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历来被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地位之尊贵名声之显赫没有任何一部典籍能与之相比。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孑乙子晚年喜“易”并作《易传》，为传承《易经》这部以“仁”为主线，充满唯物主义哲学理念，并含纳政治、军事、行政等各个方面的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留下了一个两千多年的《易经》情结，《易经》之梦。在秦汉准确地说是汉代留下的《史记》《汉书》《左传》《说文》等重要古籍中对《易经》都有涉及，足见其影响之大，根基之深，被奉为“大道之源”并非徒有虚名。
但是《易经》的身份却被称作是一部卜筮之书，俗称“卦书”。这多少与它的尊贵地位有些不太相符。占卜是偶然与必然的概率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奉为至尊的地位毫无疑问它不能体现其价值，只能算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生成的文化，它对社会的影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成果的突破逐渐减弱。
多有学者认为《易经》的内容涵盖的是哲学、政治、军事、自然科学等多类学科集一身的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综合性著作，余敦康教授在《易学今昔》中对《周易》的本质做了如下的论述“……卜筮不过是他死的躯壳，哲学才是他的本质，……《周易》是一部科学著作，其蕴涵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吻合，……《周易》是一部史学著作，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易学今夕》05.6第一版)余教授对《周易》，准确地说是对《易经》本质的论述，代表的是易学界，学者的普遍的看法，是金玉之论。
但是《易经》的占卜与它的身份总是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不相符的感觉。尤其是当我们在史书中查看它的来历的时候，发现有关《易经》与《易传》的记述疑点颇多相互矛盾，为此有必要对这些疑点和矛盾进行论证进而解开《易经》之谜。
一、《易经》与“八卦”的阴阳理论学说没有必然联系。所谓《周易》的卜筮理论是西汉专制的封建皇权为打造“受命于天”的神话，精心为《易经》设计的外套，其目的是掩盖《易经》中“以民为本，以仁为本”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认识《易经》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八卦”。只有对“八卦”的生成过程及其内涵做深入的解剖才能正确地给《易经》定位，才能揭开《易经》的第一层神秘面纱。
“八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为伏羲氏始作，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具有哲学理念的文化遗产。《易传·系辞下传》第二章对八卦的起源做了简要的介绍“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上古的初民作八卦伊始就不是空穴来潮，是通过观察宇宙，观察人的生存环境，对天象中出现的各种现象：闪电、雷鸣、风、雨，人和人的生存环境，地上能看到的各种事物进行总结归纳的结果，并用八个符号(也可以称为汉字最早的初文)来表示其含义，它的名称即是符号也是所指事物，三位一体并无其他附加的表述文字。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的是“八卦”最初的功能是卜筮。方法是，用“草棍”卜筮出天意“用以决疑”。这和今天在体育比赛中采用“抽签分组，掷币猜先”没有区别，是偶然与必然的结果，没有复杂的理论支持，体现的完全是“天意”。
但是，在《史记》中并没有关于运用八卦占卜的记录，只是在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善“八推”。在先秦典籍中也没有明确运用《易经》占卜的记述，“八卦”与“八推”有没有关系在学术方面目前没有论述，也从来没有引起过注意，但是按照文字演化规律的推断，这两个字肯定是有联系，将在后面详细的论述。
用八卦的环形排列表示方向和方位，是我们祖先的一大发明。其功能相当于现代的地图。
系辞下传第五章“万物出乎震，东方也。离者也……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系辞的作者虽然将乾、坤、坎、震、离、兑、艮、巽与八卦的卜筮功能混为一谈，但是他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方位概念，即我们所见到的文王八卦方位图，也被称为后天八卦图(见图一)。
现在我们先看看这八个字在殷周时期的含义是什么：
“震”：上边的“雨”在甲骨文时代(以下同)的本意是“雷”，雷在上古时期的初民心中与闪电一样有神圣地位，古人认为雷是神的差官专对人间不平的事发出警告，对做坏事的恶人发出警告，辰是危害农田的地下害虫(见“震”字详解，以下同)。帛书本作“辰”，
“艮”的本意是“阴险的人”。
“巽”的本意是归顺或顺服。帛书本作“箅”。
“兑”的本意是人开口高兴地笑。帛书本作“夺”。
“乾”乾的符号代表天，“乾”字的本意是太阳快落山时对天祈祷，乞求上天保佑。帛书本作“键”。
“坤”与申同，本意指的是天上的闪电。闪电在上古时期是被看作上神的化身，所以坤同神，代表的是上天的意志。帛书本作“川”。
“坎”指的是北方有大面积的土地，且人烟稀少。帛书本作“習”。
“离”的本意是用网去捕捉猎物，所以引申为狩猎的场所，帛书本作“羅”。
文王八卦中“乾”“坤”“兑”的方位正好在周族邑国西岐(今陕西省岐山县方圆地区)，用兑表示周族邑国族民生活快乐，而且有上天上神的护佑。而殷都朝歌在震(今河南省淇县、安阳地区)，会受到上天对他的惩罚(参见商殷黄河中下游部落活动简图)。如果把文王八卦图看作一张殷周时期的简易地图《易传·系辞下传》第十一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就一目了然地看清了其中的秘密。P1-3
本想写一部探讨八字算命文化的书，但是当追寻占卜起源的时候，发现了《易经》与阴阳理论本身根本没有直接联系。《易经》成书于公元前1066年前后，是西周王朝奠基人和缔造者姬昌所著，而阴阳理论直到汉初《淮南子》一书问世才基本完整地形成。易经的成书年代与阴阳理论的形成竟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差？带着这个疑问开始查阅相关的资料，在先秦的典籍中寻找有关《易经》的踪迹。先秦的历史原本在教科书中是学过的，但是为了弄清上述疑点只好仔细阅读《史记》与《汉书》中有关的篇章，但是疑点不但没消除反而越来越多，以致开始对姬昌其人和《易经》有了新的思考。
首先围绕姬昌其人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了《史记》和先秦典籍中关于所谓“太公”的扑朔迷离的身世。按照直接理解史记的看法，齐太公姜子牙事周不过十年有余，虽有大功贵不过周公旦，其封地于齐(与天齐，今山东东北大部分)，享天子礼，乐，与“周礼”已不相符，而司马迁将齐太公世家排在姬昌两位兄长之后周公之前，如无特别背景这样的排序有违封建之尊卑。
