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属于“名家评说丛书”中的一本。全书寻踪研究历程，融忆念、钩沉、争鸣、论列于一炉，对郭沫若进行多方位的观察。为什么叫九十年？因为关于郭沫若创作的最早评论，出现在1920年5月的《三叶集》，迄今正近九十年。

郭沫若丰富而曲折的一生总能投射出这个时代最激越最活跃的影像，这种“与时俱进”的姿态常常带给我们满怀的激情与无限的想象，它们极大地强化了郭沫若所容纳的社会、时代与历史的巨大信息：从《女神》的浪漫主义开拓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从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抉择到别妇抛雏、投身抗战，从热情地拥抱新中国到以《科学的春天》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可以说郭沫若是真正体现了所谓“与时俱进”的重要特点，在每一个时代发展的关键时刻，郭沫若都努力站在时代的“潮头”，他也最能追随“先进”的社会历史方向。这当然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最可宝贵的财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全部的现代化的追求及其成果，都可以说是他们走出传统“天道循环”模式，承认有“新”，承认有“先进”，承认自己弱势的结果。先进，这就是20世纪中国思想追求的“关键词”。然而，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例如，当处于具体历史情境当中的个人，究竟怎样有效地判断“先进”，而且，当“先进”总是以“新”的方式出现之时，是不是一切的“新”都一定属于 “先进”?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以，在20世纪，在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我们发现了“新=先进=好”，“最新=最先进=最好”的思维方式，发现了这一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历史的局限性，更有甚之，在政治权威独占意识形态的时候，也可能将“古老的”、“落后的”文化当作“先进”。

丛书主编谈

　郭沫若：“地标”式的人物

本书编者前言

　我们怎样阅读郭沫若

自述

　巫峡的回忆

　峨眉山上的白雪

忆念

　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节录）

　在日本的郭沫若会见记

　回忆旅居日本时的父亲

　上海交游记（节选）

　秋日谈往（节录）

　难忘的往事

　回忆父亲

　郭沫若印象记（节录）

　郭沫若之片段

故实

　郭沫若与创造社的成立

　北伐年代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与安娜的相遇

　郭沫若与毛泽东

　郭沫若与鲁迅个人恩怨透视（节选）

　郭沫若在“文革”后期

评议

　重读《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先生的多面性与深入性

　审美追求的瞀乱与失措（节选）

　郭沫若人格辩

　郭沫若与“十七年”政治心态

　庙堂与心态

论列

　（一）

　　论郭沫若

　　论郭沫若的诗

　　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郭沫若、屈原和蔡文姬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节录）

　　文学史中的郭沫若

　（二）

　　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

　　“五四”时期郭沫若对孔子的“曲解”

　　论郭沫若早期悲剧意识与哲学本体论

　　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并论与此相关的史料之解读及补充

　　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节录）

　　郭沫若与屈原

　　超越于时空之上的自由——关于郭沫若感受方式的一点札记

　　从乡土、家庭的“边缘性”看郭沫若叛逆性格的必然性

　　郭沫若的“行为艺术”：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意识形态想象与郭沫若史学研究

　　郭沫若文学研究五十年

附录

　郭沫若生平纪要

　郭沫若研究文献辑要

后记

沫若很认真学习，在东京这一年，他日语说得很不错了，上江人学日语，有些音节囿于习惯，不易准确，但沫若却顺利地通过了。他平时好学少言，因为长得身矮头大，同学们呼之为“郭大头”，这也是为他接受和理解力特强而来。沫若的数理化成绩是很好的，尤其是数学，在全班十一人中名列第一。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数学题，我们还在踟首运思，不得其解，沫若却踏上讲台，拿起粉笔疾书，一边滔滔不绝讲解，很快做出了准确的答案，致使大家赞叹不已。

1915年，我们在东京预备班肄业，分配到各高等学校去，和日本学生一起学习。沫若分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我与郁文分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日本的高等学校，即大学预科，规定三年，除了基础课，还要学几种外国语，医科第一外国语是德语，其他有英语、拉丁语。语言学教师以文学士为多，我们读的课本都是西欧、尤其是德国的文艺作品。沫若后来在福冈翻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与我一起翻译斯多姆《茵梦湖》，当是此时染上爱好。因此，这一阶段日本语学老师的教诲，对他走上文学道路是有一定影响的。

1918年秋季，沫若与我都进入位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现称帝国大学)医学部，三年离别，一旦重逢，欣喜无已!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少，我俩住处只有几十步遥，在这五年中，除了中间有几个月沫若归国，其余日子，几乎朝夕相见。

九州帝国大学所在的福冈县，在九州岛北端的博多湾海岸，医学部后门走出去不多路，就是博多湾。沿着海湾，有几里长的大松原，像一道森林围墙，与之相映的是一片白茫茫的沙滩；淡抹幽静，景色宜人，沫若就住在松原里。黄昏或清晨，他常往博多湾海滩去踏歌，朝着大海，旁若无人高声朗诵自己的新作，代表作《女神》就是这样诞生的。1919年到1920年，沫若几乎全部课余时间沉浸在诗的意境里，用他的话说，“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鲁迅《摩罗诗力说》称“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这个时期，是沫若从事文学创作的飞跃阶段，他对诗特别嗜好，在博多湾畔写有不少诗篇，“博多湾水碧琉璃，银帆片片随处飞；愿作舟中人，载酒醉明晖”即是其一。每当他有新作诞生时，一个人经常奔走在博多湾畔，手舞足蹈。

