意味。可恶的是，宴席上有一批醉酒者，形醉而神不醉，娴熟的应酬辞令满腹皆是，推杯换盏，逢场作戏，有求于人之事，能及时道出个子丑寅卯，举杯定盟，一仰而下，会意成交。他们信奉的是“世途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为军”的混世格言。这种“醉而神全”之徒，似乎忽略了宴席上排压的醉虾、醉蟹、糟蛋、糟鸡——大凡中酒而醉昏糟透者，无一不是被灭被吞的对象。现实生活是严峻的，无情的，君不见，那危害社会的犯人毙命之先，也要喝一杯“倒头酒”么。

酒在军旅中倘若是推动战车前行的无形力士，在日常生活里略为失慎，却又很容易变成导人走火入邪的变形魔鬼。

善用美酒者，其乐无涯，以介眉寿。

误用美酒者，天网恢恢，悔之无及。

P1-3

在杨闻宇先生用智慧和汗水开垦着、浇灌着的散文园地里，历史散文也是一，朵十分惹人注目的奇葩。

历史散文，限于写历史题材的散文。这类散文，杨先生写得不很多。但每一篇几乎都可以说是当代历史散文的精品，光彩照人，极具特色。

勃勃浩气

《孟子·公孙丑上》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又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大气”、“刚气”，无疑都包含在“浩气”里面。大气，就是壮阔；刚气，就是雄劲。

刘项逐鹿，三国争雄，皇家陵寝，王妃身后，国民党的头子，共产党的领袖……这些事，哪一件不曾演绎成我国历史舞台上煊赫一时的动人活剧?这些人，又有谁不曾担任过这些活剧里的主角或要角?写这些事，显然是对其中深藏着的“大气”和“刚气”情有独钟的缘故。杨先生的历史散文，从开始就毫不含糊地锁定在这点上面。

我们说，“大气”和“刚气”都包含在“浩气”里面，但是，“浩气”的内含不仅仅如此。提出“浩然之气”的孟轲还这样说过：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

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从这些话看，“浩气”是必须“配义与道”的，是“集义所生”的。“义者宜也”，“行而宜之之谓义”。“宜”就是“适当”，就是“正当”。那么，除了“大气”和“刚气”之外，“浩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含，那就是“正气”。

一个人的正气，深深植根于道义之中。只有一个拥有道义的人，有可能拥有“浩然之气”。“行有不慊于心”，有亏于道义，“浩气”便自自然然地“馁矣”，失去了。

杨先生在他的理论专著《漫谈军旅散文》的第三章第二节里历数了马援、岳飞、林则徐、毛泽东、陈毅等军旅文学大家的作品之后，概乎言之日(该书由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下简称《漫谈》)：

大江东去，浪花淘尽千古英雄，而这等为民族、为国家争地位、夺生存的雄风正气，则一以贯之，万古长青。

很明显，杨先生宣告自己是自觉继承中国军旅作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所形成并“一以贯之”的这种“雄风正气”的优秀传统的。杨先生的历史散文固然写出了“大气”，写出了“刚气”，但在我看来，他更写出了“正气”，蓬蓬勃勃的“正气”。“大气”与“刚气”倘不受制于“正气”，则很容易变质、走味，变成粗俗的狂气、卑劣的霸气。

看看《绝景》中的《白帝城》一节里的两件事吧：第一件，白帝城托孤。刘备将死，召来诸葛亮，假惺惺地说：“君才十倍曹丕，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孔明听了，知道这是试探之词，急得遍体冒汗。但念及先主的隆恩，很快表示了自己的忠心：“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先主终于轻松地舒了一口长气，喜滋滋地闭上了双眼。第二件，八阵图退敌。诸葛亮入川之时，在白帝城下的鱼腹浦堆了八九十堆乱石，按遁甲反复八门，变化无端。闯人阵中，但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怪石嵯峨，江吼浪涌，什么人也休想逃得出去。诸葛亮随之也轻松地舒了一口长气，喜滋滋地张开了大口。

刘先主喜滋滋，诸葛亮喜滋滋，千百年后，千百万人提起这两件他俩自以为十分得意的壮举的时候，也无不与他俩同样地喜滋滋、喜滋滋。只有杨先生怪异，大笔一挥，铿锵一声：

“白”者“悲”也，白为丧色，……白帝城分明是悲剧记录的一页开端。

为什么?  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

白帝城托孤，八阵图退敌，看起来，是英雄壮举，想起来，却无非是一姓一人“割据”野心的大曝光。对人民，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人民，绝对地只是一幕实实在在的“悲剧”，何“喜”之有?遑论“滋滋”!

