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陈立夫于2001年2月8日病逝于台北，享年101岁。
在20世纪，陈立夫是一个沉甸甸的名字。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与陈果夫、陈立夫并称为旧中国的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事实上，宋子文、孔祥熙主管的是财政金融经济兼及部分行政，是“财神”，角色比较单一；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主管的却是党务、特务、司法、文化教育兼及金融经济，这都是政治性、斗争性很强的部门，国民党统治时期许多惊心动魄的重大政治斗争、政治事件，都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特别是陈立夫的影子。研究中华民国史的专家将陈立夫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并称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最上层”的四个人物，这是很有道理的。总之，陈立夫在20世纪的中国政坛上具有相当重的分量。
一、“陈家党”的形成及其真相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所以能够跻身于旧中国四大家族之列，是因为他们兄弟俩把持了国民党组织、人事和特工大权20余年。
1.陈氏兄弟的崛起，纯粹是出于蒋介石的特别提携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老牌政党，名称几度改变，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国民党已有了30多年的历史，党内人才济济。按照正常的道理，国民党的组织大权怎么也轮不到在党内毫无资历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去掌管，陈氏兄弟的崛起纯粹是出于蒋介石的别有用心和特别提携。
在辛亥革命时期，蒋介石追随陈其美，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于1912年在上海结拜为金兰兄弟，陈其美有恩于蒋介石，并向孙中山推荐过蒋介石。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的刺客刺杀于上海，蒋介石为失去恩师而悲痛万分。1924年蒋介石因办黄埔军校而在国民党内崛起。蒋是一个极有心计与手段的阴谋家、权术家，纵横捭阖的高手。据他的机要秘书透露，蒋带在身边随时揣摩钻研的两本书是《孙子兵法》和微国策》，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不过是他欺骗世人的一个幌子。蒋既要利用国共合作，争取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以壮大国民党的实力，但他又要防范并最终把共产党人打人血泊中。要达到这样互相矛盾而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蒋介石惟有把国民党(国共合作)的党务大权交给自己的心腹死党才能够达到目的。
1926年，当蒋介石认为自己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当时任蒋介石机要秘书的陈立夫极力怂恿蒋铤而走险，放手一搏。蒋采纳了陈立夫的意见，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了中山舰事件。这是一起向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国民党左派)、向中共以及苏联顾问挑衅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后，当时在广州国民政府中有决定权的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决定采取错误的“利用蒋介石”的政策，对蒋灌输一部分革命主义，并以左派势力包围他，使之摆脱右派的影响而成为左派，并为此把蒋介石捧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高位，以满足他“喜尊荣”、“好权力”的欲望。为此，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们甚至不惜让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下台避走欧洲。
蒋介石的冒险成功后，立即把陈果夫从上海召到广州，任命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秘书，代替蒋介石(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陈果夫到任后，不动声色地排挤共产党员，安插自己的亲信人马，形成了CC系的初步班底。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以政治手段排挤共产党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中共利用北伐战争以后高涨的革命形势，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军队中发展党员，这就使蒋介石看到，仅靠政治手段达不到清除共产党的目的，于是惯于冒险的他又要铤而走险了，他联络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以血腥屠杀的手段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打入血泊中，并在共产党人的尸骨上建立起了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与当时尚为国民党左派及中共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在这场生死对抗战中，武汉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西北军阀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一边，致使武汉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中烟消云散，蒋介石第二个回合的冒险又成功了。
为时不久，蒋记南京国民政府遇到了内忧。军事实力雄厚、在北伐战争中战功显赫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向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发起挑战，并于1927年8月13日将蒋介石赶回浙江奉化老家。李宗仁、白崇禧控制南京政府，蒋记政府变成桂系政府，无论从国民党党统上，还是从地域派系上，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从国民党党统上，国民党人把蒋介石看成是国民党的嫡系传人，而李宗仁、白崇禧则只能算是旁系。蒋介石下台后，不仅蒋系人物纷纷远引，拒绝合作，就连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的胡汉民也对李、白驱蒋下台之举不以为然，斥李、白为“新督军团”。从地域派系上说，桂系势力盘踞江淮，在旧中国占有绝大实力的江浙财团也不买账，白崇禧跑到上海筹款，江浙财团虚与应付，他们只认蒋介石，而不认李、白。李、白筹不到款，一筹莫展。于是，蒋系军师张静江、吴稚晖、黄郛、李石曾等出马在蒋介石与李、白之间穿梭斡旋，最终达成一个妥协方案：由蒋介石控制长江下游的江浙沪，而桂系则西征唐生智，控制两湖，将其与桂系老巢广西连成一片；中央政府名义让给蒋介石，蒋桂各得其所。1928年1月4日蒋介石返回南京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随后操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给自己戴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桂冠，几番争斗，南京政府成了蒋介石一人的天下。
