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是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该书依据他的亲身经历，生动地勾画出了丘吉尔这位英国伟大首相在1945年至1960年之间的令人难忘的形象。从零距离的接触，描绘了他与疾病抗争以及从政治舞台无奈引退的全部真相。

本书英文原版初版于丘吉尔谢世的翌年(1966年)。一面世，即引发了轩然大波，造成极大争议。书中通篇对丘吉尔生活方式的详尽披露，引起了丘吉尔家人的强烈不满，也使医学界引发了对医生能否发表病人隐私的道德争论。反对者指责作者莫兰的行为违背了医生的职业准则——希波克拉底誓言，触犯了病人的隐私权；甚至要求英国医学协会开除莫兰。虽然这一要求最终未获同意，但伴随着本书的不断重版，对莫兰及本书的道德争议一直在继续。

本书根据2006年修订版翻译。修订版增加了初版中迫于压力删节的内容。在书中，莫兰纪实性地描述了1945—1960年期间丘吉尔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重点集中在1951年至1955年丘吉尔的第二届政府时期。记录了丘吉尔出人意料地在选举中落败，失去权力；东山再起，再次当选首相，重掌国家大权；斡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努力尝试结束冷战的全过程。真实地为读者还原了一位“最伟大的英国人”鲜为人知的平凡一面：幽默、坚强、博学多才，却又时而任性、慵懒、沮丧。既不为他唱赞歌，又不刻意护短，的确堪称丘吉尔晚年生活的最佳秘述。作为丘吉尔长期的私人医生、密友，丘吉尔随从中的核心人物，莫兰的叙述是可信的，这也是本书尽管存在极大的道德争议，但仍能从众多丘吉尔的传记中胜出，成为历史学家研究丘吉尔战后及暮年岁月惟一可靠来源的原因。

《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是一部杰作——尽管很多人谴责它严重背叛了病人的信任。

鸣谢

前言

序

第一部分 失去权力

 第一章 沉重打击

 第二章 开始康复

 第三章 恢复的一年

 第四章 预示耄耋

第二部分 首相在衰老

 第五章 第一次中风

 第六章 国王的病

 第七章 重返唐宁街10号

 第八章 北美之行

 第九章 从事我的职业

 第十章 胡乱应付

第三部分 永不屈服

 第十一章 新生

 第十二章 首相病倒

 第十三章 反击

 第十四章 为生存奋斗

 第十五章 马尔门的考验

 第十六章 首相轻松了

 第十七章 一个新的温斯顿预卜未来

 第十八章 现在该讨论莫斯科了

 第十九章 百慕大--希望又推迟了

第四部分 温斯顿和安东尼

 第二十章 首先他说在

 第二十一章 首相让步

 第二十二章 一颗疲惫的心

 第二十三章 安东尼最好接受

 第二十四章 煞费苦心

 第二十五章 首相和苏伊士问题的反叛者

 第二十六章 个人的意愿

 第二十七章 人生重负

 第二十八章 在伍德福德出错

 第二十九章 和谐与不和谐

 第三十章 原来还有你啊，布鲁特斯！

 第三十一章 天鹅之歌

 第三十二章 沮丧

第五部分 告别

 第三十三章 良好的意图

 第三十四章 结束伪装

 第三十五章 忧伤的神态

 第三十六章 生命行将结束

 第三十七章 德国向温斯顿爵士表示敬意

 第三十八章 身体虚弱

 第三十九章 损伤传奇人物

 第四十章 布伦丹的定论

 第四十一章 濒死的斗士

后记

译后记

1952年2月7日

乔治六世国王逝世了。在首相通过广播宣布国王驾崩之前，他叫他的听差来为他冲洗喉咙。以前经常是把C.P.威尔森叫来干这事，但这次有点不一样。威尔森对我这么说：

“通常他会闲聊几句，也许是‘再来一杯白兰地没坏处，’但今天他突然问：‘什么时候了？’‘8时40分，先生。’我回答。‘不，是8时43分。’他焦躁地斥责道。‘我们必须赶快。’我用普通的盐水喷他的喉咙。喷完后，他一声没吭就走了出去。‘他非常难过，先生，’贴身男仆说，‘午饭前还没什么。到他读讲稿时，似乎完全崩溃了。’广播后，他从书房里出来，没朝左右看，径直走进内阁议事室，把自己关在里面。”