再看看《青阳岔》一篇吧。青阳岔有毛泽东的旧居，墙上一帧照片，是毛主席行军时骑在马上拍的。身子坐不下马鞍，弯曲着，微微前倾着。一位老大娘不无遗感地念叨说：“成天骑马赶路，主席臀部生了疮，拍下的这个照片就不甚美气。”

的确，这个照片是不甚美气。但是，换个角度，杨先生说：

怎能说不美气呢?五十四岁的领袖，颠沛于戎马背上，仆仆于荒僻道途，最令人回忆起中国革命的沉重、艰难。

杨先生在“不甚美气”的照片上，慧眼独具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沉重和艰难。而这种“沉重”，这种“艰难”，正是表现在革命者身上的最大、最充分的“美气”啊!

把我们引在上面的两段文字删掉，《白帝城》、《青阳岔》，仍然不会失去它们的“大气”与“刚气”。但是，有了这两段，文章就突然变得沉甸甸的，有历史的厚重感了，有思想的穿透力、震撼力了。这就是“正气”的力量。

杨先生很敬重北宋名将范仲淹。范曾领军西北，鏖战穷漠，帅旗所指，对手胆丧。估摸他手下的军队十分了得，但对手最害怕范的是什么呢?他们说：范大帅“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胸中雄兵，指的就是“正气”，就是正义化成的“浩然之气”。“浩气”之于人，神矣哉!

我拜读过一些研究杨文的大作，成就杨先生历史散文的“浩气”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一般以为在两个方面：一、“秦川古地”的“熏染”；二、边塞生活的培养(引语见徐治平《中国当代散文史》242-24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简言之，即“军人的豪放与大西北的雄劲”(见骆飞文，刊《解放军报》1988年11月9日)。这些话，当然有一定道理，无可非议。但是，把杨先生在历史散文中发散出来的堂堂“正气”，勃勃“浩气”，仅仅归因于“秦川古地”的“熏染”与“边塞”生活的培养，恐怕还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的。杨先生自我表白过：

几近“不惑”之年，有了些波波折折，这样那样的阅历，境迁情移，而生活底蕴里巨大的明与暗、真与伪、善与恶纠纷不已，闪电式地强化了我心中那块曾经播下过爱与憎的种子的心田，这时节，我突然意外地觅到了一方可供落脚、可以栖息的土地——即“散文”这块田地(《灞桥烟柳》——代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这段表白，杨先生把自己思想发展的轨迹作了大致清晰的描述：

“波波折折”、“这样那样的阅历”、“境迁情移”、“底蕴里巨大的”明暗、真伪与善恶的“纠纷”，这是接受山川熏染与生活培养的阶段，即感性阶段。

“闪电式地强化了……心中那块曾经播下过爱与憎的种子的心田”，这是山川熏染与生活培养的客观因素深刻作用于主观意识的阶段，即上升为理性的阶段。

“突然意外地觅到了一方可供落脚、可以栖息的土地——即‘散文’这块田地”，说明思想发生了突变，即质的飞跃阶段。

没有前一个阶段，便不可能出现后两个阶段。但是，没有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就会在低级的、粗糙的水平上而停滞不前。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出生于“秦川古地”而又接受过军旅生活培养的人多矣，难道都能成为像杨闻宇一样的正气堂堂、浩气勃勃的散文作家吗?

泱泱清气

最早以“气”论作家创作风格的是魏文帝曹丕：“文以气为主。”从此，中国的古典文论里便出现了“以气为主”和“以意为主”两大派别。

杨先生也说过：气是文章主。(《漫谈》183页)属于以气论文的一派。

其实，“气”也不是没有派别的。曹丕又说：

“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气”分“清浊”两派，但都是“体”。“体”，相当于作家的创作风格。风格的形成，有先天的禀赋，更有后天的修养。形成之前，“不可力强而致”。形成之后，“不能以移子弟”。这些话，不少文论家都颇赞同。

但是，什么是清气?什么是浊气?曹丕却没有说仔细，因此，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以为：浊气重，故下沉，下沉则积淀为厚实，厚实表现为凝敛、朴讷。清气轻，故上浮，上浮则舒展为飘逸，飘逸表现为奔放、昂扬。有一部《中国古代写作学》 (王凯符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这样告诉我们：

“清浊即刚柔。”

如果他们的解释算通达，那么，“清气”与“阳刚之气”就可以说是一回事，至少是十分接近的了。杨先生说：

阳刚之气是人的远大抱负在历史波涛中的结晶品……是一种神奇的、和谐的、蓬勃奋发的精神现象。革命军旅是民族力量的一支精华，是人民意志的一种象征。我们的人民军队，天经地义是阳刚之气的聚合、集结和凝铸。(《漫谈》21页)