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的草头将，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征战中度过的。在旧中国，有枪便有权，蒋介石最重视的是他黄埔系军队，他一人把持，从不假手他人，也不允许任何人染指。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组织第三党，与蒋争夺黄埔学生，结果为蒋逮捕并惨遭杀害。对于党，蒋介石认为只是一个次要的工具，全盘交给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CC分子赵澍说：“国民党中央整个组织及整个人事，始终都在两陈控制之下，即在朱家骅任组织部长时亦是如此。蒋把他的全力都集中在军队的控制上，对于党务，他并不十分重视，等于把党务全部交给两陈了。”
胡汉民、汪精卫高唱“以党治国”，企图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悠长资历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领袖地位。如果真的“以党治国”，那就是由胡、汪来治国，因为从资历上讲，蒋是无法与胡、汪比的。然而，蒋介石已将党交给他的心腹小伙计陈氏兄弟掌管，胡、汪纵然取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高位也只是空头名义。胡汉民于1931年因约法之争与蒋介石闹翻，其根本原因就是一贯鼓吹“以党治国”的胡汉民却没有党权。
2．陈果夫、陈立夫如何办党？
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核心，1927年首先成立了“中央俱乐部”，这个组织的英文Central Club和“二陈”英文的缩写都是CC，所以被人们称为CC系。凡是“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就是陈氏兄弟的亲信，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CC分子。1932年初，陈氏兄弟又在“中央俱乐部”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更具法西斯色彩的“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青白团”中央干事会干事长陈果夫、副干事长陈立夫，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7人任常务干事，周佛海、程天放、曾养甫、洪兰友、苗培成、赖琏等任干事，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洪兰友。
“青白团”只有纵的组织关系而无横的联络。所谓“我们自己人”，只限于入团者那个地方内，别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问，问了就是违反纪律。“青白团”分子经陈氏兄弟批准，可以在所在地组织各种秘密团体，如张厉生领导的“诚社”，齐世英领导的“东北青年学社”，徐惹曾、萧铮、洪陆东领导的“青年社”，吴醒亚、潘公展、吴开先领导的“干社”，陈泮岭领导的“武德社”，陈泮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等。从“青白团”到各级外围组织组成一个个圈子，结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党务网，而陈果夫、陈立夫则高居这个权力金字塔的顶尖。 1945年4月，陈果夫与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谈起党的改革问题。陈果夫告诉唐纵：“对于党的工作有经验有办法的人，……除总理外，要算陈英士、朱执信，陈、朱而后无其人。总理长于说服工作，陈、朱能从人群中之领导者，利用机会而善用之。凡有过人之长者，或为一部分人所拥戴者，遇有困难竭力援助之，以此人为己用，人虽少而力量甚大。”在陈果夫眼中，会办党的只有孙中山、陈英士、朱执信三个人。孙中山、朱执信如何暂且不论，陈英士就是陈氏兄弟的二叔陈其美，陈其美办党的经历如何？陈其美固然是辛亥革命时期风云一时的革命党人，但他同时也是上海青帮大头目，上海各酒楼、茶社、戏园、澡堂等游乐声色场所多有陈其美的党羽。上海光复后，陈其美的上海都督宝座还是上海青洪帮用起哄方式夺来的。革命党与帮会分子合作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普遍现象，孙中山、黄兴都利用过帮会，但陈其美与帮会的关系最深，帮会习气和作风在陈其美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力排众议，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一律要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黄兴等人认为指天发誓、按指模的作法有辱人格，因而拒绝加入，这就把一大批原国民党军事将领和稳健派排除在中华革命党外。史学界公认，中华革命党是一个宗派主义的组织，他在反袁斗争中也没起多大作用，最后不了了之。
陈果夫从小追随陈其美，从其叔那里学来了宗派主义和江湖帮会的行规，用来办理国民党党务，完全是一脉相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将帮会组织和活动方式移植到国民党中来，这就形成了CC的特色。稍有人格的人是不愿接受这种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仪式而加入CC的；再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资历太浅，资历深的人也多看不起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这是CC在国民党内也被人看不起、人人侧目的原因。
陈氏兄弟是CC的两大首领。具体讲，1926—1933年以陈果夫为主，陈立夫为辅；1933年以后陈果夫退到后台，陈立夫走到前台，以陈立夫为主。CC大将方治最佩服陈立夫，曾说：“立夫先生有谋略，有组织能力，是国民党的灵魂，也是今天运筹帷幄的决策人物。”陈立夫的“谋略”和“组织能力”运用到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去，却让他成了“制造派系”、令人讨厌的角色。
3．蒋介石采取以派制派、分而治之的权术，CC权力受到限制
也许有人会认为，陈氏兄弟拥有了如此庞大的CC势力，在国民党政权中应该是所向无敌、威风无比了？事实不然。