首相花了一整天准备广播讲话。他把这事告诉了我。

“它不长，但有很多期待，包含很多内容。我不想让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觉。一星期之前公主离开时，我在机场见过国王。他很快乐，甚至洋洋得意，还喝了一杯香槟。我想他已经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温斯顿沉思片刻。“这是个完美的结局。他在100英尺开外射中了九只野兔和一只鸽子，随后，他和五位朋友一起吃饭，晚上又一起出去。有这样的造化，夫复何求？查尔斯，我希望你将来也能为我做这样的安排。”他笑了。“但别等到我告诉你才去做。”

他似乎说完了，接着，他又补充说：

“没有哪种体制会产生像君主政体那样的效益的。加拿大由于被称为自治领而十分感动，看一下公主到达那里时所发生的一切就一目了然了。”

1952年2月12日

今晚6点30分，首相第一次觐见年轻的女王。

“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温斯顿喃喃说道。他谈到他的广播讲话；作为反响有各种各样的人的来信。他们喜欢“与死亡同行”。讲话虽无多大创意，但似乎旨在“帮助人民”。葬礼上的军队得等上55分钟，但没人昏倒，也没人离开。他似乎认为这很奇怪，不同寻常，模糊地把它与重大场合联系在一起。政府花圈的一条挽带上写着：“献给英勇的人”。阿斯隆勋爵告诉我，这是温斯顿的手迹；他说王室很喜欢这几个字。

1952年2月21日

傍晚，我正要下去吃饭，电话铃响了，那是温斯顿的声音。通常是秘书先替他接通电话。

“你在哪里，查尔斯？我想见你。”

我看看手表，7点40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到海德公园门28号。”首相是不是要问我有关报纸上说的新任卫生大臣的事？他会不会再次提名沃尔特·埃利奥特？在晚饭前这样打电话不是他的习惯。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出租车停在海德公园门28号。一张陌生的脸来开了门。

“我想见首相。”

“这里是古巴大使馆，先生。首相刚才已经离开了。他在唐宁街10号。”  我赶到唐宁街10号，发现他穿着连衫裤工作服坐在床上。他注视着我，似乎对我挺感兴趣，想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一一这与他以往超然的、几乎是心不在焉的打招呼完全不一样。

“我很高兴你来了。一小时之前我醒来后，拿起电话，却想不起要说的话了。脑子里出现的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话语，但我很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这持续了大约三到四分钟。接着，接线员问：‘你是不是要接私人办公室？’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不是又要中风了？如果再次中风，我将不得不退出政坛。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某次演讲时发生，那就完了。我的脉搏正常，”他说着，把手指放在桡动脉上，“你现在摸摸看，查尔斯。”

我告诉他脉搏很好，很规则。

“血压有没有升高？明天你把血压计带来，看看血压是否升高。你能做什么吗？”

我说我去拿一些三硝基类的药来。

“那有什么用？”他询问道。

“它能扩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

“它会不会对我有害？”他有点害怕地问，“它不会使动脉破裂吧？告诉我，查尔斯，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想不出我要说的话？”

我解释说，他头上的一些小血管进入了一种痉挛收缩状态，因此流到语言中枢的血液循环减弱了。

“你得休息一会，或把事情安排一下，减少压力和负担。”

他仔细听着，然后说：

“我必须不断作出重要的决定，那些讨厌的决定。从没停止过。比战争时期更让人头疼。”

他站起身。

“我碰到克莱密怎么说？”我问。

“哦，来，我们去告诉她这一切。她感冒了，躺在床上。”