与“气”分“清浊”两派一样，“阳刚之气”也不是只有一副面孔的。杨先生又说：阳刚之气体现在军人身上是因人而异的，是具体的，各具风采的，互不雷同的(《漫谈》24页)。”

曹丕《论文》指出：“孔融体气高妙。”即昂扬、奔放，属清气。曹丕《与吴质书》又指出：“公干有逸气。”即飘逸、洒脱，也属清气。一种风格，因人而异，诚非虚言。但我看，一种风格，在一人身上，也往往因篇而异，各有侧重，大约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知道是凑巧，还是杨先生的着意拾掇，在《绝景》这个散文集里(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出版)，他就一总收了两篇“祠记”在里面：一篇是项羽的，一篇是张良的。下面，我想就两篇“祠记”谈谈杨闻宇历史散文的风格。

项羽和张良的传记，都被司马迁写在《史记》里面，都写得很好。项羽一篇，还可以说是缀在司马迁头上那顶史著王冠上的一颗极为璀璨的明珠。时至今日，杨先生游览了他们的享祠，万千情丝，不吐不快，于是，以记祠为引子，又写了两篇相当于他们的传记的“准传记”凭吊它们，使我们有幸进一步走近了项羽，走近了张良。

众所周知，张良是一个助汉反秦的英雄，曾经煊赫一时。但他先在圯上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后在谷城山下见一黄石，宝祠之，卒与之葬。张良一生，与黄石公相始终。黄石公者，来无影、去无踪，神仙之流也。与神仙相终始，岂有不沾上神风仙气的?故张良助汉反秦，“为画策臣”，所画所策，几乎无一不完全成功。料事如此，不是神仙是什么?但他又不贪功居功，功成之后，即执意道引辟谷，常常关在房里一年多不出门。处事如此，不是神仙又是什么?

《白云深处留侯祠》，白云深处，一祠隐然，杨先生开笔就把留侯安排在一个妙不可言的神仙去处里了。再细看：山明水秀，岭高气寒；细雨霏霏，老松偃蹇；新竹含情翠滴，春树向阳红绽。“授书楼”前，杏花开出了圣洁的粉白；“酒奠梁”上，巨碑亮出了亲切的笑脸。这一切，气韵何其别致，构图何其天然。这一切，无不显示了一个神仙的飘逸、洒脱，静谧和恬淡……

一个神仙，值得共产党人杨闻宇花费如许笔墨去推介他、赞美他吗?不!杨先生推介的不是神仙，赞美的不是神仙，杨先生推介和赞美的是一种志趣，一种情操，一种超然于物欲之外的人生态度!他说：

“英雄”、“神仙”，本是相去无极的两大领域，古往今来……有幸完成“英雄”二字的，能有几个呢?至于从英雄强劲的抗争意识转入淡化生命意志的另一境界，辞离富贵，揖别妻子……就更是海天片羽、凤毛麟角了。

有人下力去猜测张良的状貌是“魁梧奇伟”还是“如妇人女子”，杨先生以为无谓。佛道两家拥留侯为旗帜而拼命张扬自己的宗旨，杨先生更觉得可笑。张良就是张良，什么“魁梧奇伟”，什么“如妇人女子”，什么“佛”，什么“道”，对于他，都只像一片白云，没有任何意义。张良追求的是超然于物欲之外的人生，是自由和自在，是飘逸、洒脱，别的什么都无所谓。

参透了张良，杨先生的留侯祠记，便主要以飘逸、洒脱的风格出之，真可谓斯人也而有斯文也，文的风格与人的风格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项羽一生，就是争斗、冲杀，奔波、失败的一生。有人说，杨先生对项羽多有同情(见张际会评《绝景》文)，也许不假。从总体上评论项羽，杨先生如是说：“可敬有限，可爱有余。”

以“有余”补“有限”，应该是既可爱、也可敬的。何以言之?“倥偬戎马中公然带一个女人”，人不敢为，彼自为之，“天真”一片，就是可爱，就是可敬。“无视政治手腕，不懂心计权术”，“鸿门忍手，鸿沟划界”，作了“政治肉案上”的“热豆腐”，还不知道为什么，忍人之心多多，真可爱，真可敬。死到临头，还对追杀自己的“故人”说道：“吾为若德!”然后砍下头颅，“扔给”对手去邀赏，宽容到了极限，实在可爱，实在可敬。说到底，项羽真正是一个既可爱、也可敬的男子汉，真性情，大英雄!