应当知道，蒋介石是玩弄以派制派、分而治之权术的大师，1946年7月9日，周恩来在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的谈话中曾指出：“国民党的最后决定是操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力。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这样各集团都是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蒋介石的嫡系分成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三个大的派系，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又有了蒋经国的太子系等派系。在黄埔系内部，又有陈诚的“土木系”、何应钦系等。这些派系都以拥蒋为出发点，但在拥蒋的前提下，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矛盾十分尖锐，常常势同水火，相互陷害、仇杀。蒋介石则高高站在他们之上，操纵驾驭他们。蒋介石采取以派制派的权术，CC在击败所有反蒋派后，与蒋介石的其他嫡系政学系、黄埔——复兴社——三青团系、孑L宋财团、朱家骅系、蒋经国的太子系又展开了激烈的派系斗争。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幕后军师戴季陶以长者的身份告诫说：“国民党的三个儿子(即CC系、复兴社系及朱家骅系)老大老二可以联合反老三，老二老三可以联合反老大，老大老三可以联合反老二，但是任何一个儿子都不能联合外人反自己的弟兄。” 以著名地质学家身份从政，官至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翁文灏说：“我见到蒋率导的国民党各派，如宋、孔、CC派、政学系、复兴社等，都争私利而妨公务，其情形与中国古代的朋党相同，我深为厌恶，……蒋介石也为这种无休止的争斗感到不耐烦，曾经气急败坏地训斥道：‘现在有些人一天到黑互相吵闹，我看闹垮了，还闹什么。’”
对于陈果夫、陈立夫在南京国民党政权中扮演的角色，吴国桢在美国接受历史学者的访谈时有如下的回答：
问：现在让我插进另一件事，这是传说的一部分，也许是传说，也许是虚构，所谓的CC系的头头陈果夫与陈立夫，是否对他(笔者按：指蒋介石)也施加很大的影响？你怎么看？
答：我又要说，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从1927年(笔者按：应为1926年)蒋介石在广州兴起，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陈氏兄弟对他确有很大影响。他们的影响来自这样的事实，即蒋是二陈叔父陈其美的结拜兄弟，陈其美死于国民党革命的早期，此后二陈兄弟便追随了蒋介石。所以孙中山博士死后，当蒋试图控制国民党这部机器时，他让陈果夫当了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任他的私人秘书，这些当然都是关键职位。后来当蒋首次在中国组建秘密警察(特务)时，他又派陈立夫负责。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即从1927年到抗日前夕，陈氏兄弟对蒋确有很大影响。但蒋从不是一个给他人以过多权力的人，他逐渐产生这样的想法，即陈氏兄弟变得太强大了，于是采取了一种他性格中所特有的策略，设立了独立于陈氏兄弟之外并与之抗衡的组织。在国民党之外，他首先设立了所谓的蓝衣社，后来发展成为三青团。在特务之外，他又组织了另外的特务，直接在他的军事委员会控制之下。于是陈氏兄弟的影响开始衰落了。
问：有那么早吗？
答：是有那么早。但在1938年，当蒋使自己成为国民党总裁时，二陈试图东山再起，但没多少效果，所以我认为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陈氏兄弟的影响也绝非像西方人士认为的那么大。对此我有具体证明，当1942年(笔者按：应为1944年)国民党重组时，给予陈立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但是不顾陈氏兄弟的反对，我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
问：任命你？这很有意思。因为你知道，差不多在外国人中，也在许多中国人中，普遍认为陈氏兄弟是一种恶神，他们是在幕后对蒋介石施加最大影响的铁腕人物，现在你认为那是虚构的吗？
答：就(抗日)战争年代而言，那是虚构的。以特务为例，由戴笠领导的一个系统，变得比陈氏兄弟控制的另一个系统重要得多。
著者认为，吴国桢的回答除了时间、名词的误记外，基本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合乎历史的真实情况的。
据说，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立夫以中央组织部长操纵大会，将39名CC上层分子塞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连蒋介石也觉得陈立夫做得太过分，当场另外圈定了一个20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10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名单，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提出，然后在五全大会上强行通过，这才稍微把方方面面摆平，从而避免了一场纠纷。接着又有人向蒋介石检举，说在五全大会选举时，陈立夫的选票比蒋介石还多四张，陈立夫害怕蒋介石疑心，悄悄在自己名下抹去一个“正”字，加到蒋介石名下，这说明陈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已超过蒋。蒋是一个对权力十分敏感、最害怕大权旁落的独裁者，陈立夫竟向他的权威挑战，这才使他猛地意识到这些年来陈氏兄弟领导的CC势力已经坐大，有些失控了。蒋当即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抑制CC。1936年2月，蒋介石免去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长职务，改由CC大将张厉生接替，1939年12月又由朱家骅接替，直到1944年5月，才由陈果夫这位CC老将重新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同年11月由陈立夫接替，陈氏兄弟失去中央组织部长这个关键职位将近9年。
总的来说，CC是一个有关门主义色彩的狭隘集团，早年为蒋介石击败所有反蒋派冲锋陷阵，功劳不小。但蒋介石在其领袖地位确定后，采取以派制派的权术，刻意压制CC系，政权交政学系，党权交CC系，财政金融交宋子文、孔祥熙，经济交钱昌照、翁文灏。CC掌握的党务、文教、司法部门相对来说油水不大，CC分子不满足，到处想伸手，结果与所有派系均处于对立之中，四面树敌。1935年以后，在国民党政权的重大政策决定上，CC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后期的CC主要扮演了一个捣乱者的角色。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访问者问：“吴博士，就是不太了解中国事务的外国人，也模模糊糊听说过CC系，他们中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CC系是极为重要的，而陈果夫与陈立夫两兄弟在幕后掌握着权力，对蒋施以巨大的影响，你同意这点吗？”