他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静静地听着，神情严肃，却十分沉着。他提出用他的车送我回去，但我谢绝了，说我想出去走走。我确实想认真地考虑一些事。过去，我曾冒过巨大的风险，他心脏病发作后，我让他继续呆在华盛顿；两年半前，他中风后，又让他呆在蒙特卡罗。但这一次必须得采取措施了。

当然，这可能是中风的预兆；如果是的话，我也无能为力，一切只能顺其自然。然而，几天后，我们又可以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了。那时如果没有形成血栓，只是动脉痉挛，那面对一个大脑血液循环已经不如过去的人，我们就得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他该不该辞职？我们能不能做些什么，帮他修补一下？议会的不信任投票正威胁着他，还有议会在预算案问题上的争吵在所难免，在这种时候，我知道他是断然不肯退出的。安奈林·贝文和他手下那帮人会说，他在麻烦面前逃跑了，因为，正如首相说的，周围有许多恶毒的人。我也知道，他已下了决心，在离职之前要看见年轻的女王加冕。他很清楚，安东尼现在接手不是一个好时机，他将为不得人心的紧缩措施负责。首相若继续干下去，有没有可能在未来6个月里中风呢？没有医生能回答；这只是猜测。即使我到他那儿，对他说“你必须辞了这份苦差使，否则你会有大麻烦的”也没有用。首相是不会被轻易吓倒而离开他的事业的。我开始明白，现在还不是叫他离开的时候。

P62-64

在两次对德战争中，我刚巧都远离了繁忙的生活，手头都有空余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在法国的战壕里几乎呆了3年时间，除了参加一二次战斗之外，我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营里的战士把事情办妥，虽然他们比我更适合战争。为了让日子过得充实，为了让自己在数年单调的战壕战争中得以自拔，我开始写日记。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用文字写成的日记。我的工作是要稳定军心。士兵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部队的军风军纪如何？那些似乎是我呆在法国部队那段时间里对我来说惟一重要的问题，在我的日记里，我开始寻找答案。带着对部队士气的思索，我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日记，时隔30年之后，它们被编辑印刷成了《勇气的剖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0年5月，丘吉尔先生当上首相后的几天，他虽然热情不高，还是接受我成了他的医生。我开始随他旅行，我的行医生涯也随之结束，并一去不复返。从此我将为我肩负的不寻常的任务付出全部时间。在某种意义上，这项任务与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作并无不同。只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紧张和压力对温斯顿·丘吉尔个人的影响。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他不止一次地来我这儿，抱怨身心疲惫，很显然，他几乎精疲力竭。但是在战后，当他寸步不让地战斗，面对一次又一次中风，奋力保持自己的政治生命时，他最需要我的帮助。“令我烦恼的是我的思维状况，”他抱怨说，“你研究这些东西，你肯定应该能做些什么。”

温斯顿知道，如果他需要我帮助，他不能隐瞒任何东西。我养成了习惯，当我坐车离开唐宁街10号，或首相的乡间别墅，或恰特韦尔时，我就记下他说过的任何话，有时就记在一个信封的反面，他的这些话可能帮助我找到他麻烦的根源。当天晚上，我根据这些笔记，写出和温斯顿的谈话内容[……]不过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出版。

很久以后，我出席剑桥大学凯厄斯学院，庆祝建院600周年的一个晚宴，我坐在G.M.特里维廉博士旁边，我不认识他，我想我俩当时和陌生人坐在一起都有些不自在。很长时间，我们默默地坐着。也许，这时他想到我是伦敦来的客人，不管怎样，他终于开口问了我一个关于丘吉尔的问题，但似乎并不对我的回答感兴趣。我回答他之后，他把椅子转向我，在半个小时里，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尽我的可能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是历史，”他说，“你应该把它写下来。”我试图告诉他，麻烦的是我是温斯顿的医生。他打断我，几乎是勾着我的脖子对我说，我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关于温斯顿的事实，让子孙后代知道这些事实是我的责任。“有关这个人的一切迟早会被人知道，这是必然的。让我们了解真相吧……”