项王祠记里，还记录了三个关于项王的故事：其一，出自野史。祠中旗杆下“原有系骓树，甚耸秀，一县令恶其招游客而伐之，今树地独不生革。”大树倒地，地不生草。因树曾系骓，而骓乃项王坐骑。可见项王的精神感天动地。

其二，出自传说。项羽不肯过江，亭长只好遵嘱将乌骓渡过。骓上岸，回见项王自裁，即跳腾哀鸣，滚滩而亡。可见项王的精神，连本来不解人意的畜牲也感动万分。

其三，同样出自传说。杨先生祖父讲古：霸王嘴上的胡子，一根根像钢针那样，但虞姬却珍爱他的胡子，非常喜欢他的亲吻。杨先生说：“这是以善意的民俗文化的方式神化了也强化了一桩特殊爱情里的东方意韵”，“是痛彻及骨的美丽”。可见项王的精神，每一点都为人所理解，所接受，所珍爱，都是深得人心的。

上达天意，下通畜性，中合人情，这样的人物，历史上找得出几个?项羽就是一个，你不觉得他可爱可敬吗?

李清照诗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杨先生引申道：

失败了，算什么“人杰”?倘非人杰，又何论“鬼雄”!项羽则不然……(他是)失败者群落里一桩不寻常的精神支柱，而且是那么多成功帝王所撼不动的精神支柱。

能成为这样的“精神支柱”，他还不可爱、不可敬吗?他还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亘古烁今的大英雄吗?

司马迁《项羽本纪》，写的主要是项羽生前的英雄实绩，杨先生的《项王祠纪》，写的却主要是项王身后的精神影响。完整的《项王传记》，应该是《项羽本纪》与《项王祠记》的整合体。我们说，杨文追步迁文，直逼《史记》，双峰对峙，异代同辉，也许不是毫无道理的。

两个祠记，虽然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但一个飘逸、洒脱，一个昂扬、奔放，因人作文，风格迥异，杨先生够得上史传高手。当然，《史记》对这两个人物的历史定位，与杨先生的祠记有一定联系，也是不容否定的。

盈盈灵气

这里所讲的“灵气”，与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性灵说”不能划等号。“性灵说”者强调文学的真情实感，但杨先生指出：“他们……忽略了对社会人生的描写和邦国命运的思考，许多篇章不能不显得纤弱、轻靡。”这样，“阳刚”如杨闻宇便是万万不会认同的(见《漫谈》32页)。

杨先生在《漫谈》一书里简要地评论裘山山先生的军旅散文说：

“裘山山的散文近得巴山蜀水之灵气(裘曾就读四川师大——引者注)，远蕴西湖山水之秀色(裘系杭州人——引者注)，能于纤细、委婉中透出当代军人的风趣与潇洒(74页)”。

杨先生瞧不上“性灵派”的“纤弱、轻靡”，却欣赏裘山山的“于纤细、委婉中”透出来的“风趣与潇洒”(注意：这是阳刚之气的一种)。不难看出，裘的“纤细、委婉”来自“西湖山水”的“秀色”，而裘的“风趣与潇洒”则来自“巴山蜀水”的“灵气”。如果裘文只有“纤细、委婉”，没有“风趣与潇洒”，杨先生可能会对裘文有些“微词”的。在“秀色”与“灵气”之间，杨先生显然更看重“灵气”。

什么是“灵气”?灵气是一种灵动之气。灵动之气就是“活气”，不“活”，便没有“灵气”。

历史散文写的是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过了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应该说，历史是“活”不起来的。但是，历史散文是文学，文学却可以使历史“活”起来。在这方面，杨先生的意见十分辩证，他说：一方面，历史散文必须尊重历史，“容不得虚与委蛇，忸怩作态，它只能实话实说，裸呈心灵”(《漫谈》173页)。另一方面，历史散文的创作，又“容许作者有合理的形象化的想象”，甚至“允许在事件发生的地点上、时间上有差池与失误”(《漫谈》166页)。著名史剧作家郭沫若先生在《今昔蒲剑》里说过这样一番话(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出版)：

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着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历史的事实并不一定是真实(265页)。

举个例子：南后郑袖在怀王将到未到之际，猛然装病倒在屈原怀里，怀王一到，又猛然跃起，哭向怀王，说屈原非礼。屈原情急，有口莫辩，由此遭到了怀王的弃逐。这个情节，在郭老的史剧《屈原》里是一个推进剧情发展的关键性情节。但这个关键性情节，在司马迁的《史记》和郭老自己的《屈原研究》这两部历史著作里却一点影子也找不到。直白地说，根本不是真实的。但观众接受了它，觉得这是真实的。历史的真实被艺术的真实掩盖了。