吴国桢回答说：“就抗日战争到国民党政权垮台的这段时间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CC系原有的各种影响已经开始衰退了，但他们确实控制着党的机器。不过党的高级干部并不是由他们挑选的，而是由蒋选的，我自己就是例子。我在代理外长之后，很得蒋的信任。1944—1945年召开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蒋亲自提名了候选人。CC系尽管控制着党务，对此却没有多少发言权，但他们影响仍然很大。在原来的名单中，蒋提名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此时，尽管我同陈立夫曾有过短暂的密切关系，但由于我拒绝参加他们的组织，陈立夫与我不和。虽然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能将我从名单上剔除，但由于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属于他们的派系，所以他们没有选我为正式委员，而是选为候补委员。选好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就要任命国民党组织的各部部长，其级别同政府的内阁部长相同，蒋提名我为宣传部长，陈立夫反对。事实上，过去从未有中执委候补委员出任过这么高的职位。然而陈立夫的反对是徒劳的，我还是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此时他们在党内已没有多大影响。除了党以外，蒋早已建立了一个与之相抗的组织——三青团。起初陈立夫在三青团内占有一个职位，但完全没有控制权。此外，CC系在政府中的影响几乎为零，只有教育部差不多一直由CC系的人来掌握。所以我认为，CC系对那时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没什么支配性的影响。”
吴国桢还指出：陈果夫、陈立夫“他们两人在蒋谋求掌权的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但一旦蒋爬到最高位置时，陈氏兄弟的权力就多少被夺走了。虽然在北伐刚过后，中国有个流行的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它起始于这样的看法即陈氏兄弟或CC系的影响能够左右蒋。但我认为这是名大于实。”笔者认为，吴国桢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可以澄清以往人们对于CC的认识。
4．国民党“极右派集团”的首领
CC是以反共和屠杀共产党人起家的，自然，中共将CC视为主要的敌人。但在1935年至1938年的几年里，CCt,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参与者，曾经一度是中共合作的对象。但1939年以后，CC又转入反共立场，直至国民党在大陆垮台。据说，CC因为长期反共，1949年国民党统治垮台时，CC上层分子几乎没有一个留在大陆。CC骨干分子许绍棣在离开大陆前说：“我是烧成了灰，也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不能不走。”CC上层分子全部去了台湾或海外。那些在台湾和海外叫嚣“反攻复国”最激烈，如以“反共铁人”自居的谷正纲之流也都是CC上层分子。
对于CC，中共元老董必武1945年春在《大后方的一般概况》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评价：“CC派：头子原是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现在陈布雷因地位关系也变成要角了。他们下面的大将有：潘公展、洪兰友、张道藩、徐恩曾、张厉生、方治、余井塘、曾养甫等。张厉生曾一度依附陈诚，颇受CC打击，以后才渐渐好起来。还有一员大将是朱家骅。但朱家骅自己成一个系统，他做过浙江省主席，做过内政部长，做过三青团书记长，做过五年组织部长，所以他自立门户。他由CC出来，逐渐变成CC的反对派。陈立夫与朱家骅对立是很厉害的，蒋也感觉到了，但毫无办法。潘公展管图书审查委员会。张道藩搞戏剧协会。潘就搞一个著作人协会，和张对抗；张、潘都是CC中搞文化工作的，两人矛盾很厉害，都想领导文化界。余井塘是组织部副部长。方治是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徐恩曾原是CC的特务主持人。CC的地盘是党部，是政府机关，是学校，抗战后已逐渐伸入财政经济界。CC是国民党中最反动的一派。它反苏反共反民主，也反对抗战。”
1936年春，陈立夫失去中组部长宝座后，只剩下“光杆”中常委，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蒋介石同时交给他一项临时任务，负责打通与中共的联系，并主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蒋介石将此事交给陈立夫，陈立夫总算做了他从政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此之故，在1936年至1938年的几年间，中共曾把陈氏兄弟作为联络和争取的对象。但从1939年起，陈氏兄弟因畏惧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战中成长壮大，又重新回到反共立场，成为国民党极右派集团的首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立夫和CC对被蒋介石排除在决策圈外不满，更对蒋介石和政学系主导的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不满，CC和复兴社少壮派联合发起“革新运动”，向蒋介石要民主，陈立夫同时指挥CC和中统并雇佣流氓制造了沧白堂、较场口、下关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破坏和平民主。
对于陈立夫及其CC、中统的行为，夏衍在一篇“杂感”中讽刺道：“过去是‘民主’不合法，现在是那些‘反民主’的自居于不合法的地位，而用流氓手段来捣乱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政学系的吴铁城也很感慨地说：“千不该，万不该，国民党最不该。一不该，较场口；二不该，二中全会；三不该，东北纠纷，致把政协议案搁起。如果当时打铁趁热，立即将政府改组，则一切没有问题，中枢下令执行，便不得有异议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和平民主运动中，陈立夫及其领导的CC和中统扮演了极端反动的角色，甚至连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异口同声怒斥陈立夫为“极右派集团”的首领、“反动分子”，并向蒋介石建议将陈立夫赶出国民党政府，但蒋介石没有接受。
陈立夫及其领导的CC、中统在处心积虑挑起国共全面内战后，陈立夫又在随后召开的所谓制宪、行宪国民大会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国民党争夺权利的闹剧中，陈立夫本人也被搞得焦头烂额。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在事隔多年后还心有余悸，感叹说：“过去在南京呀，那哪里是人应有的生活呢？”
国民党的制宪、行宪闹剧搞完了，陈立夫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蒋介石捧上了总统宝座，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也为期不远了。
CC除了反共，同时也是蒋介石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的利器。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为“介叔” (因蒋介石与陈其美是结拜兄弟，故陈氏兄弟称蒋为“介叔”)的国民党领袖宝座，陈氏兄弟指挥庞大的CC军团冲锋陷阵，使出了浑身解数。对于反蒋的人，陈氏兄弟的CC系是毫不手软的。CC分子刘不同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一个派系，其区别于其他派系、为人所侧目者，乃缘其居要津、掌枢要，为蒋介石所宠信；而又握有特务组织，能以莫须有罪名陷人于图圄，致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为蒋家王朝中最反动的一伙。”
二、国民党特工创始人