直到几年以后，我才开始明白，不了解温斯顿的医疗背景，是不可能追踪他最后15年的生活的。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是他的身心疲惫解释了许多否则是无法诠释的事情——例如，他与罗斯福关系的恶化。玛斯菲尔德把温斯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冗长归于同样的原因。能够肯定的是，老年的开始和一次又一次的中风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作为反对党的领袖，后来作为王国政府的第一大臣，工作效率不是很高的原因。温斯顿在政治上德高望重自不待言，但这些细节是历史的一部分，在他的故事中也不应被忽略。

1955年4月，温斯顿退休后几乎毫不掩饰对生活留给他的东西的厌恶，历史学家可能断言这正好暴露其道德品行中的某一弱点。然而，这种苛评没有多少分量，除非充分谅解他的意志已经因老年和疾病而变得衰弱不堪。因此，让读者知晓他逐渐衰老的细节，不仅是应该的，而且对他是公平的。

然而，当温斯顿在政治上已风光不再，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不再认为他应负重大责任时，我开始怀疑，保存一部他丧失体力的编年史是否有意义。在他生命的最后5年，我出于习惯，继续在我的病例专辑里作详细记录，但除了两次令人担惊受怕的脊椎骨折和股骨骨折，我简短的日记并没增加多少内容。我认为应略去他辞职后，陷入对事情缺乏兴趣、处于冷漠状态的痛苦的细节，因为它们已不具有历史重要性。因此我的故事在他逝世前5年结束了。

正如我将告诉你们的，温斯顿曾经问过我，他应不应该早点退休。我没有回答，但反过来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在未来50年，我所起的作用将被如何评说？”我想我是惟一一个鼓励他干下去的人，虽然我知道，至少在他辞职前的一年里，他几乎无法胜任工作。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要求他退休；他们害怕他会做出什么有损名声的事。我认为这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会觉得，一旦他辞职，生命就完了，当他的生存没有意义时，他会不快活。我作为他的医生的职责就是尽我所能推迟那一天的到来。

人们是这样说查塔姆的：他的同胞充分意识到他们所欠他的，因此他们不想听到他的任何缺点。对温斯顿来说，情况同样如此。然而，他已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据说，一个传记作家发誓：一旦我决定写这本书，它的性质就不容置疑；我不能像仿造实验室的实验那样调节我的事实。即使已至耄耋之年，一个人还是会对表扬和指责很敏感，但他毕竟已领悟到，只要以真相示人，他就会被谅解。

“然而，出于对读者判断能力的极端尊重，”这种性质的所有事情都必须原封不动地摆出来。

摘自莫兰勋爵原版的序言

莫兰勋爵(1882—1977)全名查尔斯·麦克莫兰·威尔森，是英国最杰出的医生之一，英国医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于1920年一1945年担任圣·玛丽医院的医学院院长，1941年 1950年任皇家医学院的院长，1943年被册封为贵族。从1940年起，他担任丘吉尔的医生，战争中随丘吉尔一起旅行，战后一直追随丘吉尔，直到丘吉尔生命的最后一刻。

莫兰发表过几本有影响的书。《勇气的剖析》出版于1945年，该书主要研究现代战争对士兵心理上的影响，并讲述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军医的经历。描写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书《丘吉尔在战争中，1940—1945》，2002年由康斯塔布尔和罗宾森重新出版；《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初版于丘吉尔逝世15个月后，即1966年，该书披露了丘吉尔晚年鲜为人知的个人生活内容，也引起了学界对医生能否发表病人隐私的道德争论。本书是2006年由康斯塔布尔和罗宾森出版的修订本。

本书由上海电力学院谭震华和上海大学袁履庄翻译。

译者

2007年

“一部有关丘吉尔的宝典……一本个人回忆录，观察入微，笔触细腻，感人至深。”