沫若的国学根基很深，牙牙学话时，母亲就教他口诵唐诗。童年，就熟读《诗经》国风三百篇、《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启蒙作品了。在日本早几年，他接触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大学初期，由于德文学了多年，造诣较深，与海涅、歌德的作品打成一片。但他并非满足于此，在日本求学时代，对当地民间歌谣，也是有兴趣的。东京一高时，他很爱唱的一首《待康晓》，在进人大学后，还时时挂在嘴角，不时哼上几句：“樱花盛开了，谁系马树上?马下嘶起来，花儿要落啊!”在日本樱花是被誉为“国花”的。  P16-17

新中国缔建已经六十年，遥想当年，政经、文宣各界巨擘林立，气象峥嵘，郭沫若正是其中一个“地标”式的人物，这是既成的历史，谁也不能视而不见。

人们今天缅怀他，特别瞩望于此：他曾以“女神”的响遏行云的歌唱，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时代报幕，又以不懈的追求与努力，参与伟大祖国的“浴火重生”，他将自己一生业绩的光芒，都融人了新中国的辉煌之中。

犹记我们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社会上称郭沫若均是“郭老”，其实，和现今健在的许多文坛耆宿比较，他确乎并不很老，当其时，连一些高层领导人也都是称他“郭老”，格外显尊崇之意。郭老之“老”，一为其名气大，“鲁、郭、茅”，仅次鲁迅而列茅盾之前，五四新文学的开山者之一，“女神”一曲，唱红了新诗的晨空。二为其学问博，夫天下文士济济，惟斯人拔了新诗的头筹，尔后又潜心于甲骨文与金文，伐隐攻微，别有新创，俨成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权威，以一人而横跨众多学科，承任涵括社会科学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当之无愧。三为其地位高，中国是个讲资历的地方，此地位不是一夜之间“提拔”而就，盖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代，再至抗日军兴，郭沫若就身居要冲，他不止是一个“笔杆子”，而是一个“行动者”，一身戎装，纵横域内，在新中国的政坛上，他当然也侧身元勋之列。

郭老译过歌德的巨著《浮士德》。浮士德之可贵在于他有一永不止息地追求知识与智慧且永不满足的灵魂，他与魔鬼相约，一旦满足，其灵魂即为魔鬼所收摄。浮士德的此种结局毋宁说是很悲剧性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人之一生会留下无数脚印，看上去恰似一连串逗号、分号和句号，以是之故，极易为魔鬼所伺，殆矣殆矣，在某种意义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就一直笼罩在魔鬼的阴影之下，虽屈原先生亦不免。而天才、浪漫、激越如郭沫若，当浮士德亲切地进入他的心灵世界之时，殊不知魔鬼也悄然跟进，当然你也可以说魔鬼原就在心灵的某个角落“猫”着，此时不过伸伸懒腰醒过来也，于是，不可规避的悲剧定然出现，浮士德遭受重创，夷然地回到天使的身边，终究只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但是，我们或可注意，乱世中的郭沫若，无论受到何种酷评，并未遭到“妖魔化”，毕竟，浮士德是浮士德，梅菲斯特还是梅菲斯特，渴望“浴火”，冀求新生，在这位老诗人的心中，始终没有断念。

对于郭沫若，其生前与身后，都有议论纷纷，发言盈庭，我不必置喙，由前文叙来，我只想提出一点，就是他的特殊地位。说到特殊地位，一是特殊的历史地位，一是特殊的社会地位，此二者也是互相成就，而归根结底，评价郭沫若，还是要看他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如此或更增一些清明的理性，毕竟我们面对的还是一个诗人、学者的郭沫若，他曾经拥有的飞扬激越的青春，及其所有的文化涵义，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

而另一面，对于他所居的特殊社会地位也不必过于责难。某种特殊社会地位有时既非可求而得，亦非可求而辞。“权势”二字常常连用，其实，有权往往有势，有势未必有权，其势大抵依赖于“他权”，“他权”既可成全其势，亦可顷刻覆之，使之荡然。当年他发愿要烧掉自己全部著作，固然看去有点表态过度，也未尝不是对自己处境与时势的一种透彻识见。设若不是他所居的特殊地位，不在劫难中极少数“特殊保护对象”之列，在“文革”风暴扑来之时，他或早已成“烈士”，虽欲将骨灰留在大寨肥田而不得了。也正是由于有此“特殊地位”，他也只能选择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  什刹海畔，宅第森然，心曲隐秘，无人可知，悲夫。

九十年的郭沫若“评说”，文学材料浩如烟海，考虑到本套丛书的统一性，这里仅仅是选择、汇编了直接描述郭沫若“这个人”的有关文章，目的并非是总结“郭学”的学术历程，而是向广大的普遍读者提供一些了解、认识郭沫若的基本线索。因此，中国学界那些深刻而宏富的专题式研究往往未及纳入，这是必须向读者首先说明的。

蒙金宏达先生约请，最初由李怡主持此书的选编工作，为了保证工作的成效，李怡又特别邀请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蔡震先生参加，其中篇目初选由李怡完成，蔡震对全书的编选给予了重要的指导，并提供了本书的图片资料及其他重要资料。

选编工作要感谢西南大学文学院，同时，还得到郭沫若生前生活、工作主要城市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乐山、成都、重庆、北京等地，四川大学、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及郭沫若纪念馆相关人员均给予重要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中所收各篇文章，多已与其著作权人取得联系，并征得同意，但尚有少部分选文无法寻得作者近址，敬请见后拨冗赐示联系方式，以奉寄样书及稿酬，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