说到国民党特务，一般的人往往会首先想到那个面目狰狞、凶神恶煞般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但实际上，陈立夫才是国民党真正的第一号特工头子。夏衍在故乡之忆》中写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浙江又出了蒋介石、陈立夫、戴笠。我的旧友宣中华、张秋人相继遇难，我就失去了和故乡的联系。”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浙籍上层人物众多，夏衍却只点了蒋、陈、戴三个人的名字，这是不难理解的。蒋介石不用说是国民党的总头子，而陈立夫和戴笠则分别掌握着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这是两个以盯梢、绑架、杀害共产党人为主要职责的庞大的特务系统。自然，陈立夫和戴笠成了夏衍回乡之路上的拦路虎，夏衍也就只好与故乡失去联系了。因此之故，夏衍也深深地记住了陈立夫和戴笠的名字。
1928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创办了中央组织部中央调查科这个特务组织，并由陈立夫担任中央调查科科长。中央调查科是国民党的第一个特务机构，所以陈立夫堪称为国民党特工的始作俑者。这个特务组织几经改变，中央调查科到中央调查处、特工总部、军事委员调查局一处、中央执行委员调查统计局、中央党员通讯局、“内政部调查局”，名称和隶属关系几经改变。陈立夫只担任了中央调查科的第一任科长，为期仅数月，但中统特务组织的历任头头均为陈立夫的亲信，所以不管中统组织的名称和隶属关系如何变化，都始终掌握在陈立夫手中，陈立夫是中统的后台老板。但也正因为陈立夫是退隐在幕后操纵中统，所以他的特务身份就不那么显眼，不像戴笠是一个亲自披挂上阵的纯粹的特务头子。
陈立夫说：“调查科是我创办起来的，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部门。”确实，中统是为反共而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说：“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抗战后，表面上转向团结，但是先暗斗而后明争，这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便由限共、溶共而转到取消共产党。他的特务政策，也与这三时期相适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央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的统计，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32年以前，全国至少有100万以上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其中仅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共计33．7万余人。又据陈立夫的特务系统统计，从1928年至1930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共逮捕中共高干19人、中级80人，下级及普通党员15000人。中共元老董必武1945年春在延安的一个报告中也说：“陈立夫对人讲：北伐时共产党在国内横行，他做了组织部长，把党内纯化了，把共产党打击了，在他们区域彻底把共产党清除了，捉了共产党员两万多，干部四千多，中央委员有三十七八个。这种说法有无夸大？把我们牺牲的人计算起来，说两万多没有夸大，干部也无夸大，中央一级的都有名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中共负责人仍幻想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城市武装暴动，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为此，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与陈立夫领导的“中央调查科”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特别是其中的顾顺章叛变事件，陈立夫差点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网打尽。陈立夫为此多次炫耀，只差5分钟，他就抓住了周恩来。中统和国民党军、警配合，多次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破坏，中共早期一大批著名领导人，如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彭湃、何孟雄、李硕勋、罗登贤、林育南、杨殷、杨匏安等都是牺牲在中统和陈立夫手中；而顾顺章、向忠发、李竹声、盛忠亮等一批早期的中共负责人则在被中统逮捕后可耻叛变，摇尾乞怜。顾顺章且向陈立夫等献计，要一网打尽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但在顾顺章的价值被利用完后，中统却把他当狗一样杀了。
蒋介石在特工问题上，也同样担心陈立夫的中统势力过于强大。1931年，经蒋介石批准，蒋的侍从室秘书邓文仪收罗一批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和托派分子，如王新衡、严灵峰、程一鸣、谢力公、顾子载、陆遂初等，设立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邓文仪任课长，这是蒋介石在军方建立的特务机构。1932年，蒋介石又让力行社成立特务处，戴笠任代处长，后转任处长，1934年，蒋介石借南昌机场纵火案撤销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职务，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戴笠的力行社特务社。
陈立夫开始一心想把戴笠的特务处也抓到自己手里。1934ff陈立夫呈请蒋介石批准设立军事委员会情报局，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任副局长，统一指挥党方和军方的特务机关，CC的中央调查处、特工总部改称第一处，徐恩曾任处长；力行社特务处改为第二处，戴笠任处长；另设第三处，负责邮件新闻检查，陈焯兼处长。1935年，军事委员会情报局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陈立夫、陈焯任正、副局长，第一、二处处长未变，第三处改由丁默郦任处长。陈立夫原本想把党方和军方的特务机构都抓到他手里，但蒋介石历来是以派制派、分而治之的，他怎能放心将两个特务系统都交到陈立夫手里。因此，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后，戴笠的第二处名义上要受陈立夫指挥，但戴笠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根本不容陈立夫这位局长过问第二处的业务。陈立夫也知趣，知道由他一手抓特务机关是不可能的。陈立夫为此自我解嘲地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先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因此，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
军统这个特务系统的名称也几经变化，由力行社特务处，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国防部保密局。从1932年至1946年，军统一直是戴笠负责。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机殒命后由毛人凤负责。军统成立后，蒋介石扶植军统压制中统，致使军统后来居上，声势超过了中统。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还亲自下令，让军统独揽“肃奸”大权；到国民党政权即将覆没之时，蒋介石又紧紧依靠毛人凤的军统到处屠杀共产党以泄愤。