《出版周刊》

“最使读者感兴趣的是，作者下笔之处，一再流露出莫兰勋爵对温斯顿爵士的一片忠诚。”

西瑞尔·康努利《星期日泰晤士报》

“发人深省、富有洞察力又极具人情味的回忆……在所有关于丘吉尔的书籍中，我没有读到过哪一本，在轻描淡写又直言不讳、颇有独到见地方面能与之媲美的……他记录了个人的所见所闻，既不溢美，也不饰非……确乎引人入胜。关于丘吉尔的其他书籍你可以不读，此书非读不可。”

约翰·巴克汉姆《周六评论辛迪加》

“这是处于心理不设防状态的穿着拖鞋的丘吉尔。如果伟大形象只在公众场合显露，那我们从历史长河中了解到的只能是一鳞半爪！”

乔治·麦尔柯姆·汤姆森《每日快报》

“丘吉尔作为一个凡人，既有坚强一面，有时又难免脆弱，其详细故事由当事人的感觉敏锐又知识渊博的朝夕相处的伙伴娓娓道来，世人当引为幸事。”

赫伯特·布莱克《波士顿环球报》

“对温斯顿其人最精彩的描述，有长处，也有短处，瑕瑜互见。”

爱德华·威克斯《大西洋》

“意志被证明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可贵的贡献。”

《英国医学杂志》

“这是一本高质量的书，读者兴趣不减，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宝贵见证。”

《每日快报》

“莫兰勋爵极其直率的颇具说服力的篇章毫无疑问将改变许多读者对某些战时领导人的看法，但对于温斯顿·丘吉尔来说，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只会因莫兰的秉笔直书而愈显高大……丘吉尔精神之伟大跃然纸上……”

亨利·C沃尔芙《芝加哥论坛报》

“欢快的文学风格……由完美的事件亲历者作出的颇具私密性的宝贵实录。”

凯瑟琳·高斯·杰克逊《竖琴师》

“以其对历史的贡献彰显其重要性……它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近代一个最伟大人物的了解。”

查尔斯·彼得利埃爵士《伦敦新闻画报》

“幽默，儒雅，对在紧要关头能鼓动士兵的那种人格力量的力透纸背的分析……对作为他护理对象的这个人的热爱和同情——凡此种种，均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巴利埃·皮特《书社》

“不管写皮特父子，还是写福克斯、伯克或沃尔浦尔的书，都不可与此同日而语。”

特伦斯·德·凡尔·怀特《爱尔兰时报》

“莫兰勋爵尊重历史，他所记录的和首相共同度过的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的岁月是对当年历史的一个贡献……”

《图书馆杂志》

“一种特具私密性的描述……取自历史舞台侧面的故事。”

米勒斯·A.史密斯《关联社》

“对温斯顿·丘吉尔生平及其所处时代的不可或缺的引人入胜的回忆。”

约翰·M.布鲁姆，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

“莫兰对于1945年以后岁月的深刻领悟很有价值……对人物性格的剖析鞭辟入里，即便时而有那么几分尖刻。”

戴维·雷诺兹教授《伦敦书评》

“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佳作，有意了解历史原貌以及一位力主时代沉浮的伟人生平的人士不可不读。其报道之直白或将招致非议。但恰恰是这种毫不掩饰的文风，连同作者以其真知灼见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秉笔直书的良好素质，才赋予此书更上一层楼的境界。”

爱莉丝·蒂克松·邦德《波士顿星期日先驱报》

“该书对丘吉尔的私密性描述无出其右……显而易见，作为一流的医学专家，莫兰勋爵极具睿智，他不仅从医学角度，也能从其他不同视角观察复杂的丘吉尔。他在政治上十分老练、成熟。即便在高层权力机构，他也有稳固的地位，因而他并不畏惧身边这位官高爵显的病人。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能书会写。于是乎，他的日记既有厚度又不乏含金量，且极具可读性。”

克利富顿·法蒂曼《当月书刊俱乐部新闻》