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提到了一部名是为《太公兵法》的书，这部书在后世的所有典籍中均不见踪影，这位太公何许人？除了一部神话的《封神榜》小说，后世很少有人问津，司马迁会杜撰出那么一本书吗？如果有这部书，它怎么后来又没了踪影？
按一般说法，《易经》是一部占卜用的卦书，毫无疑问姬昌就是一位长于算卦的先生，但绝称不上算卦的祖师。姬昌之前占卜活动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如称姬昌为祖师必然会招来非议，然而后人对姬昌却奉为“圣人”，西周王朝如此，即便是刻意贬周的汉代亦如此，其“圣”在何处？因为会算卦？为什么不先为自己算算，别去羡里受那么多年的思乡之苦啊！
圣人之“圣”绝不在于会算卦，《系辞·上传》第四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伦天地之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系辞下传第一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圣人之“圣”应在于此。
经过反复的考证后，最终抛弃了繁杂的八卦阴阳占卜理论，按照古文(甲骨文和金文)的字意破解《易经》的奥秘，相信这是正确的思路。凭心讲，直到书稿完成的今天，自己的信心也不是那么足。虽然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已经认定《易经》与阴阳理论没有关系，虽然已经认定《易经》本质是哲学、是历史，但是仍然信心不足。这种信心不足当然是来自多方面的，首先是要面对那么多的易学专家，思绪实在杂乱，怎么能想象得出这样的思路就正确呢？这至少是一个长达两千年的情结。其实不单单是我底气不足。国内的许多出版社的底气同样不足，但是退一步想，既然有了这样的思路为什么不拿出来让大家发表看法？为此应特别感谢团结出版社的支持。
《易经》，无论它是古代占卜典籍，还是人类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或称为政治军事著作，它都不失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它身上体现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当上古的初民面对威力强大的宇宙自然现象，既不知又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的祖先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感到迷茫无助的时候，选择占卜当然是决疑的捷径，就是今天谁又能说人类已经把宇宙空间的秘密全部探索清楚了？谁又能说，人可以完全不受命运的安排？占卜文化自然有它产生的渊源。但是被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它原本的确就不是源于占卜，而是在人类文明处于启蒙时期，占卜文化盛行时结出的满含唯物主义理念的硕果，其中的哲学理念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姬昌的唯物主义理念的产生和最终能达到一定的高度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实践，取之于实践。姬昌的祖先弃因种田“有功于天下”，被舜封为后稷，至祖父古公因受戎狄部族的攻击，带领族民迁至今陕西岐山一带开垦荒地，创建了以农桑为主业的姬氏部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为姬氏部族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加之古公“积德行义”，族民对古公都很爱戴，这对少年姬昌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古公重视生产实践，主张积德行义的长者风度是姬昌后来形成的，由“仁”而至“爱”，重视实践成果的唯物主义理念的根源。
“仁”在现代汉语中的含义是仁慈、仁义的意思，而在甲骨文中，它的本意应是人与人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时期应是对社会认知与思想领域的巨大飞跃。
我们不能否认阴阳理论对于哲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我们更要科学求实的思想方法去观察和思考事物。对《易经》的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承认它是哲学是厉史，另一方面陷在八卦的占卜理论中不能自拔，就像有一位学者批评的“公理婆理是非难分”“不近考古自断生路”“思维僵化不讲学理”“关门研学自我陶醉”“主观臆断妄说盛行”，这位学者的言辞固然有些过激，但是的确点中了当前易学研究的死穴。重视考古成果，用唯物史观的科学辩证法才是解开《易经》之谜的金钥匙。本书就是试图以全新的思考方法对《易经》进行的探索，是否合乎情理尚须学界批评指正，文中肯定有不少错误和遗漏恭请各界学者指教。
作 者
2006年5月1日
《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其影响之深远，流传之广泛，堪称“群经之首”。在当前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易经》的理论和思想，在哲学、艺术、经济、历史、科技、管理、军事等各个领域，突显出不可低估的价值。
本书是作者在借鉴前人和他人同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字学、考古学以及历史学的各项研究成果，对《易经》文本解读和研究的一次大胆尝试。书中对《易经》自西周到东汉所经历的遭际和嬗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提出了与传统大异其趣的诠释，其独辟蹊径的思路和结论，对传统研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读来令人解颐。作为一家之言。《易经揭秘》一书，在百家争鸣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相信会给广大《易经》爱好者以参考和启发。
本书是作者在借鉴前人和他人同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字学、考古学以及历史学的各项研究成果，对《易经》文本解读和研究的一次大胆尝试。书中对《易经》自西周到东汉所经历的遭际和嬗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提出了与传统大异其趣的诠释，其独辟蹊径的思路和结论，对传统研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读来令人解颐。作为一家之言，《易经揭秘》一书，在百家争鸣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相信会给广大《易经》爱好者以参考和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