蒋介石为何偏爱军统而冷落压抑中统？据中统特务分析，蒋介石任用特务头子，并不注重私德，而注重奴性。他要求特务头子必须百分之百地为他效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私打算。戴笠能够做到这点。戴笠办公室悬挂有他自撰的联语：“秉承领袖意志，体会领袖苦心。”秉承意志不难，体念苦心则难矣！蒋介石有些心中想做而又不能出之于口的事，戴笠均能替他做到；外界责难，戴笠一人承担。而且戴不争名位，论军衔，戴笠直到摔死前才晋升为少将；在国民党内，戴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不是。而在戴笠手下的特务喽罗中却有中将和中央执行委员，这是戴笠不要名位的实证。因此之故，尽管戴笠在私生活方面荒淫无耻、奢靡无度，蒋介石对他却宠信有加。
中统的特务头子徐恩曾、叶秀峰却不同。中统特务分析说，戴完全是流氓作风，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戴与蒋介石的关系完全是家奴与家主的关系；而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叶秀峰与蒋介石的关系则是部属和长官的关系。徐、叶都带有旧知识分子气味，有谄媚事上的一面，亦有宁可丢官而不屈的一面，不像戴这么死心塌地奉蒋为家主。而且他们不满足于做单纯的特务头子，对政治感兴趣。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徐恩曾高票(仅次于陈立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仅使CC圈子里的人为之侧目，也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徐恩曾以后的历任局长，叶秀峰、季源溥都喜欢搞政治，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徐恩曾还一度有意出任经济部长，在蒋介石看来，这都是“不务正业”，因而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再则，中统的历任特务头子都是CC出身，还要听命于陈立夫这个后台老板，他们以陈立夫为第一老板，而以蒋介石为第二老板，更让蒋介石感觉中统不完全属于自己，故蒋介石扶军统压中统。到20世纪4JD年代，军统的声势和活动能力完全盖过了中统。以至于人们一说到国民党特务，就会想到军统，想到戴笠和毛人凤，而遗忘陈立夫这个中统的后台大老板。
三、国民党官方文化特务活动的总司令
蒋介石给CC划定活动范围，除各级党务部门外，还有文化教育部门，CC分子不断涌向文化、教育部门，陈立夫自然成为CC文化活动的总司令。 毛泽东说，我们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武装部队，一支是文化部队，这两支部队是互相支持的。在蒋介石坐镇武汉、南昌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陈立夫则坐镇南京、上海，对中共领导的进步文化界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化“围剿”。陈立夫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若说做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作为CC文化特务活动的总司令官，陈立夫有理论(即所谓“唯生论”)、有纲领(即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有种种具体行动——建立文化特务机构，占领教育阵地，查禁书刊，乃至对不驯服的文化人实行肉体消灭政策等等。
1927—1937年，作为CC文化特务活动的总司令，陈立夫指挥CC和中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围剿”，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是鲁迅，那么这场“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双方的主帅就是陈立夫与鲁迅。
陈立夫发动文化“围剿”的手段，一是严密的出版审查、书报检查、新闻邮件检查，查禁所有进步书刊；二是利用中统和上海帮会流氓头子杜月笙得意门徒陆京士的“工人行动队”(黑衫暴徒)捣毁书店、报馆，直至对左翼文化人实行肉体消灭政策，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就是在陈立夫领导的这场文化“围剿”中牺牲的。禁书、禁报、抓人、杀人，是陈立夫文化“围剿”中所采用的主要手段。
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夏衍说，陈立夫发动的文化“围剿”在1934年达到最严酷的阶段，这年2月底，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查禁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柔石、丁玲、胡也频、周扬、华汉、冯雪峰、阿英、马金、高语罕、蒋光慈等28人的著作，凡是他们的作品包括翻译作品一律禁止，这种“格杀勿论”的政策，是相当严酷的。在这场严酷的文化“围剿”中，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也受到了沉重的压迫，浙江的CC分子许绍棣、叶溯中联名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但不知何故，陈立夫和蒋介石最后并没有对鲁迅下手。
陈立夫在发动对左联文化运动“围剿”的同时，还发起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提倡建设一种不包括民权主义在内的“二民主义”的法西斯文化，这是一种崇拜德意法西斯的思想，因为这个口号的反动性，而且CC本身多党棍、没有几个像样的文化人，喧闹一时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也就不了了之。
对于陈立夫领导的文化“围剿”，曾经是陈立夫“围剿”对象之一的夏衍说：“这十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开创时期，这十年，也是年轻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粉碎了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时期。到今年，参加了筹组‘左联’的12个人，幸存下来的很少，连‘左联’的发起人，在世的也为数不多了，我们算是参加这场斗争的幸存者。我说不出在这场斗争中牺牲了的殉难者的人名，他们之中有人留下了姓名，有人连姓名也不被人知道，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的则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不计成败，用血、汗、泪和生命，和中外反动派作了殊死的斗争，这些青年人走过弯路，也犯过错误，但是也正是他们，打退了三十年代的‘文化围剿’，也就是他们，埋下了四五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的种子。”