再举个例子：“生死关口，天下持刀剑抹脖子者多矣，从未听说过谁能将自己的头砍下之后，扔向对面之人。”但是，据传说乌江岸边，“身被十余创”的项羽，就上演了这么怪异的一幕。历史是这样的吗?《史记》上明明白白写着：“乃自刎而死”。“自刎”而已，“自刎”而扔头给对面的人，则纯然是一派“想当然耳”的“假语村言”。但杨闻宇的《至今思项羽》里却煞有介事他记录了这一幕，并说：“我相信，项羽这一颗扔过来的头颅重逾千钧，砸在‘故人’吕马童的身上，无疑会将这个姓吕的砸成一滩肉泥。”不但扔过了头颅，而且头有多重，砸得多狠，都交代得具具体体，分分明明。历史的真实被艺术的真实“歪曲”成这样，简直令人咋舌。但是，读者接受了它，觉得这是真实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读者心中早已形成的那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形象打上一个没有缺憾的句号。

有人说：艺术的真实，有时候比“真实”还要真实。为什么?因为它过滤了裹挟在“真实”中的某些不符合真实要求的杂质，从而被净化成了一种绝对理想的真实。郭老曾说：“历史的事实并不一定是真实。”杨先生曾说：历史文学“允许在事件发生的地点上、时间上有差池与失误。”证明两位都是深谙个中三昧的。因此，他们敢于、也善于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进行“活”的处理，使自己的作品比真实的历史更高、更集中、更典型，因而也更真实。“灵气”盈盈，赏心悦目。

但是还要指出，直撞人的心灵，使人震荡，使人激越，使人获得最大的审美享受，这才是“灵气”追求的最高境界。请看《六骏踪迹》，好马逢英主，飒爽毛骨开，“彼此递进着将李世民送上了帝王交椅”的“六骏马”，李世民对它们是“眼角含情”的，而杨先生写到它们的时候，更也免不了“笔带感情”。请欣赏下面一段(长了点，但太美了，不忍割舍)：

马的力气在所有动物中属于上乘。一进入血火并作的厮杀氛围，一听到诸般兵器铿锵搏击的金属声响，它立即化成了慷慨以赴的英物，熔龙虎雄姿、壮夫意气于一躯，不桀骜，不凶悍，不声张，所有动作同时凝成了勇敢与豪迈、犷野与轻捷，以敏锐、准确的纵跃起伏执行着主人萌动在心里的每一闪念，每一企图。此时此景，让人想到暴风雨里翻飞于汪洋巨浪间的翩然海燕，想到纵舒于万仞陡崖间的自由阔大的瀑布……古代战争里倘是没有最富于创造性的、最擅长默契的骏马，一切孔武剽悍的魂魄和膂力将无所凭依，无从施展，那该是多么笨拙、多么枯燥无聊的一种战争。

这段文字，把“马”的辉煌，写到了绝对的极致。“六骏”地下有知，当引杨先生为知己。

然而，历史无情，转瞬之间，马的英雄时代就过去了。无论什么天赐神骏，联辔齐步，都不能不迅速地过去了、过去了……包括“得天下之人”。杨先生深沉地说：“六骏那翻动的二十四蹄似乎组成了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车轮，生生驮走了一个个辉煌的、壮丽的时代”。如今这大地上又变成一番什么样的景象了呢?“秋风石动昭陵马”，弥漫的是“岑寂”，是“冷漠”，是起伏不断的“后浪推前浪”的“麦浪”……

读到这里，掩卷静思，你的心潮难道不是与起伏的麦浪一同起伏着吗?杨先生认为：

人活在世上，关键是要活出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独特领悟和自我坚守。而散文写作，首先是写作者自身的一种心理需要。散文文体的自主首先是一种心态的自主。散文在文坛上是作者直露的生命、亮出的灵魂(《漫谈》176页)。

杨先生的历史散文，处处爆发着生命的火花，闪烁着灵魂的亮光。铸造了“灵气”的最高境界，然后引着读者走进历史，走向独特的领悟，走向自我的坚守。

“浩气”即“正气”，这是作者认识世界、解剖世界的态度问题，属于世界观的范畴。“清气”即“阳刚之气”，是一个创作风格问题，“风格即人”，故与世界观有不可或分的关系。“灵气”即“活气”，让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活”起来，这主要是一个表现技巧问题。但不能孤立地看技巧，它与正气和阳刚之气都有联系。我谈的这三个问题，当然不是杨闻宇先生历史散文特色的全部，希望同好补充、修正。

——易重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