1937—1945年是抗日战争时期，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将CC势力进一步引向教育，大搞“党化教育”。因为国共合作抗日，陈立夫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搞文化“围剿”，但CC通过他们控制的三个机构防范进步文化人，搞思想言论统制。一是张道藩主持的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二是潘公展任主任委员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会，三是李中襄任所长的战时新闻检查所，通过严密的图书杂志审查和新闻检查，以控制国统区的舆论以及查禁进步书报。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指出：“西西派(即CC)是我们在民众运动中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强硬对手。”中共领导的进步文化界为此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斗争依然是激烈的。到解放战争时期，陈立夫领导的文化“围剿”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查封报馆、书店，查禁进步书刊，捕人杀人继续进行。著名的“文萃三烈士”就是中统的“杰作”。
四、陈立夫承担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责任，被“放之四夷”
蒋介石的政权是以美国为后台靠山的，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成盟国，美国成为蒋介石政权的主要施舍国，美国政府的一言一行，都对蒋介石产生重大影响，说华盛顿打喷嚏，重庆、南京就发烧，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那么，美国上层又是怎样看待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领导的CC系的呢？
应当说，无论在政党理念，还是具体作为上，美国的政党政治观念与国民党CC系相去甚远。因此，美国人对CC的印象最为恶劣。首先起而攻击CC的是美国驻华新闻记者、驻华使馆外交官员。他们抨击CC搞“思想统制”，认为CC搞的一套基本上是法西斯性质的。抗战胜利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等都加入了对CC的抨击行动。马歇尔认为CC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是“极右集团”，CC是“反动分子”，陈立夫是“反动的CC派首领”。司徒雷登则称CC是“国民党内的极右派”。司徒雷登和马歇尔都一再建议蒋介石驱逐CC系。马歇尔在与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谈话时，“着重指出从政府机构内排除占有统治地位的军人集团和反动分子的必要性”。总之，在美国人看来，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简直与法西斯没有什么区别。
在国民党同僚看来，CC又是怎样的形象？
黄埔系的张治中是公认的蒋介石亲信大员。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对CC做了如下的评价：“至于CC系，本来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腐化党政、压制民主、阻碍进步的小集团，是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深恶痛绝的。”
贺衷寒是复兴社政工系统的头子，一直以黄埔学生的政治领袖自居。1945年1月18日，贺衷寒生日，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组长唐纵前往祝贺，两人谈起CC系和政学系。唐纵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贺衷寒的看法：“君山(贺衷寒字君山)表示，CC与政学系二者比较，CC在思想上比较与我们接近，但其关门主义，吾人不能容忍；政学系可与联络，而非合作，吾人不能为政学系而打倒CC，吾人应有独自之立场。”在贺衷寒看来，CC的缺陷是“关门主义”。
钱昌照是蒋介石早年最主要的幕僚，长期为蒋介石主持资源委员会这个庞大的重工业部门。《钱昌照回忆录》对CC有如下的评价：“我们历来是不分领域的，但有一个戒条，即是CC分子是排斥在外的。CC的人阴阴沉沉，民间称之谓‘党棍子’。他们和中统分不清，所想不是搞工业，而是属于孙中山所说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的反面人物。”
缪云台是著名的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对CC作了如下的评价：“提起当时的国民党，实在使人头痛，从省党部、县党部的人员来看，都是一些不正，无事生非，老百姓所不齿的人。我不仅自己不入党，在我所负责的机构中，除了合作金库之外，都没有接受过国民党的调训，国民党员也很少。”
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内政部长的李汉魂说：“全国最不进步(的)是党，其次是政，若军事比较尚算较好。”
总之，没有人说CC的好话。CC形象不好，陈果夫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悔恨的心情。他写道：“余办党务约七年，可说有罪无功，但言组织，组织而不注重训练，致党员不知组织之运用，至今不能健全。虽原因系多方面，而余总不能辞其咎。”陈果夫又写道：“吾人办党务多年，共党辈至今尚重视吾人之力量，且不断向吾人攻击；但自己想一下，颇感惭愧。因党的宣传不如人，党的训练又不如人，致受共党甚至其他无人之党之欺凌侮辱，实在无以对前辈，无以对死者。今后应如何努力，亟须与改进也。”
陈立夫没有他兄长的“谦虚”，从没有表示过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与他
有关。直到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成败之鉴》，虽然将他的“领袖” (蒋介石)数落了一番；但对于他本人，仍只是表示了“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的态度。
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踞台湾后，对大陆时代的班底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算。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蒋声称，为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惟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以重新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蒋认为，国民党失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要负主要的责任。在台湾改造国民党，陈家兄弟成了“改造”对象。陈果夫已病人膏肓，蒋不忍再去惊动他，而年轻力壮的陈立夫则成了主要的整肃对象。
蒋介石曾当面对陈果夫说：“你做一部分政治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果夫不服气，反问蒋：“现在中央谁做得好？”蒋如何回答，不得而知，但蒋对陈果夫的不满于此可见。CC骨干分子许绍棣在去台前说：“国民党弄成这样地步，‘老头子’自己要负责任。国民党分崩离析，陈立夫不能辞其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国防部长”、“国防大学”校长的徐永昌，在其日记中多处记下了蒋介石对陈立夫的不满。其中一则写道：“蒋(介石)先生大恨陈立夫办党无效果。”在另一则日记中，他又写道：“蒋先生在南京时已恶CC派之无能，到台后CC派愈为(三青)团方排挤，所以前时陈立夫之出国，无宁是放之四夷。”
陈立夫向蒋介石主动承担了责任，但陈立夫认为，党的失败，他兄弟俩负责；但军事失败也应有人负责。其言外之意是要把陈诚也拉下来。陈立夫的意见看似公平合理，但蒋介石却不可能接受。不是陈诚没有责任，而是因为军事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如果清算军事失败的责任，首先就会清算到自己头上。蒋不但没有清算陈诚的责任，而且要重用陈诚，让他担任“行政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成为台湾当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蒋介石对陈立夫与陈诚的处理相去千里，陈立夫心中又怎能平？但受重用的陈诚于1965年3月因肝病去世，享年仅68岁；而离开了政治是非圈的陈立夫却活到2001年，享年10l岁，成为长寿老人。可见一个人的得失是难以下结论的。
五、陈立夫晚年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
以1950年为界，陈立夫的百年人生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50年是求学从政，是政坛呼风唤雨的巨头；后50年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士。”
1950年至1969年，陈立夫“流放”美国18年，这是陈立夫自食其力的阶段。他办过养鸡场，也做过“陈立夫皮蛋”、“陈立夫辣椒酱”。小本生意，据说还不足以维持一大家人的开销，在台北的蒋介石不时雪中送炭，赠送陈立夫一笔不大不小的美金，以解其燃眉之急。离开了官场，陈府虽偶有旧属故友前来拜访，但与昔日的门庭若市、门户为穿的情形比起来，已是冷清得多了。但陈立夫夫人孙禄卿却认为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更有意义，她很有感慨地说：“别看我们现在这样忙累，我倒觉得这是人的生活。”
到20世纪60年代，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站稳脚跟，蒋经国继承“大统”也已成定局，蒋介石这才想起昔日为蒋家天下出过死力的陈立夫，在蒋介石的恩准下，陈立夫于1969年回台北定居。
回到台北后的陈立夫，虽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这毕竟都是名誉性的职务。当然不能说陈立夫在台湾当局中一点影响也没有，特别是蒋经国任“总统”期间，据说蒋氏经常就一些重大的人事问题向“立夫兄”移樽就教。
陈立夫最后30年的主要工作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中医药文化。他先后担任了 “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先后出版《四书道贯》、《人理学》、《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道德伦理思想》、《国父道德言论类辑》、《从根救起》、《迎头赶上》、《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中国文化概论》、 《陈立夫儒家研究言论集》、《中国文化之科学解析》、《五笔检字法之原理应用》、《四书章句速检》等3嘟著作。就笔者所见，其中的《四书道贯》和《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已由中国大陆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陈立夫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学者陈秀惠的笔谈则以《陈立夫访谈录》作为书名，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陈立夫晚年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出于对台湾现状的忧思。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台湾当局为与祖国大陆对抗，一头栽进了世界霸主美国的怀抱，台湾事实上被纳入了美国势力圈，迅速美国化。当今的台湾已是高度西方化、商业化的社会。台湾西化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台湾报刊不时有“台湾社会价值观的迷思”之类的文章发表，称台湾为“贪婪之岛”。陈立夫曾经惊呼：“中国文化在台湾连根都快没有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陈立夫致力于在台湾岛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看做是对台湾社会中国传统价值观迷失的一种反击行为。
在弘扬中国中医药文化方面，陈立夫也做了很大努力，他从1972年起一直担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为中医药在台湾扎根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功不可没。
陈立夫晚年最牵挂的还是海峡两岸的统一。1986年，他应邀担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为了探索海峡两岸统一的途径，陈立夫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从最初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到“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以及“国共第三次合作，打击台独”等。李登辉上台后，一步步滑向“台独”，胡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搞“两国论”。据接近陈立夫的人说：“自李登辉‘总统’提出中国国民党是外来的政权和两国论之后，他老人家常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安危感到无比忧心而常叹气，深感难过。”陈立夫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肃戎等一道，为反对“台独”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2000年6月16日，在中国国民党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第四次会议上，陈立夫与梁肃戎等联名向大会提案“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主张通过国共第三次合作，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台独”，防止分离主义分子的阴谋得逞。这可以说是陈立夫的最后政治交代。
晚年的陈立夫，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心系祖国统一大业。作为一个中国人，认同中国文化，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探讨中国统一的途径，都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